“客”是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中古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宗族、乡党为纽带的社会中，对族里而言，外姓是客；对乡里而言，外乡是客。实际上是指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者，因此“客”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地方强宗，以求托庇。
客的具体属性，与其前缀有关。
“宾客”泛指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隶属群体。
“上客”通常拥有一定的资望地位，是地方豪族的礼宾。
“谈客”利用口舌才华，充当军阀之间的游说者。
“奴客”则更加宽泛，随着任务的变化，而被冠以“部曲”、“田客”、“复客”乃至“盗贼”等名称，有时甚至会被直接简称为“奴”。
本文想就三国时代的奴客，谈谈这个特殊阶层的地位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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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奴客的前世今生
所谓“奴客”，顾名思义，即“具备了奴隶色彩的宾客”。他们不具备人身自由，属于主子的私产，在某种程度上与牲口无异。
在两汉时代，由于奴客自身的“财产属性”，因此往往需要被长期豢养，不得随意抛弃。然而实际执行时，又是另一幅面貌。
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释放奴婢”的机会，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美其名曰“还你自由”，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
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却谎称“为社会输送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汉书哀帝纪》
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汉书贡禹传》
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奴客”的称谓，见于史册较早，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关于“客”的卑微化，唐长孺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一文中有过详述。
唐老曾注意到，奴客大抵都是缺乏教养的无赖，他们替主子“干脏活，牟奸利”，乃至“作盗贼”。
（今陛下）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汉书五行志》
此处“票轻无谊”，即“剽轻无谊”，泛指亡命徒。看上去“客”的身份变化，似乎与他们的个人素质有关。
实际“客”的卑贱化，核心原因在于生活上依附于豪强，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在马太效应（也叫二八效应）的作用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丁税即人头税，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魏书司马芝传》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江表传》则记载，豫章太守华歆，在任内想要征发海昏县的丁户服役，但豪强“阻壁坚垒、断绝道路”，于是“太守欲发调一人而不可得”。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即华歆）所遣长吏……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指坞堡），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太守）发召一人遂不可得。--《江表传》
太守华歆，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可见对于地方豪强而言，这些“奴客”就是自己的私产。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他们是很乐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
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是近代的舶来品，但至少在两汉三国时代，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便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名言。
②从奴客到部曲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奴客可以有多种身份变化。
从糜竺与陈登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奴客身份的变化途径之一，便是从“奴隶”到“私兵”。
（1）糜竺
建安元年（）刘备与袁术大战于徐州广陵郡淮阴县，史称“争盟淮隅”。结果袁术勾引吕布，偷袭刘备老巢下邳，备军大溃，逃至广陵海西县。
在吕布、袁术联军的沉重打击下，刘备断粮，军队“穷饿侵逼，自相啖食”，命在旦夕。
（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英雄记》
千钧一发之际，东海大商人糜竺，带着天使投资从天而降，“贡献二千奴客，金银货币”。刘备赖此复振，逃出生天。
