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府在南朝时期指的是扬州刺史府治，“今太宗旧地，后为会稽文孝王道子宅，谢安薨，道子领扬州刺史，于此理事，时人呼为东府”。
据研究显示，扬州刺史在南朝时期权力较大，独立性较强，在某些方面可以暂时脱离京师的控制，在变乱之际起到制衡的作用，加之扬州“根本所寄”的地理位置，因而刘宋时期多以宗王出镇东府，但也因扬州刺史权柄较大，而屡被猜忌，上述刘休仁便是一例。
但根据地图，东府并不位于建康城以东的方向，因而“东城”第一次释义的转变可能同宋明帝以谶语之名诛杀时镇东府的刘休仁有关。
一、从“东府”到“东城出天子”谶的三次流传而宋顺帝应谶地解释在南齐书中认为是“后顺帝自东城即位，论者谓应之”，此处应该有误，宋顺帝即位前也曾出镇东府，“废帝即位，为扬州刺史”，因而应是《南史》中所载的解释更为确切，“又使子安成王代之（镇东府）......及苍梧败，安成王代立，时咸言为验”，宋顺帝也是因其有过出镇东府的经历而被认为是谶语所指代的人物。
从“东城出天子”谶语的第二次流传与解释可知，这条谶语并未随着刘休仁被诛杀而销声匿迹，反而在建康地区继续流传，而自宋明帝诛杀刘休仁后，谶语中的“东城”就被固定地解释为了“东府”。
但刘宋末年，萧道成也有出镇东府的经历，“元徽五年七月甲午，太祖移镇东府”，一直到元徽元年十二月，“鲁公齐王入守朝堂，侍中萧嶷镇东府”，虽然出镇东府的时间并不长，仅五个月左右，但也是有过出镇东府的历史，为何到了齐初，不用出镇东府来解释“东城”，而是变成了“武进县东城里”呢？如果要以地名来做解释的话，那么也可以是山阳郡东城县，后者比武进县东城里要更为人所知些。
这或许与当时同期流传的其他谶语有关。不过，要探讨“东城出天子”谶语与其他谶语的关系，首先要先确定的是“东城出天子”谶语最早开始流传的大致时间。根据上述内容可知谶语的初次流传是在宋明帝时期。但宋明帝晚年时常常自作谶语以替刘昱清除潜在的政治威胁，如豫章太守刘愔、扬州刺史王景文，都被宋明帝以谶语名义诛杀。那么，“东城出天子”谶语是否也有出自宋明帝之手的可能呢？
首先，“某地出天子”型的谶语在南朝宋时期数量较多，几乎成为了最为刘宋时期谶语流传的特点之一，该类谶语形式简单，语意直白，因而最为容易制作。宋明帝诛杀刘休若所用的谶语便是该类谶语。
泰始七年，“邑讹言休若有至贵之表，太宗以言报之，休若内甚忧惧”，但这“至贵之表”谶语在刘休若死后，内容被宋明帝大大扩充，其中就有“出天子”的型谶语的身影，在刘休若死后，宋明帝置信刘休范解释诛杀原因。
谶语的详细与充实更像是为了掩盖宋明帝的心虚，因而从中也可推测出诛杀刘休若的谶语也是出自宋明帝之手。
综合三次宋明帝所制作的谶语可知，其所作谶语内容简单直白且指向性非常明确。用以诛杀刘休仁的“东城出天子”谶语也具备这一特点，并且在诛杀刘休仁以前，宋明帝便制造并利用过“出天子”型谶语，对该类型谶语的运用极为熟稔，因而据此也可推测“东城出天子”谶语应该也是出自宋明帝之手。
宋明帝诛杀刘休仁是在泰始七年五月，因而也可进一步推出该谶语第一次流传的时间是在泰始七年五月之后，宋明帝为解释诛杀刘休仁原因而流传开来。
而泰始七年，在建康地区影响较大的谶语，除了王子年歌便是武进县祥瑞了，泰始七年的武进县祥瑞还引起了宋明帝的警觉，命人压胜。在这次祥瑞出现后不久，武进县短时间内又出现了一次祥瑞，“武进旧茔有兽见，一角，羊头，龙翼，马足，父老咸见，莫之识也”；经北宋时杜植的考察，该兽应该是麒麟一类的瑞兽。
等到建元元年萧道成受禅后不久，萧道成于武进县旧茔“改树表柱，柱忽龙鸣，响震山谷，父老咸志之云”。
纵观上述武进县祥瑞谶语的流传脉络，该祥瑞的数次出现构成了一个有始有终可以自洽的“祥瑞故事”，泰始七年有龙出，宋明帝压胜制王气，但瑞兽仍现，萧道成受禅后，龙鸣响彻山谷。而该谶语出现并流传的时间同“东城出天子”谶的几次流传大致相同，除了圣明元年不见武进县祥瑞的记载外，泰始七年和建元元年均有武进县祥瑞流传的痕迹。
而泰始七年至建元元年，也是萧道成位列四贵、辅政顺帝、加封九锡等权力逐步扩张的时期，随着萧道成政治地位的逐渐提高，武进县的流传范围也会渐渐扩大，萧道成故居武进县一事也越来越为人所知。
从谶语的传播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武进县祥瑞谶语看做是“东城出天子”谶语流传过程中的“噪音”，噪音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即指的是“任何附加在信号上而非信源有意传送的东西”，它可以是任何形式，同时期流传的谶语也可以是某一谶语的干扰信息，武进县祥瑞便是如此，它与“东城出天子”谶语几乎同时流传，不断地提醒着受众武进县东城里为萧道成故居。
而“噪音”的作用在于干扰，既可以增加信息，也可以使信息传播完全无效,在“东城出天子”谶语的流传中，由于受到武进县祥瑞这一“噪音”的影响，因而扩展了“东城”的解释空间，增加了信息，进而使得“东城”的释意慢慢由“东府”转为“东城里”。
