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南北朝礼学发达，尤以齐梁时期最为突出。受时代风气的熏染，梁武帝萧衍在礼学修养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梁朝立国后，在他的主导下，起于齐代的新礼制作活动得以延续。这项文化大工程倾注了几代礼学家的心血。为配合新礼，梁武帝君臣还改造音乐，并创作了一批新歌诗。从制礼作乐的角度入手，对于这些作品在歌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文学价值，或能有新的理解。
关键词：梁武帝；制礼作乐；歌诗；《白纻辞》；《上云乐》
作者简介：刘怀荣，男，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青岛），主要从事中国诗歌与诗学、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及传统文化研究。
一、梁武帝的礼学修养
齐代永明年间，礼学非常兴盛。身处相位的王俭，“长礼学，谙究朝仪”［1］，并有多部礼学著作行世。王逡之、伏曼容、何佟之等礼学家，多为他所重用。经学领袖刘 ，“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1］-。其弟子范缜、司马褧、司马筠、何胤等，均精于《三礼》。在王俭的倡导与刘 的影响下，永明年间议礼、制礼活动盛极一时［2］-。作为“竟陵八友”之一的梁武帝萧衍，受齐代重礼风气与当时礼学家的影响，在礼学方面也具有较高的造诣。
萧衍出仕之初，曾做过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并受到王俭的特别赏识①。熟悉“朝仪旧典，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当朝理事，断决如流”［3］的王俭，肯定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曾婉拒竟陵王招揽的刘 ，与萧衍也颇有渊源，《南史》卷五十《刘 传》曰：“梁武帝少时尝经伏膺，及天监元年下诏为 立碑，谥曰贞简先生。”［3］其他几人，除王逡之、伏曼容早卒外，后来均仕于梁，何佟之、司马褧、司马筠等人并因礼学受到梁武帝的重用。何胤齐末隐居，梁武帝即位前后多次征召，不就，甚受礼敬。伏曼容之子伏暅在梁武帝时曾参与重修五礼的工作。
齐代礼学兴盛的学术背景，对于萧衍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史料记载来看，他在礼学方面的修养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从以下记载可见一斑。
其一，萧衍参与了永明二年（年）萧齐朝廷的议礼活动，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南齐书》卷九《礼志上》曰：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1］
据《南齐书·礼志上》记载，永明二年的议礼活动，参与者有尚书令王俭、尚书陆澄、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祠部郎中蔡履、太学博士王祐、兼博士刘蔓、兼太常丞蔡仲熊议等，或为精通礼学的朝廷高官、专司礼仪的官员或学有所长者。年仅21岁的萧衍，时为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属下的西阁祭酒，他能参与这样的讨论，并引郑玄注，且以曹魏故事为例证明自己的观点，说明他在礼学方面下过功夫，已有相当的修养。
其二，萧衍与礼学大家司马筠就“皇子慈母之服”有过辩论。《南史》卷七十一《司马筠传》记载，梁天监七年（年），“安成国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兴王憺，并以慈母表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而太妃在都，丧祭无主……武帝由是敕礼官议皇子慈母之服”［3］-。案《梁书》卷二十二《安成康王秀传》，安成康王秀为萧顺之第七子。与始兴王憺同为吴太妃所生，吴妃早亡，太祖“哀其早孤，命侧室陈氏并母二子。陈亦无子，有母德，视二子如亲生焉”［4］。因此，所谓“议皇子慈母之服”，就是讨论非亲生母死后，皇子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礼制守孝。当时尚书祠部郎司马筠引经据典，对“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训养母，依《礼》庶母慈己，宜从小功之制”提出质疑，“谓宜依《礼》刊除，以反前代之惑”。但梁武帝以为不然，也同样引经据典，对司马筠所论提出疑问，以为“宋代此科，不乖《礼》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3］这一事例反映出梁武帝的礼学知识的确是非常渊博的。《南史·司马筠传》记述传主的内容非常简单，占全传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篇幅，这样的写法是有违史书体例的，但李延寿不惮烦琐，用约百分之八十的篇幅来引录梁武帝与司马筠的辩论，正是为了强调梁武帝的礼学修养。
