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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诗》流传和影响至广，以致每提起曹丕、曹植，首先想到的就是此诗。
在此诗传播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去曹植时代愈近，文献记载和引其作典的诗文愈少，晋时至今未见文献提及，刘宋时出现此诗，唐人不太重视之，赵宋时渐受推崇，南宋时著录和文人引用作典尤盛，此后遂真假难辨，争论不休。
出现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刘宋和赵宋时期是反曹浪潮的两个高峰。
千百年来，《七步诗》的传播为曹丕戴上了冷酷无情的面具，如其《莺赋》所述“痛密网而在身”。
笔者以为曹丕利用作诗来惩罚曹植，乃为小说家言，并非史实，也就是说《七步诗》并非曹植作品。
1、《七步诗》的不同版本皆源于《世说新语》
《七步诗》不同的四句、六句体主要源于以下记载：
（1）《世说新语·文学》载：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2）《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三载：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凼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
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文选》卷六十《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李善注引《世说》曰：
“萁在竈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后的类书和其他文献所录《七步诗》有六句和四句之别及文字差异，但大体源于上述记载。
由此可知，六句体最早见于《世说》；四句体最早见于《文选》李善注引《世说》；《广记》所录亦云出自《世说》。也就是说，《世说》乃曹植《七步诗》四句、六句的滥觞而非本集。
唐前和北宋初期流传的《世说》所载有关《七步诗》的条目疑有三条：
一是现在所见的《世说》传世本；
二是《广记》所载，包括《死牛诗》和《七步诗》。
《广记》载作诗情形，“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纵然曹植才华特出凡辈，在飞奔的马上如何写得成字？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二诗创作之伪；
三是李善注引的四句体。
李善注引原文时虽多节录，但皆有所本。他明著采自《世说》，或取四句体而弃六句体不用所致，李善删六句成四句的可能性不大。
《世说》中的这三条记载颇多自相矛盾之处。
2、《世说新语》本就不是信史
《死牛诗》的记录中包含有《七步诗》，却与另一《七步诗》文字相异。且同为《七步诗》写作场景有别，一为自愍，一为受逼。现通行《世说》乃经北宋晏殊删减，此次整理，宋绍兴本董弅题跋云：
“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
可见晏殊删并主要是“尽去重复”，疑将《世说》中《七步诗》重复的三条并为一。
王能宪先生说：
“经过晏殊的整理，《世说》无论正文注文都简练流畅得多了，这对于《世说》的流传无疑是很有益处的。但是，另一方面经过删并剪截，《世说》也就无复旧观了。”
就《世说》本身而言并非史实，其历史文献价值亦不如正史。
编纂乃采撷汉晋以来往事佳话、逸闻小说，并采《魏书》等史书，加上刘义庆本人的创作综合而成。
鲁迅先生说：
“《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幽明录》、《宣验记》然。”
裴、郭二家，指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鲁迅先生将《世说》与《幽明录》、《宣验记》等小说视为同流。
3、从《曹植集》的版本流传证《七步诗》之托名
曹植著作在曹魏中叶有两个本子：
一是曹植亲自编次的。
一是景初中魏明帝曹叡诏令编辑的。
曹植亲自编定作品目录，又有皇家宝藏之本，晋时其作品的流传和保存应比较完整，舛误不会太多。
《晋书·曹志传》载，晋武帝尝阅《六代论》：
问曹植之子曹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
从这则记载来看，曹植的作品当时和以后都有人假托而为，但在晋时他自编的目录还是起到了甄别作品真假的作用。曹植文名太高，虽然有人会假托，得到之人亦会更加珍视。
从诗歌的形式和风格来看，建安时期正是“五言腾越”之时，五言诗的创作还处于逐渐成熟阶段，检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可知，五言六句或四句并非当时的创作主流，风格相去甚远。曹植封东阿王是在曹丕去世后的魏明帝太和三年(年)，《世说》之《七步诗》记曹丕难东阿，也与史实不符。