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糜）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蜀书糜竺传》
糜竺贡献的金银货币，无疑充作军费；而二千奴客，则是充作部曲。
所谓“部曲”，即“部”和“曲”，本身是军队建制单位，但在汉末魏晋时代，等同于私兵。部曲只听命于直系长官，无法越级指挥；他们只知有上司，而不知有皇帝。
糜氏家族是海东巨富，“僮客万人，赀产钜亿”。所谓僮客，实际在此等同于奴客。
糜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蜀书糜竺传》
换言之，在糜竺麾下的万余奴客中，有至少二千人，可以直接转化为部曲，丁壮比例大约占据了五分之一，不可谓不高。
糜竺贡献奴客二千不难看出，有相当比例的“部曲”本身便是从“奴客”衍生而来，因此严格遵循主奴关系，具备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
（2）陈登
再比如陈登，下邳豪族，世吏二千石。其祖父是太尉陈球，父亲是沛相陈珪，叔父是扬州刺史陈瑀，烜赫一时。
兴平元年（）陶谦死，陈登邀请好友刘备出任徐州刺史，刘备担心威不服众，陈登却笑称“愿为使君招募十万甲兵”。
“十万”无疑是虚指，但也能看出陈氏蓄养了大量奴客。
（陈）登曰：“公路（指袁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刘）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蜀书先主传》
吕布败亡前夜（），曹操、刘备合兵进攻徐州，彼时身为广陵太守的陈登，也从南方进发，协助联军围剿吕布。
《先贤行状》记载陈登“率郡兵为曹公先驱”。所谓的郡兵，即指陈氏在广陵与下邳两郡的部曲。
太祖到下邳，（陈）登率郡兵，为（曹）军先驱。--《先贤行状》
吕布覆灭后，陈登因功受封“伏波将军”，可见其麾下部曲，在战斗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登随着势力膨胀，甚至“有吞灭江南之志”，即渡江攻杀孙策。可见下邳陈氏的奴客质量，很明显强于东海糜氏。
（吕）布既伏诛，（陈）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先贤行状》
今欲为刘使君，合步骑十万从上述案例中，不难看出，豪族大姓能够把持地方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掌握了丁壮力量。
豪强们平日里利用奴客在田庄中从事劳作，为自己赚取血汗利润，遇到乱世便立刻化身为宗帅头子，将手下的狗腿子们武装起来，割据自保。
类似案例在《三国志》中多不胜数，诸如李通、卫臻、诸夏侯曹氏等地方豪霸，均蓄养大量奴客——和平年代用作劳力，战乱时期便充当部曲，四处征伐。
南方的“山越”、“宗部”、“賨人”指代的也是类似群体。山越即长江以南的避役百姓，賨人即巴蜀地区的板盾蛮，宗部相对泛指。
当然，如果奴客首领（部曲帅）没有接受地方军阀的招安，那他们往往会被冠以“盗贼”的称谓。
即使在相对太平的时节，许多披着官服的恶匪，也会指示手下的奴客从事劫掠活动。
比如曹洪、刘勋是曹魏勋臣，却“贵宠骄豪，放纵宾客在郡界数犯法”。
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司马）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郡）界，数犯法。--《魏书司马芝传》
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许县）界，数犯法。--《魏书满宠传》
曹洪有宾客在郡界，数犯法此处的“宾客”，即奴客部曲；“在郡界犯法”，则隐喻其从事强盗活动。
比如初平四年（）阴平守将张闿在兖州、徐州郡界截杀曹嵩，便被记载为“杀之于郡界”。
徐州牧陶谦素怨（曹）嵩子（曹）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后汉书应劭传》
这种“亦官亦匪”的行径，在西晋时期依然数见不鲜，比如荆州刺史石崇，便指使奴客部曲洗劫过路商队，因此富可敌国（见《晋书石崇传》）。
③从奴客到田客
大多数奴客，平日的身份是田客。
奴客虽然可以充作部曲，但以性别而论，奴客群体往往有男有女；以年龄而论，奴客群体又老少兼杂。因此能够服役的丁壮，比例不会太高。
举例来说，许褚青年时曾南下汝南，组织流民武装，替地主老爷们守卫坞堡，而坞堡中的人户，便兼杂男女。
汉末，（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馀人攻褚壁，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魏书许褚传》
再比如上节提到的糜竺，其万余奴客中，能够充当军人的，也不过仅有二千，约五分之一的比例；这还是在“四战之地”徐州境内。如果在相对和平的地区，奴客当中的丁壮比例应该还会进一步下降。
换言之，大多数奴客，其实无法成为部曲，而需要在主人的庄园中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生产。
比如糜竺麾下的“万余奴客”，平日里一定是在糜家的血汗工厂里辛勤劳作，不可能坐吃山空；否则糜竺就算坐拥金山，也喂不饱这一万多张嘴。
（1）田客
在曹魏的屯田制度中，大抵分为三类。一类是军屯、一类是士家屯、还有一类是民屯。
“士家“与“士族”无关，此处的士，专制士兵。换言之，士家屯田与军屯有相似之处，他们不仅承担着屯田任务，也在轮岗时负担着作战任务。
民屯免除徭役，屯客专事生产，但按照曹魏征收的比例（5-6成）来看，交足官家的份额之后，剩余口粮也仅能保证自己不被饿死而已。
更可怕的是，屯客如果自家无牛，而借用官牛，那受剥削的程度也便更重。
注：自持耕牛的分成比例为“官五民五”，借用官牛的分成比例为“官六民四”，这个比例在晋初分别上升至“官七民三”与“官八民二”。
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晋书傅玄传》