其三，萧衍的礼学、乐学著述非常可观。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经》记载，梁武帝著有《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制旨革牲大义》三卷等，还有《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钟律纬》六卷、《乐义》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等。可见梁武帝不仅兼通礼、乐，而且著述丰富，即使在礼学发达的南朝，其礼乐修养和著述也十分突出。
其四，梁武帝礼学观还影响到陈朝的礼仪。陈太建年间（年—年），朝廷百官曾就郊庙乐究竟按魏王肃还是按梁武帝观点施行进行过一场讨论。《南史》卷六十九《姚察传》记其事曰：
太建初，补宣明殿学士。寻为通直散骑常侍，报聘于周……使还，补东宫学士，迁尚书祠部侍郎。
旧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悬之乐，八佾之舞，尔后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古无宫悬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宣帝欲设备乐，付有司立议，以梁武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其不顺时随俗，皆此类也。［3］②
史家是将此作为姚察“不顺时随俗”的例证，但也说明了梁武帝在礼学方面的造诣和影响。
综上可见，成长于齐代重礼的学术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梁武帝，在礼学方面的确具备了良好的修养和较高的造诣，有其独到之处。这既是他建立梁朝后承续齐代之风雅，重视礼乐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讨论梁代歌诗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梁代制礼作乐的文化大工程
由于齐代国祚不永，永明年间的议礼、制礼活动在实际朝政中只开花而未结果。但却为梁代制礼作乐做了很好的前期准备。梁武帝深谙“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5］，故即位之后，制礼作乐的工作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梁书》卷三《武帝纪》：
天监初，则何佟之、贺玚、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4］96
对梁代制礼的盛举作了简要的交代，如果详参其他相关参与者的传记，可对从齐至梁的这一礼仪研讨、制作过程有更详细的了解。《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载有徐勉于普通六年（年）所作的《上修五礼表》，追溯了齐代修五礼的经过：
伏寻所定五礼，起齐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止修五礼，咨禀卫将军丹阳尹王俭，学士亦分住郡中，制作历年，犹未克就。及文宪薨殂，遗文散逸，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旧事本末，随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祸，又多零落。当时鸠敛所余，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骁骑将军何佟之，共掌其事。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东昏之代，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逾太半。［4］-
在齐代，制作新礼的总负责人就已经多次更换③，应当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宫廷内乱不断，相关成果在齐末竟已散失过半。到了天监元年（年），何佟之再次上书，得到梁武帝的认可，下诏要求“外可议其人，人定，便即撰次”，于是沈约等人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上修五礼表》又曰：
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人各自举学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汉石渠、后汉白虎，随源以闻，请旨断决。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玚掌宾礼，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右军参军司马褧掌嘉礼，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4］