4、《七步诗》创作场景与黄初中曹丕兄弟会面的情景不符
《七步诗》无论是四句、六句，都有一个创作场景，那就是曹丕践祚后兄弟二人会面之时。延康元年(年)，曹丕即王位，遣诸侯皆就国，“申著诸侯不朝之令”。
《晋书·礼志》亦曰：
“魏制藩王不得朝觐。”
考《三国志·魏书》等文献，黄初年间，兄弟二人见面机会稀少，仅有三次。
在这仅有的三次中，都不符合《世说》所描绘的作诗场景：
一是黄初二年(年)。
《三国志·魏书》不载此年曹植朝京师一事，盖乃无诏而赴京师，故略也，但我们可以推知。此年，曹植在封地临菑“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被监国谒者灌均告发。
这年兄弟见面，曹丕对着曹植“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令在场的卞太后“不乐”。
到京之后，曹植“待罪南宫”。
曹植在返回途中行到延津，因为卞太后干预，曹丕诏至：“知到延津，遂复来。”
曹植没有再回到洛阳，而是在延津接受安乡侯封号。黄初四年(年)，曹植所上《责躬》诗和表，有“抱衅归藩”之语，也证明他于黄初二年(年)曾朝京师。此年，曹植所犯之错，让曹丕有公开和充足的理由治其罪，没有必要用作法不成去惩罚他，还弄得自己“深有惭色”。
二是黄初四年(年)。
黄初二年(年)后，曹植回到封地开始自我砥砺。
黄初四年(年)朝京，本传有明确记载。在京期间，他对自己错误进行反躬，上《责躬》诗和表，言辞恳切：
“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纲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曹丕诏答日：“所献诗二篇，微显成章。”
曹彰因前“问玺绶”一事，没有允许见皇帝哥哥曹丕。曹植有幸被引入朝堂觐见。曹植言辞和行为皆如此卑躬，曹丕当不会用作诗来难为他。
三是黄初六年(年)。
黄初六年(年)，曹丕东征孙权，无功而还。回师途中，经过曹植封地雍丘，“幸植宫”。此次曹丕除增曹植五百户外，赏赐颇厚，“訾重千金，损乘舆之副，竭中黄之府，名马充厩，驱牛塞路”。兄弟相见气氛也不错，“欣笑和乐以欢孤，陨涕咨嗟以悼孤”。
他在《黄初六年令》中还专门提到监督其言行的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似在用曹丕对己之厚来提醒他们知晓他与皇帝哥哥关系亲密，看不出他对曹丕的半点怨言，有的只是舒解被王机等告发的愤懑。《七步诗》亦非此年所作。
再者说，曹丕身为皇帝手握大权，若惩罚曹植，可信手拈来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有时甚至不需要理由，没有必要用作诗不成“行大法”。
如杀丁仪兄弟和杨俊完全挟私怨而为之。曹植乃卞太后少子，“最爱之”。曹植犯法，曹丕要惩罚不可能隔过这道门槛。
为治曹植罪，曹丕召集公卿大臣共议，然后让卞兰将结果告知卞氏。兰为卞太后的侄子，卞氏认为不会欺她。从曹丕当上太子后，卞兰政治上开始转向他，二人关系较为密切。卞兰转达的肯定是曹不的意见，故卞太后听过卞兰陈述曰：
“不意此儿所作如是，汝还语帝，不可以我故坏国法。”
曹丕先用卞兰作为一道防线，等到卞太后见到曹丕时，“不以为言”，也就是没有替曹植说情。
从曹丕兄弟二人争夺继承权的过程来看，曹丕的政治谋略高于曹植，他不会用作诗的“笨”方法去达至政治目的。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曹植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十万言，“善属文”。曹操每次召见他们兄弟，曹植均表现不俗，“进见难问，应声而对”，“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故“以才捷爱幸”。
曹丕对曹植的文学才华，尤其是其“才捷”之能多次领教过。曹植就是因其才华，才具有与曹丕争夺继承权的资格和优势。
这些往事，曹丕怎能忘却，如用作诗“为难”曹植，岂不自取其辱？
谈到《七步诗》的真伪，叶嘉莹先生说：
“我以为这个传闻并不可靠。因为以魏文帝这个人，从他的文章来看，从他的作风来看，他不会做这样的事。这还不是说他仁慈不仁慈，以他的智慧才略，就是要杀死曹植，也有别的办法，绝不会用这种笨办法。”
5、《七步诗》的诞生和传播与两次反曹高峰有关
魏晋禅让，最高权力再一次实现温和更迭，司马氏认为承续的是曹家正统，故对曹氏后人还算礼遇。陈寿修《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对曹丕持论较公。
有晋一代至今未见有关《七步诗》的任何文献。《七步诗》的创作和传播是与曹氏父子在历史上的形象变化互为因果的。
第一，刘宋时期，反曹风气出现一个小的高潮。
晋室东渡后，中原地区为少数民族统治，使隅居江南的中原人心怀不满。
