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金龙教授，绕不开的便是其成名作《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与九册本的巨著《北魏政治史》，二者奠定了张老师在魏晋南北朝制度史与政治史研究中的坚实地位。时至今日，因之而来的赞誉与荣耀仍在继续，但张老师对此却看得很淡。年《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修订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拿着这部沉甸甸的绛红色力作，就会瞬间明白，对于一位真正的学者来说，立得住的著作本身便是对辛苦付出的最佳回报，其他的头衔与名誉相比起来则显得无关紧要了。
年，张老师的一大工作重心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修订工程的最后定稿，办公室中堆积如山的版本校勘资料隐约显露出十余年艰苦工作的一角，不过却很少听到张老师述说其间的不易。仅在一次交谈中无意说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走捷径。”仿佛这么多年的修订工作如这句话一般轻松，又恰与办公室墙面上未经装裱的自写书法形成某种无声的映照：“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
此次访谈的形成要特别感谢陈其泰先生的建议与主题推荐。张老师一方面很感谢陈先生的盛情邀约，另一方面又觉得访谈的形式不很擅长。“比起侃侃而谈，我似乎更擅长将所思所想撰写成文字与大家交流。”事实上，本次访谈也并非来自一次交流，而是几个月以来的数次漫谈，或在课后与办公室，或在进餐与行走中，张老师的回答坦率又深邃，给人以无尽启发。听同门师姐说，张老师即便大年初一都是在办公室修改论著中度过。我因此很好奇地问道：“您会有孤独的时候吗？”张老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这些事自然是张老师全身心投入的学术研究。
史学研究的立足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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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芳（以下简称“任”）：《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禁卫武官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与称赞。黎虎先生所撰序言与日本学者窪添庆文先生所撰书评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否谈一下您撰写此著的缘由及对您学术研究产生的影响？
张金龙（以下简称“张”）：40年前我在北京大学本科学习时期就追随祝总斌先生研习中古政治制度史，祝先生是我史学研究道路上的启蒙恩师。我对魏晋南北朝史及官制史研究的兴趣都与祝先生的教导有很大关系。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跟随黎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之初，就确定以“魏晋南北朝武官制度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这一论题的选定要归功于黎虎先生的支持。起初，我向黎虎师提交了三个论文候选题目，另外两个题目涉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理和南北军事关系。黎虎师考虑到我曾撰写过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因此决定让我以“魏晋南北朝武官制度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一决定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我多年的研究即是围绕相关问题而展开的。不过当初虽有明确的思路和文献准备，但在动手写作时却因为时间与精力有限而不得不将大多数问题割舍，最终仅以其中最为重要的禁卫武官制度作为论文选题加以完成。后来在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时本打算完成初衷，将武官制度的研究画上句号，但也因为其他研究任务的影响而未能如愿。现在20多年过去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是遍地开花，与我当初进入这一领域时的沉寂判然有别，这种变化是很令人欣喜的。当然就我自己来说，思考的很多问题仍然有不少尚未展开或有待深入，前几年出版的《唐前“兵部”尚书研究》和《唐前太子卫率詹事制度研究》，以及即将出版的《将军号制度变迁史研究》，都是在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基础上修改完善的，也都是在近二十年前就已完成初稿的基础上撰写的。此三书可以看作我对这一领域相关专题研究的延伸，也算是对这种遗憾的某种弥补吧。
任：制度史可以称得上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您这么多年来始终不曾离开过对官制史的研究，可否谈一下您的切身感受？