天监二年（年）何佟之去世，总撰改为镇北谘议参军伏暅。其间，凶礼主持人先由严植之改为伏暅，再改为“五经”博士缪昭。伏暅为齐代大儒伏曼容之子，《梁书》卷五十三《良吏传·伏暅传》说他“高祖践阼，迁国子博士，父忧去职。服阕，为车骑咨议参军，累迁司空长史，中书侍郎，前军将军、兼五经博士，与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舍，总知五礼事”［4］。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不久即“出为永阳内史”，撰治新礼的大任先由沈约、张充和徐勉共同主持。五礼修撰的后期，由徐勉总负责，中书侍郎周舍、庾于陵辅助④。《上修五礼表》也讲到了五礼修撰的规则：
若有疑义，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通咨五礼旧学士及参知，各言同异，条牒启闻，决之制旨。疑事既多，岁时又积，制旨裁断，其数不少，莫不网罗经诰，玉振金声，义贯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释，后学所未闻。凡诸奏决，皆载篇首，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则。洪规盛范，冠绝百王；茂实英声，方垂千载。［4］-
徐勉在武帝朝曾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中卫将军等要职，深得梁武帝信任。前后负责五礼修撰的其他官员如沈约、张充、周舍等，多为朝廷重臣，可见五礼修撰的规格之高和梁武帝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五礼完成的时间不同，《嘉礼仪注》《宾礼仪注》完成于天监六年（年），《军礼仪注》完成于天监九年（年），《吉礼仪注》《凶礼仪注》完成于天监十一年（年）。这项工作在梁代持续11年，但相关的后续工作，直到普通五年（年）二月才最后完成。其间，沈约卒于天监十二年（年），张充卒于天监十三年（年），周舍卒于普通五年，普通六年徐勉也已经60岁，故他在表中称“前后联官，一时皆逝，臣虽幸存，耄已将及”。因此，这“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4］的新礼，可谓耗尽了几代人的心血。如从齐代永明二年算起，前后长达40余年。从徐勉表中“疑事既多，岁时又积，制旨裁断，其数不少”可知，其中采纳了不少梁武帝的观点。因此，梁武帝在制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一般的帝王又有所不同。他不仅是发起者，也是实际参与者。
《五礼仪注》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6］，正反映出礼乐的重要性及礼与乐的密切关系。为了配合新礼而造制新乐，以及为配合新乐而创作新歌，就成为制礼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梁代制作新礼的文化工程为歌诗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和发展空间。
三、与礼乐相配合的梁代歌诗
礼与乐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原本是不可分的。《礼记·乐记》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把礼乐提到“王道备”的高度。又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都是从相互为用的角度强调礼乐的重要性。
现代学者也认为：中国古代的乐没有独立的地位，它要受到礼的制约，其中蕴含着明显的等级观念。礼乐相需为用，在各种礼仪中，用乐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这表现出乐的等级性。乐与礼结合在一起，对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促进社会整合具有重要作用［7］。因此，历代帝王大多将制礼作乐作为大事圣业来看待。制礼自然少不了作乐，梁武帝也不例外。他即位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制作新礼，同时对“大梁之乐”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曰：
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曰：“……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8］-
梁武帝“自制定礼乐”，当然应当包括制新礼，也包括在乐器、乐曲和歌诗等方面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如他自造玄英通、青阳通、朱明通、白藏通等四种乐器，并在原有乐曲基础上，对《上云乐》等歌曲进行的改造，以及他与他的文臣们为配合新礼所写的一大批歌诗等，都属于这一文化大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在“制礼作乐”这一文化背景下来理解。