另外，《南齐书》对齐初“东城出天子”谶语的解释引自苏侃与熊襄，前者是萧道成谶语传播团体中的一员---苏侃，自淮阴时期的谶语传播至建元初年的符命制作，均有他的身影存在，因而他知晓萧道成故居武进县东城里则并不奇怪，甚至可能武进县祥瑞或“东城出天子”谶语背后还有其传播与推动。后者应该是一名民间撰史者，“时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则附所述，故通谓之齐，名为《河洛金匮》”。
熊襄作为萧道成传播团体之外的人士，却对武进县情况如此了解，知晓萧道成故乡为东城里，还记载了秦始皇“天子路”的传说，可能就是受到武进县祥瑞的影响，而把二者相互联系。而这一解释的出现又使得“东城出天子”谶同武进县祥瑞的联系更加密切，成为了武进县“祥瑞故事”中的一环，神化了萧道成的出生地。而梁武帝受禅后，改武进为兰陵，可能也是为了消弭这一影响。
二、齐初“白雀”、“木连理”祥瑞谶语的流传萧道成受禅后的谶语流传中，祥瑞谶语的数量占据最多，不含武进县祥瑞与齐兴寺祥瑞，便有16条之多，是宋齐易代时期祥瑞谶语的4倍。齐初产生如此多的祥瑞谶语，其目的肯定离不开宣传萧齐的天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天降瑞兆以示圣王临世。但如果从这些祥瑞谶语的诞生地来看，则会发现被谶语所掩盖住的齐初社会问题。
这些祥瑞谶语中，内容最多的便是“木连理”祥瑞与“白雀”祥瑞，“建元元年九月，秣陵县获白雀一头；二年四月，白雀见会稽永兴县”。
根据《南齐书·州郡志》，秣陵县属于扬州丹阳郡，上虞县属扬州会稽郡，山阳县属南兖州山阳郡。谶语中所提及的地区都在长江沿岸的南兖州及扬州一带地区，为何齐初的祥瑞谶语如此集中于这一地区呢？这或许同南齐初年该地区水旱灾害频发有关。
这场水灾自自升明末年便已发生，“升明二年七月丙午朔，涛水入石头，居民皆漂没”，至建元元年九月，水灾仍未缓解，“辛丑，诏：‘二吴、义兴三郡遭水，减今年田租’”，建元二年时更是接连发生，“建元二年，吴、吴兴、义兴三郡大水。
建元二年夏，丹阳、吴二郡大水”，这四郡所遭损失最大，以至于齐高帝下诏赈灾，“诏“昔岁水旱，曲赦丹阳、二吴、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元年以前，三调未充，虚列已毕，官长局吏应共偿备外，详所除宥”；建元三年、四年间则是水旱灾害轮番登场，其中一次雨雪甚至下了八十余日，“至四年二月乃止”。
连年的水旱灾害给农业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齐武帝于建元四年即位时，萧子良曾就水灾频发一事建议减租：“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变为污泽。农政告祥，因高肆务，播植既周，继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视褫气......齐有天下日浅，恩洽未布，一方或饥，当加优养”，从该内容中，可以看出齐初连年水旱灾害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影响。
但水旱灾害不仅冲击着百姓的生产生活，更动摇民心，对刚受禅不久的南齐政权有着极大的舆论冲击。天人感应理论下的灾异观念也影响着时人对于自然灾害的认识，把自然灾害的出现看作是上天对王者失德的警告。
灾异观中关于水灾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二是“董仲舒曰：‘交兵结仇，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阴气盛，故大水也’”。而旱灾频发的原因则是因为“君过差无度，刑法不一，敛从其重，或有师旅，炕阳之节，若动众劳民，是言不从。人君既失众，政令不从，孤阳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阳气胜则旱象至”。
总结水灾和旱灾的解释都认为是君王有失才导致天降告诫于世。自然灾害的频发本就是社会谣言滋生的沃土，再加上灾异观念的引导，南齐初年长江两岸频频发生的水旱灾害会对南齐初年的舆论与民心向背产生极大影响，将会大大冲击百姓对于南齐政权的认同感。因而为了稳定民心，齐高帝于建元三年颁布了水旱乖度大赦诏，不仅下令减租税，还于其中细数己过。
此外，在建元二、三年扬州地区水灾最严重时，该地区短时间内产生了数量较多的祥瑞谶语。木连理，预示着“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合为一”，白雀现，则“王者爵禄均则至”，希望通过祥瑞谶语的流传安定民心，这些祥瑞谶语指向明确，以营造出了圣王治世的美好图景，在天灾频发的环境中，以真实可见的自然祥瑞来进行宣传与舆论引导，以缓冲灾异观念下产生的对南齐受命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