《魏书》中记载了大量屯客逃亡的案例，可见对屯客而言，所谓的“人身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实际是充当着稼穑工具，被牢牢束缚在辖区之内。
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魏书赵俨传》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魏书袁涣传》
屯民不乐，多逃亡无论是军屯、士家屯还是民屯，屯客的实际地位，与其说是佃户，不如说是农奴，在魏晋语境下，便是所谓的奴客。
（2）复客
奴客既然是官家的私有财物，那自然可以被随意赏赐。魏、吴的国志中有大量“赏赐田客”的记载。
这种被朝廷赏赐给大臣的奴客，被称作“复客”。
（潘）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吴书潘璋传》
复客是一种拥有特权的奴客，他们不受徭役征召，也不向官府纳税，可以专心从事生产。但需要特别注意，复客的特权，受益者实际不在自己，而在家主。
复客可以免除官府的徭役，却不能免除自身的沉重工作。他们虽然不替官府劳作，却需要替自己的主人劳作。说得直白一些，复客制度的受益者，实际是复客的主人，而不是复客自己。
三国后期，随着天下的逐渐统一，屯田制度日趋瓦解，复客被赏赐给大臣的相关记载也逐渐增多。
然而在奴客群体中，复客毕竟是极少数，因为这意味着朝廷让渡自己的权力，减少自己的税基。
因此，在魏蜀吴三国中（尤其是魏吴），有大量的大臣名勋，依然“私蓄奴客”，他们把庄园内一切奴客，都看作是复客，完全不接受朝廷的徭役征召。
举例来说，东吴大将程普、周瑜，便在自己的庄园内私蓄奴客，这些奴客既不造册呈报，也不替孙氏服役。
孙权对此，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得不加以安抚，发布敕令，称“关于将军程普、周瑜家的人客问题，以后不准再追究”。
后（孙权）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吴书周瑜传》
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孙权口中的“人客”，说得其实就是逃避徭役的奴客。可见周、程两家的私奴，实际上拥有了“复客”的地位，乃至国君都无可奈何。
因为复客只替家主劳作，而不承担官府的徭役，因此一个政权中复客的基数越大，官府的力量便越小。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豪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存在着根本矛盾。
那蓄奴问题是否有得到解决呢？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魏晋政府三令五申，称豪强权贵不得私募奴客，更不得拒服徭役，实际不过是一纸具文。
举例来说，西晋咸宁四年（），即司马炎称帝十余年后，朝廷还在孜孜不倦地下诏，表示“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
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其休假者令与父兄同其勤劳，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晋书食货志》
“侵役寡弱”说的就是豪族蓄奴，而“私相置名”指的则是将奴客诡称为复客，凭此拒服徭役。
可见直到西晋建立之后，“豪族蓄奴问题”都没有任何改善迹象。
其实司马氏在嬗代过程中，曾经多次将魏朝的田产、奴客赐予大臣名勋，记载甚多，出处非一。
不难看出，在奴客问题上，司马家族自己的屁股都是歪的，自然也无力要求其他人做表率。
④小结
奴客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土地私有制度，以及狭窄的上升渠道。
在出仕名额被地方大族垄断的社会背景下，缺乏背景的普通人，其晋升途径被基本堵死，社会阶层也完全固化，因此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特别差。很多穷困潦倒的人，甚至会自发“投充”，即卖身为奴。
与之相对，占有生产资料的富室强宗，天然处于统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的发起，最终大量的自耕农与中小手工业者彻底破产，沦为强宗豪右的门客。
当然，这群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名为宾客，实是奴婢，“奴客”的称谓，名副其实。
虽然在制度层面，两汉魏晋的统治者们，都曾假惺惺地制订过“保障奴客权利”的条款，实际是掩耳盗铃，一纸空文。
比如河内太守王匡，为了增强自己的统治权威，将河内大姓常氏抓走考掠，理由是“常氏殴打奴客，触犯法律”。
可见在两汉的法律中，家主不能毫无理由地伤害奴客。
（河内）太守王匡……考责钱谷赎罪，稽迟则夷灭宗族，以崇威严。（常）林叔父，挝客，为诸生所白，（王）匡怒，收治。--《魏书常林传》
但王匡的行为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河内大姓的极端仇视，换来了属下的离心离德，他们甚至认为王匡“无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将至”。
（王匡）苟无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将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魏书常林传》
从另一方面看，王匡自己便出身兖州豪族，他又哪里会真心同情百姓甚至奴婢呢？他只不过是随意寻个借口，杀人立威罢了。
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如是而已。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Thanksfor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