从适应新礼需要的角度来看，梁代建国后，二郊、太庙、明堂、三朝等各种礼仪都需要新乐与新歌诗相配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与新礼相配的这类歌诗本身就是“制礼作乐”的一部分，在当时还不具备独立的文学意义。由于五礼初步完成于天监十一年，故这一年也是梁代新乐和歌诗创作有明确记载，且比较集中的一年。这些歌诗主要包括用于二郊、太庙、明堂等仪式的雅歌诗与用于三朝元会礼的歌诗两大部分。
用于二郊、太庙、明堂等仪式的雅歌诗，包括十二种雅歌、四种登歌、两种舞歌及《梁鼓吹曲》，共60首，均为沈约所作。因主要用于祭神祭祖和三朝礼仪，重在礼仪的实用性。故多质朴古雅，没有太多的文学价值。
梁代三朝礼特别隆重，据史书记载，有49项之多［8］-。就现存用于三朝元会礼的歌诗来看，情况比较复杂。这49个节目，多数有歌舞表演，需要歌诗相配合。现依照三朝礼顺序，将其中所演奏的歌诗分几类简述如下：
其一，《相和五引》。《乐府诗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辞一·相和六引》解题引《古今乐录》曰：“张永《技录》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征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调，东阿王辞。《门有车马客行》《置酒篇》，并晋、宋、齐奏之。古有六引，其宫引、角引二曲阙，宋为《箜篌引》，有辞；三引有歌声，而辞不传。梁具五引，有歌有辞。”梁代的《相和五引》包括《宫引》《商引》《角引》《徵引》《羽引》五篇，前期歌诗为沈约所作。普通（—年）中梁武帝命萧子云改作，两人的《相和五引》均保存在《乐府诗集》卷二十六。关于《相和五引》的意义，《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上》云：“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5］赋予了宫、商、角、徵、羽如此重要的伦理功能，这大概也是梁代把《相和五引》列在三朝第一位的原因。
其二，七种雅歌诗。梁三朝乐第二至第十二，及第四十七到四十九所奏《俊雅》《皇雅》《胤雅》《寅雅》《介雅》《需雅》《雍雅》等七种雅乐，均是配合礼仪活动中君、臣的行动举止而进行的。第十三、第十四的“《大壮》武舞”和“《大观》文舞”，除乐、舞外，还应包括《大壮舞歌诗》和《大观舞歌诗》的表演。
其三，梁《雅歌》五曲。《乐府诗集》卷五十一《梁雅歌》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有雅歌五曲：一曰《应王受图曲》，二曰《臣道曲》，三曰《积恶篇》，四曰《积善篇》，五曰《宴酒篇》。三朝乐第十五奏之。”《梁雅歌》为梁代所创作，不著作者，是君臣对酒设乐、宾主规戒之作。五曲均为四言十二句。“辞典而音雅”［9］，与前述“十二雅”不同，是清商新声中非常独特的一类。《乐府诗集》卷五十一还载有李白拟作的《梁雅歌》一首，可见它在唐代还有影响。
其四，《梁鞞舞歌》。《乐府诗集》卷五十四收有《梁鞞舞歌》十首，七首为沈约作，另外三首为周舍作。沈约《梁鞞舞歌》第一首开头两句说：“大梁七百始，天监三元初”，当作于天监三年（年）。郭茂倩解题曰：“《隋书·乐志》曰：‘梁三朝乐第十七设《鼙舞》。’《唐书·乐志》曰：‘《明君》，本汉世《鞞舞曲》。梁武帝时改其辞以歌君德。’”［10］
其五，《梁铎舞曲》。《乐府诗集》卷五十四《铎舞歌》解题引《古今乐录》曰：“铎，舞者所持也。木铎制法度以号令天下，故取以为名。今谓汉世诸舞，鞞、巾二舞是汉事，铎、拂二舞以象时。古《铎舞曲》有《圣人制礼乐》一篇，声辞杂写，不复可辨，相传如此。魏曲有《太和时》，晋曲有《云门篇》，傅玄造，以当魏曲，齐因之。梁周舍改其篇。”周舍《梁铎舞曲》云：“《云门》且莫奏，《咸池》且莫歌。我后兴至德，乐颂发中和。白云汾已隆，万舞郁骈罗。功成圣有作，黄、唐何足多。”为歌功颂德之词。
其六，《梁拂舞歌》。见于梁三朝乐第十九。《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晋拂舞歌》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拂舞歌》并用晋辞。”其辞曰：“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暧暧鸣球，或丹或黄。乐我君恩，振羽来翔。”其实《晋拂舞歌》包括《白鸠篇》《济济篇》《独禄篇》《碣石篇》和《淮南王篇》五首，《白鸠篇》又分为七解。《梁拂舞歌》截取《晋拂舞歌·白鸠篇》的第一解和第三解组合而成。据《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李白《白鸠辞》解题引《古今乐录》曰：“鞞、铎、巾、拂四舞，梁并夷则格，钟磬鸠拂和，故白拟之，为《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云。”其乐曲当有独特的讲究。
其七，《舞盘伎》歌诗。见于梁三朝乐第二十一，原作失载。《南齐书》卷十一《乐志》载《齐世昌》辞：“齐世昌，四海安乐齐太平。人命长，当结久。千秋万岁皆老寿。”［1］［10］辞后说明是从晋代《杯盘舞》歌诗删改而来，考《宋书》卷二十二《乐志四》有《杯盘舞》歌诗一篇。共十解。《齐世昌》取其第一解“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和第十解“人命长，当结友，千秋万岁皆老寿”，又略有改动。《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说：“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柸，谓之《柸盘舞》。乐府诗云，‘妍袖陵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梁谓之《舞盘伎》。”［9］梁代《舞盘伎》歌诗或在《齐世昌》基础上修改而成，待考。