帝统传承要按照五行顺序依次传递。《史记·三代世表序》：“始终五德之传。”
《索隐》曰：“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传次相承，终而复始。”
故秦以水德王，汉以火德王，魏乘之，以土德王。蛮夷之主，本来就在中华王位传承的体制之外，他们没有汉人明确的五行更替顺序，只是新学新用，北魏政权如曹魏一样以土德承续华夏正统。
显然，拓跋氏所建立的魏是在延续曹氏天下。拓跋珪谥号太祖，拓跋宏谥号文帝，与曹操、曹丕同，这些都多少受曹氏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据晋明帝司马昭“黄须鲜卑奴”事实，进一步由曹彰的须黄推论道：“（晋）明帝之母荀氏来自燕代”，而《三国志·魏书·卞皇后传》称卞氏为“琅邪开阳人”，“本倡家”，“则卞氏亦有可能是自燕代流落到琅邪的鲜卑人。
后来又流落到谯县，为曹操所纳，曹彰须黄，当是鲜卑血统遗传在曹彰身上的表现。卞氏、荀氏都曾在琅邪居住，这不是偶然的，看来琅邪的鲜卑人不少。”
鲜卑的尊曹与曹操后人的鲜卑血统确有一定的关系，但却使流离江南的中原民众反曹暗流更加强大。
刘宋王朝的创始人刘裕乃“汉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孙”。
曹氏从刘家手中取得天下，故刘裕对曹氏心存怨恨。
王季思先生对曹操在刘宋时期的形象变化作过梳理，他说：
“《曹瞒传》是东吴人写的，吴魏世仇，因此在传说中把他写得十分奸诈刻毒”；“到了刘义庆作《世说新语》时情况又有了改变，那就是形容曹操奸诈的传说已占了压倒的优势，而称赞他的才能的却越来越少了。”
王季思先生也认同郭沫若先生的观点，那就是对曹操形象不利的传说五世纪已经形成。而曹丕是帮助曹操实现其政治理想者，他的形象总是与其父捆绑在一起的。
刘宋王朝的贬曹，也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
刘义庆为叔父刘裕所爱，著《世说》对曹操父子多有贬损。除《七步诗》之外，《世说》还记载曹操、曹丕争夺甄氏等事。
再有，为《世说》作注者刘孝标同为刘氏后人，乃“汉胶东康王寄之后也”。《世说》中记载《七步诗》不足为怪，此乃从文学角度夸大曹氏兄弟矛盾，丑化他们形象的一种手段。《七步诗》疑为刘义庆所作，或经刘孝标加工而成，不论谁作，托名而作应是真的。
第二，赵宋时期的反曹之风。
唐初，李世民对曹操的评价较高，称他“若无多疑猜人之性，几为完人也”，但他也站在统治者角度对曹操的“无君之迹”予以挞伐。曹丕的形象和在后世的接受总是与曹操联系十分紧密。曹操的被推崇，也表明曹丕的正面被接受。
延至两宋，曹氏父子的功绩渐渐无人提起，并被乱臣贼子的形象遮掩。赵匡胤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赵宋的建立，其实也是“禅让”结果，但他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再“禅让”他姓，故用“杯酒释兵权”的温和办法解除武臣的军事权力，同时用文士制约军人，为封建集权制度的巩固又创新法。赵宋之后，各代再无禅让而帝者。
北宋时期，尊刘抑曹的风气渐盛。
苏轼赞曹操“故一世之雄也”，却又说其遗言是“非英雄之语，乃女子之状”，“其一生奸伪，由此可知”。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当时民众的反曹之风日盛。曹操父子的形象在有宋一朝，随着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程朱理学的兴盛，逐渐从唐时的被推崇到被唾骂，尤其南宋时期尤剧。
南宋时期，朱熹作《通鉴纲目》，不顾历史事实，径改《资治通鉴》以黄初承建安的纪年而以刘备章武代之。南宋朝廷指称曹操是“当今女真、蒙古胡虏也”。南宋末年，萧常因为父亲不满《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乃以蜀为正统撰《续后汉书》。
有宋一朝既然如此贬低曹氏，那么有利于污蔑曹丕父子的故事和诗作大行其道，亦无足为怪。
《三国演义》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出现又为《七步诗》的流传推波助澜。
郑振铎先生对唐代三国故事的流传只是一种推测，他认为“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已成为极流行的一种讲史了。”
刘宋、赵宋王朝的反曹倾向，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使《三国演义》成书夹杂着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崇刘抑曹成为作品的思想基调和主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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