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士类传记不仅是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还是历史发展的标志，他的基本结构是由小序+正文+论赞的方式组合的，而且从中折射出的隐逸文化，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隐逸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是因为离不开一定的哲学基础。并且高士传记不仅与道家关系密切，而且与儒家、佛教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传记中的高士类传记
“正史”一词即专指“二十四史”。在被视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有十五部专门为高士写传，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撰的有四部，即南朝宋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中的《逸民传》，南朝梁沈约编撰的《宋书》中的《隐逸传》，南朝梁萧子显编撰的《南齐书》中的《高逸传》、北齐魏收编撰的《魏书》中的《逸士传》，这些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撰高士类传记的风气己影响到了正史的编撰，隐逸之风大盛。
1、基本结构
首先，在正文之前设置小序，是类传区别于单传、合传等的重要特征。在史书中专门设立高士、隐士类传记，虽然始自《后汉书》，然而类传的设立最早却可追溯至《史记》。《史记》之后，历代史书的类传写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总体而言，这些小序的作用，在于说明类传设立的依据，或说明此类传主的共同特征。
虽然论赞，史书之有论赞，名目也很多，但是这都离不开作者对有关史事和人物的议论，还有总结事情的成败，以及评论人物的善恶。高士传记之后，也多设论赞。论赞的主要内容，或对传主事迹、行为进行概括、评述，或对隐逸精神、隐逸现象加以议论，对隐者的高士之风加以赞颂等。比如《后汉书逸民传》后有：“赞曰：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具就虚全，事违尘枉。”指出隐士远性风疏、逸情云上的品性。
它们的基本结构都是采用小序+正文+论赞的方式，正文前的小序和文末的论赞前后呼应，共同完成对正文中传主事迹行为的理论全释和概括总结，既是作者观点的集中表述，又是隐逸相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高士形象
正史传记中的高士类传记，作为类传，传主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有着某些共同特征的一类人。每个人的生平事迹固然有很大的共通性，却也必然会有诸多不同。因而，魏晋南北朝这四部高士传记中，高士形象既有其共同特点，又有其不同性。
1）、共性
高士类传记，传主最主要的共性无疑是隐逸，不奉召命，逃避官场。纵观这四部高士传记，在选材上无不首先突出传主的这一特征。除此之外，在这么多的高士画廊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高士身上共同的风采。
其中以德报怨，凭借自身高尚脱俗的行为，在潜移默化中教化乡里，德化一方，是高士传记中许多高士的共同特征之一。事亲至孝是高士传记所载高士的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而学问渊博也是高士传记所载高士的共同特征。
2）、个性
如果说对高士群体共性的记述是类传的基本要求，那么对于高士个性特征的描写，则使得高士的个体形象更加具体、鲜明。要为一个庞大的高士群体作传，若只注重共性，则刻画的人物难免千篇一律。而在这些高士传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士形象的人物画廊，在这个人物画廊中，不是千人一面，而是风神各异，千姿百态。这要归功于作者在写作时，能够从传主繁杂的生平事迹中，选取其最具个性特征者。
比如《宋书陶潜》中陶渊明归隐的主要原因是他不能忍受官场的拘束，不愿束带去见督邮，不愿向他所瞧不起的乡里小儿折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勉励着历代文人不趋炎附势，以气节为重，保持纯真善良的本性，不为世上任何名利所改变。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四部正史中的高士传记既把握传主的共同特征，体现出高士形象的共同性，又不忽视个性，善于选取典型的事迹，突显高士各自的特点，从而使得众多的高士形象同中有异，形态各异，鲜明生动。
二、高士传记折射出的隐逸文化
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和中国传统文化同步的，蒋星煜先生说：“早在先周屮国文化发扬之初，隐士人物即已开始产生，所以可以说隐士是与中国文化俱生的。”隐逸文化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张法先生说：“隐逸是与中国文化整体设计相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士传记的写作，对于隐逸文化的构建与传承，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隐逸理论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行为确立了规范，并且被赋与了特殊的道德含义。但魏晋名士喜欢作高士传记，有为自己的异常行为寻找根据的意图，因为隐逸避世有违儒家的正统说教。
要知道高士传记中的隐逸理论，既有儒家的隐逸理论，也有道家的隐逸理论。虽然仅仅只是片言只语，不成系统，但却给我们重要信息，儒家思想对隐逸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对于高士的社会作用，皇甫溢《高士传》序曰：“高让之士，厉池激贪之务也。”认为高士的作用是“厉池激贪”，即激励行移心贪之世人。高士的作风是一副清新剂，他们辞让征聘，不慕荣利，清高自适，虽然没有参与现实生活政策，但是他们不合作的态度对统治者稳固统治还是非常有利的，对移风易俗也很有帮助。统治者都希望澄清吏治，长治久安，而高士虽然在朝廷上不合作，但在这一点上恰恰迎合了他们的心理，因而后代都很重视高士“厉油激贪”的作用。
2、所展示的高士文化生活
虽然高士传记中对隐士的日常生活状况有着详细的记载，但其中不仅包括高士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物质生活方面的，而且还包含精神生活方面的。
古往今来，文人不管如何飘然出尘，或者是金钱如粪土，但是人总得要生活，要吃，要穿，要用，要住。然而高士们不像一般士人去努力向统治者靠拢以获取衣食之资乃至荣华富贵，反而有意地同统治者疏离，甚至从统治集团中退出，自然更难免穷厄。特别是来自官员的馈赠，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也不敢接受，以免落入被笼络的圈套。然而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既受他们经济条件的限制，又体现了他们独特的精神追求。高士的物质生活比较简单，甚至艰苦，但他们仍能以精神生活自娱。
上面是一些外在的基本条件，接下来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首先是好知乐知，沉溺书海，研读经史，著书立说，聚徒讲学。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掌握是内在原因，但是从春秋战国开始，随着士从低级贵族降而为四民之首、不再拥有固定职位，知识在绝大多数士人手中退化为进仕为官、养家糊口的工具。
然而高士隐而不仕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需要以知识为晋身之工具，由于高士严格遵循上古隐逸之道崇尚终生不仕，所以他们学其所乐、乐其所得，并且在好学、乐学的情况下，还愿意著书立说，传播知识。
三、魏晋南北朝高士传记的文学文献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士传记，不仅仅对于隐逸文化的建构、传承意义重大，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文学文献价值。高士传记对于文学的创作、文献的保存有着重要的贡献。
1、文学价值
其文学价值，体现在对隐逸文化建构、传承中的作用上。而且是隐逸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隐逸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题材；二是高士传记建立起一个林林总总的高士形象画廊，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文学形象。
2、文献价值
通常这样一部著作，都会被拿来当成重要的文学研究资料，而这些资料给我们在文学、文体等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同时，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艺术形象，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更使得隐逸文学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
综上所述，关于这部著作的编写，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既使隐逸文化得以传承，又印证了隐逸文化独特的生命力，同时也多寄寓着编撰者的个人志趣，其中只有“文化品味接近，审美情趣相同”的士人才能够进入他们的交友礼遇，这种社交活动的不以外物为转移的自主选择是高士交友的特点。用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充分把当时的文学展现在了后世人们的面前，既重视传主的共性特征，同时又不忽视他们的个性。呈现出完整的社会文化，给后世挖掘这类价值提供了途径，并且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