其八，辟邪伎《雉子斑》歌诗。见于梁三朝乐第四十一。《乐府诗集》卷十八《鼓吹曲辞三》李白《雉子斑》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三朝乐第四十一，设辟邪伎鼓吹作《雉子斑》曲引去来。”李白诗题在其别集中作《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王琦注引孟康《汉书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辟邪伎者，盖假为辟邪兽之形而舞者也。”［11］说明梁代辟邪伎表演时是有鼓吹曲《雉子斑》相配的，故也当有相应的歌诗。但沈约所作梁代鼓吹曲十二首中，没有《雉子斑》。《乐府诗集》所载梁代《雉子斑》只有吴均所作的一首，辞曰：“可怜雉子斑，群飞集野甸。文章始陆离，意气已惊狷。幽并游侠子，直心亦如箭。死节报君恩，谁能孤恩眄。”写游侠子“死节报君恩”，与李白之作借咏耿介逃名之士，及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之《雉子斑》均有很大不同。究竟与梁代辟邪伎相配之《雉子斑》的具体内容如何，已难确考。
《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说：“梁有《长跷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透飞梯》之类也。《高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猕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猕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9］这些伎艺与辟邪伎相类，其中的《舞轮伎》《长跷伎》《跳剑伎》《掷倒伎》《猕猴幢伎》与梁三朝乐中的第二十二、第二十六、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八等完全相同。《透三峡伎》或即梁三朝乐第二十七“设须弥山、黄山、三峡等伎”的一部分，《高伎》，或即梁三朝乐第四十五“缘高伎”。这些伎艺是否有歌诗相配，不可考。但从辟邪伎配鼓吹曲来看，其中有些伎艺（包括《旧唐书》未提者）在表演时也有可能配乐并有歌诗。
四、《白纻辞》与《上云乐》的启示
与上述歌诗相比，梁三朝乐中的《白纻辞》《上云乐》，在文辞优美及表演性、娱乐性方面，都明显比其他歌诗更胜一筹。《俳歌辞》文辞虽然古拙，但其表演性、娱乐性也很突出。因而，这些歌诗无疑具有更为独特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关于梁代《俳歌辞》，笔者已有专文探讨［12］，这里重点讨论《白纻辞》和《上云乐》两组歌诗。
《白纻辞》见于梁三朝乐的第二十“设《巾舞》并《白纻》”。《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晋白纻舞歌诗》引《乐府解题》曰：“古词盛称舞者之美，宜及芳时为乐，其誉白纻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袍以光躯巾拂尘。’”梁代《白纻歌》仍以称赞舞者为基本内容。《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有梁武帝《梁白纻辞二首》：
朱丝玉柱罗象筵，飞琯促节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转私自怜。（其一）
纤腰袅袅不任衣，娇怨独立特为谁。赴曲君前未忍归，上声急调中心飞。（其二）
对这两首《白纻辞》，宋人许 《彦周诗话》给予了高度的赞誉：“梁武帝作《白纻舞词》四句，令沈约改其词为四时白纻之歌。帝词云：‘朱弦玉柱罗象筵，飞管促节舞少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含笑一转私自怜。’嗟乎丽矣！古今当为第一也。”［13］梁武帝还让沈约作了《四时白纻歌》，分为春、夏、秋、冬、夜五首。
兰叶参差桃半红，飞芳舞縠戏春风。如娇如怨状不同，含笑流眄满堂中。翡翠群飞飞不息，原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春白纻》）
朱光灼烁照佳人，含情送意遥相亲。嫣然宛转乱心神，非子之故欲谁因。翡翠群飞飞不息，原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夏白纻》）
白露欲凝草已黄，金管玉柱响洞房。双心一意俱回翔，吐情寄君君莫忘。翡翠群飞飞不息，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秋白纻》）