张：制度史的研究诚属不易，也是极为重要的。钱大昕曾经说过：“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此话放置于现在依然是一点都不过时的。典志各门中，天文、律历、礼仪等志是专门之学，但是官制和地理却是准确理解历史的必备前提。拿沈约来说，他认为修《百官志》没有那么难，因为“百官置省，备有前说，寻源讨流，于事为易”。这话当然是相较东晋南朝纷繁复杂的地方行政区划而言，但是仍然说得过于轻松。比如《宋书·百官志上》记载：“中军将军，一人。汉武帝以公孙敖为之，时为杂号。”但是晋武帝即位之初，“置中军将军，以统宿卫七军”，这是中军将军沿革史上最重要的一环，而《宋志》却毫无记载，与其“寻源讨流”之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此郑樵所言“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之”，一定程度上说并非夸大其词。我在修订《南史》的过程中对李延寿删削前史的不当之处也深有体会。李延寿作为修撰《隋志》的主要成员，说他不通南北朝官制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仍然会出现诸如删除上文“左军将军”而使下文“降号冠军”没有着落等问题，从而使得行文出现前言不对后语的逻辑矛盾。当然，对于纷繁复杂的南北朝历史，李延寿也不可能全部都有充分的研究与准确的认识，这也是导致《南史》《北史》疏失较多的原因。即便是“老于典故”几乎无人可及的钱大昕，也会对南朝禁卫将军与散号将军之别有含混不明之处，可见准确理解古代官制之难。再举一个例子，《宋书·沈演之传》记载，“（元嘉十七年）以演之为右卫将军。……二十年，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太祖谓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钱大昕理解为似乎当时以侍中为宰相，但是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因为“宰相便坐”虽然意味着离宰相职位很近，但尚未成为宰相。陈寅恪将“侍中领卫”断句为“侍中、领、卫”，认为“领”为领军将军，“卫”为左、右卫将军，并且说领军将军为宰相。很显然，这完全是误读。宋文帝所说“侍中领卫”是指沈演之以侍中领右卫将军。元嘉初年，宋文帝心腹王华以侍中领左卫将军参与朝政与此类似，体现了宋文帝对沈演之所寄予的厚望。宋文帝此语与领军将军、宰相都没有关系。陈寅恪是公认的中古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代宗师，但是对官制的理解也会出现这种错谬之处，足以证明认识和研究官制之难。但是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很难，所以更需要去研究。如果没有古代官制的基本素养，要准确理解二十四史的记载不大可能，说是盲人摸象亦不为过。至于钱大昕所说的舆地与氏族，当然也如官制一般重要。我在《魏晋南北朝文献丛稿》中所收《〈魏书·地形志〉丛札——北魏州郡建置沿革杂考》及《〈南巡碑〉所见姓氏丛考》两文，算是对舆地与氏族问题的一些考索，在此就不展开说明了。
任：您在魏晋南北朝官制史研究的过程中，肯定对相关历史文献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与理解，可否谈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
张：研究谈不上，我只能说一下我的个人体会。有关魏晋南北朝职官制度的原始文献佚失很严重，可以说在唐代还有所保留，但到宋代时已全然不见踪影。时至今日，研究此时期的基本文献仍然还是要立足于《宋书·百官志》《南齐书·百官志》《魏书·官氏志》《晋书·职官志》《隋书·百官志》等正史官志。当然，各史中的《礼志》《礼仪志》《舆服志》等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通典·职官典》《唐六典》本注所依据的史源有一部分出自正史官志以外的著述，因此也可以看作认识这一时期职官制度的基本文献。唐宋类书尤其是《太平御览》中引用的文献有不少属于比正史更为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就文献的可信度来说，由于《宋书·百官志》成书最早，修撰年代与所记载的历史又甚近，而且撰修者曾亲身经历所记述的年代，又可以看到相关的原始记录，因此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其他正史也可以作类似的综合考察。另外需要注意到，诸志既是对被记述历史面貌的真实反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撰修者的时代特征和其主观认识，还可能受到历史传统的某种影响，所以在具体的史料征引时还是要具体看待与分析。此外，《文献通考》、《北堂书钞》、《册府元龟》、孙逢吉《职官分纪》、万斯同《补历代史表》、纪昀等《历代职官表》、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等也是官制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献史料。我对上述文献的具体认识与判断也反映在《魏晋南北朝文献丛稿》中，如果感兴趣可以细读一下，相信会有进一步的体会。
任：您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即是征引翔实、考辨严谨。《考古论史》是您年出版的一本学术论文集，通过书名就可以看出论述的主题与考古资料的运用有关。可否就此谈一下您的认识？
张：《考古论史》作为书名其实是临时起意，不过我对于考古资料的重视却是由来已久。年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即是充分利用出土的墓志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详细考证了洛阳里坊的名称，以及洛阳乡里制相关的系列问题。现在看来，仍有其学术价值。如果不是全面地利用这些墓志资料，论述的可靠性无疑会大打折扣。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由于传世史籍文献资料并不丰富，包括墓志、碑刻与文书、图像在内的考古资料自然成为认识这一时期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就现有情况来说，相关的考古资料除吴简外还是集中在北朝，因此在北朝的研究中也就更需注意对考古资料的利用。像文成帝《南巡碑》的发现、孝文帝《吊比干文》的碑阴题名便对认识北魏前中期官制、统治集团构成的实态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意义。当然，除补充史籍文献之缺外，考古证史的意义也不可忽视。比如高欢家世族属真伪的问题一直在学界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