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属于叙事史学，与近代史学属于分析史学性质不同。传统史学以叙述历史事实、保存历史记忆为基本职能，为了满足叙事角度的变化，形成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体等不同的叙事方式；为了适应叙事时段的选择，出现了通史和断代史等不同的叙事体裁。所谓通史，是指其叙事的范围不局限于某一个朝代，而是跨越多个王朝，按历史演进线索叙述历史的史书体裁，具有纵贯古今的特点；所谓断代史，与通史相对，是指其叙事限定在某一朝代的史书体裁，具有横截历史的特点。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不过是中国传统史学展示的方式而已。
通史与断代史之争
中国史学史上，出现过通史与断代史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论。唐代刘知幾重视断代，对班固十分敬重，而对司马迁颇有微词。针对有人称司马迁写通史“叙三千年事”只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西汉一朝“二百年事”却用了“八十万言”，因此“固不如迁”的说法，刘知幾批评道：“《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烦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指责司马迁的通史详略不当。至于班固，其《汉书》在取材《史记》的同时，删除其中的“烦芜”，如果让司马迁也来撰写《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那么“恐当作‘史’。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显然，刘知幾对“《汉书》断章，事终新室”（以上皆引自《史通·杂说上》）之断代为史的方法比较欣赏。
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推崇通史，对司马迁赞扬备至，而对班固抨击再三。他不断阐发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之“通”的思想，赞扬司马迁“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批评班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他反复斥责班固“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通志·总序》）。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也赞美通史，贬斥断代，指出：“惟太史公号称良史”，后来执笔写史之人“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他顺便对司马光的《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文献通考·自序》）的优点进行称颂。
惩于前人对郑樵和通史的误解，清代章学诚特撰《申郑》篇，并仿作《校雠通义》，以张大郑樵之学及其会通观念和通史体裁：“郑樵生千载而后，概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申郑》）
降至近代，通史与断代之争仍然不绝如缕。张舜徽重视通史，不太重视断代，曾批评当下学人弄不了通史，就弄断代，弄不了断代，就弄专题。然而，他在通史写作上，却未竟其功，以70岁高龄写出的《中华人民通史》，未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化境。相反，他为写通史，从专题入手，步入断代，写成的《清代笔记条辨》《清人文集别录》《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等，却备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