寒闺昼寝罗幌垂，婉容丽心长相知。双去双还誓不移，长袖拂面为君施。翡翠群飞飞不息，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冬白纻》）
秦筝齐瑟燕赵女，一朝得意心相许。明月如规方袭予，夜长未央歌《白纻》。翡翠群飞飞不息，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夜白纻》）
《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说：“《白纻》，沈约云：纻本吴地所出，疑是吴舞也。梁帝⑤又令约改其辞，其《四时白纻》之歌，约集所载是也。”［9］值得一提的是沈约的《四时白纻》是与梁武帝合作而成，《古今乐录》曰：“沈约云：‘《白纻》五章，敕臣约造。武帝造后两句。’”［10］从中正可看出梁武帝的兴趣所在。梁代还有张率写过《白纻歌》九首。三人所作均为七言，但梁武帝为七言四句，张率为七言五句，沈约为七言八句，且五首的后四句全都一样。元代龙辅的《女红余志》卷上《白纻歌》条说：“沈约《白纻歌》五章（每章七言八句，后四句梁武帝作，五章后四句都相同，当是用作送声的），舞用五女，中间起舞，四角各奏一曲。至翡翠群飞（全句云：‘翡翠群飞飞不息’，为梁武帝所造歌诗之首句）以下，则合声奏之，梁尘飞动。舞已则舞者独歌末曲以进酒。”⑥又《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梁武帝《梁白纻辞》二首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三朝乐第二十，设《巾舞》，并《白纻》，盖《巾舞》以《白纻》四解送也。”
我们在此需特别说明的是，鞞、铎、巾、拂等四种舞曲歌诗，虽是梁代三朝礼仪的一部分，但早在汉代就已经用于宴飨中。《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曰：“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飨……’故梁武报沈约云：‘《鞞》、《铎》、《巾》、《拂》，古之遗风。’”［8］郭茂倩也说：“杂舞者，《公莫》、《巴渝》、《盘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纻》之类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后浸陈于殿庭。盖自周有缦乐散乐，秦汉因之增广，宴会所奏，率非雅舞。汉、魏已后，并以鞞、铎、巾、拂四舞，用之宴飨。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庙庭，朝会用乐，则兼奏之。明帝时，又有西伧羌胡杂舞，后魏、北齐，亦皆参以胡戎伎，自此诸舞弥盛矣。隋牛弘亦请存四舞，宴会则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而去其所持鞞拂等。”［10］就梁代而言，最有创造性的大概是作为巾舞送声的《白纻舞歌》。这些歌诗在三朝礼仪之外，必然也是宴会中主要的节目，与喜游宴的梁武帝所举行的无数次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之所以会出现鞞、铎、巾、拂“诸舞弥盛”的局面，梁武帝的推动作用在整个南朝恐怕也是无人可比的。
《上云乐》见于三朝乐的第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对于《上云乐》，《古今乐录》说：“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10］又说：“《上云乐》七曲，梁武帝制，以代西曲。一曰《凤台曲》，二曰《桐柏曲》，三曰《方丈曲》，四曰《方诸曲》，五曰《玉龟曲》，六曰《金丹曲》，七曰《金陵曲》。”［10］由此可知，《江南弄》七曲与《上云乐》七曲，合起来才是《江南上云乐》十四曲。但《江南弄》与《上云乐》除了曲调相同外，其内容和功用却是不一样的。梁武帝《江南弄》七曲的主旨是写美人“容色玉耀”（《江南弄·游女曲》）、“歌舞承酒”⑦之风姿，当主要用于日常娱乐表演。而《上云乐》七曲表现的却是道教列仙故事，主要用在三朝礼仪中。
除了梁武帝的这七曲外，《乐府诗集》卷五十一还收有陈代谢燮的《方诸曲》一首，及梁代周舍和唐代李白的杂言体长篇《上云乐》各一首。对这一组同题作品，历来争论较多。其中，任半塘和迟乃鹏两位先生的观点值得注意。任先生以为“梁武帝七首《上云乐》辞，与陈宣帝时谢燮一首《方诸曲》辞，都是戏曲，周舍与李白各一篇《上云乐》，都是奏伎前所诵之致语；又《上云乐》是我国第六世纪所形成之一出歌舞戏，演王母与穆天子故事，在梁天监、陈太建、唐上元时都曾演过，且都在建业或金陵一地［14］。迟乃鹏先生则认为：所谓“寺子”即狮子，“胡舞”是指由扮成文康老胡从者的那部分演员表演的一种集体舞蹈。从训诂学和“寺子伎”的表演看，“登”应解释为立即，即刻；“连”应解释为连接。之所以要“登连”《上云乐》，实为梁武帝所作之《上云乐》，原本为独立存在的一组歌曲，现将梁武帝之《上云乐》同“文鹿师子”伎合在一起演出，是梁三朝时一种临时变通的演出处理方式［15］。这两种观点显然是不同的，笔者以为，迟乃鹏先生“‘寺子’即狮子”的解释是可取的，至于梁代三朝元会中的第四十四设，究竟是歌舞戏，还是俳谐、胡舞与梁武帝《上云乐》歌曲的临时组合，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复杂话题，我们在此不拟展开，只想就两位学者的观点做一点补充。
从前面的论述可知，梁武帝《上云乐》七曲完成的天监十一年，也是梁代新修的五礼完成的时间。因此《上云乐》实际是为了配合三朝礼而创作的，从梁武帝亲自操刀，又命他所欣赏的朝中重臣周舍完成《上云乐》致语，可以看出他对《上云乐》的重视程度。周舍《上云乐》末云：“但愿明陛下，寿千万岁，欢乐未渠央。”说明《上云乐》还与祝寿有关。考梁武帝生于宋大明八年（年），天监十二年正好为50大寿，他自作的《上云乐》七首，所写均为道教列仙主题，也与长生不老大有关联，不无自寿的意味。因此，梁武帝《上云乐》与俳谐、胡舞“合在一起演出”当从天监十二年的元会开始。大约也正因为梁武帝及周舍《上云乐》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太强，因此，在后代的影响反不及《江南弄》深远。但是，从梁代歌诗的发展来看，其独创性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白纻辞》和《上云乐》这两组歌诗，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作为礼仪副产品的歌诗，反过来超越了礼仪本身，具备了独特的文学艺术审美特征。并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个悖论式的现象，耐人寻味。对文学史研究而言，也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总之，“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传统思想、齐梁礼学热及梁武帝本人的礼学修养，共同促成了梁代制礼作乐的盛事，并进而影响到梁代歌诗的发展。而以《白纻辞》《上云乐》为代表的歌诗等，则在配合三朝礼乐的实用性中，表现出鲜明的表演性和娱乐性。在发挥社会政治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了表演、娱乐与审美功能的合一。这在中国歌诗发展史乃至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而梁武帝制礼作乐与歌诗的关系，正好为我们考察这一民族性特征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样本，或可为我们理解歌诗与礼乐及说唱、表演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
注释
①参见《梁书》卷一《武帝纪》：“俭一见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中华书局年版，第2页。②又见《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中华书局年版，第页。③《梁书》卷五十一《何点传附何胤传》：“尚书令王俭受诏撰新礼，未就而卒，又使特进张绪续成之，绪又卒，属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让胤，乃置学士二十人，佐胤撰录。”中华书局年版，第页；《南齐书》卷四十八《刘绘传》说刘绘受命“助国子祭酒何胤撰治礼仪”。中华书局年版，第页。④《隋书》卷六《礼仪志一》：“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玚，嘉礼则司马褧。帝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中华书局年版，第页。⑤“梁帝”，《通典》卷一四五、《乐府诗集》卷五十五引本志作“梁武帝”，见《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校勘记。中华书局年版，第页。⑥转引自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括号中的话乃王先生加的按语。这段话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亦曾引用，萧先生以为：“所言甚有理，但未知所据，《女红余志》作者龙辅乃元人，其时《白纻舞》盖早已失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24-页。⑦《古今乐录》曰：“《游女曲》，和云：‘当年少，歌舞承酒笑。’”参见《乐府诗集》，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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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何文焕.历代诗话：上［M］.北京：中华书局，.
［14］任半糖.萧衍、李白上云乐之体和用［M］//唐戏弄：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5］迟乃鹏.“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臆解［J］.音乐探索，（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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