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杜牧的诗将南朝，特别是南梁那种寺庙林立的景象画卷展现在后人面前。
佛教的来世今生和南北朝激烈碰撞民族阶级矛盾，裹挟在一起，成为了极其富有特色的南梁时代象征，而梁武帝萧衍对佛教的痴迷，更是时代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终年八十六岁的老人虽然贵为皇帝，一生经历却颇为坎坷，早已看破红尘。
梁武帝一直到死，对于佛教都是虔诚的，三武灭佛，并没有萧衍的位置，然而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梁武帝对于佛教的宠溺在政治上却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被后世的帝王们看在了眼中。
中原王朝的佛教在上层政治圈中再也没有获得过南梁时那样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梁武帝的一生对佛教的传播是福是祸就见仁见智了。
一．萧衍本身坎坷经历
1．为父母早亡之皇族
萧衍的母亲死的很早，二十岁父亲也病亡，这个皇族的孩子内心的痛苦被他深深隐藏在了心中，虽然后来机缘巧合成为了南朝的皇帝，幼年的创伤却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轨迹。
过于宽容一直是萧衍的美德，然而在政治斗争这样的残酷环境中，杀伐果断可能才更是必备的品质，萧衍从年轻时候热爱儒家思想，热爱情诗的诗人到晚年执意出家的皇帝，人生的经历算的上是传奇。
他得位波澜不多，成为皇帝更像是命运的安排，执政初期勤政到几乎疯狂的地步，同时“一冠三年，一被两年。”对吃素偏执一般的追求，使南梁出现了中兴的征兆，不过晚期对佛教的痴迷，侯景事变的偶然性，彻底的改变了南朝的历史。
2．从勇猛的将军到宽容的佛教徒
萧衍少年的时候，是有勇气的，在义阳和邓城都曾经和北魏士兵短兵相接过，他年少的时候甚至由于迷恋美女而耽误了政治上的大事，可见那时候的梁武帝还是个接地气的人，
然而公元五零四年后，也许是弟弟和儿子的背叛让他看破了红尘，萧衍开始了对佛教疯狂的迷恋，执政风格和大相径庭亲生女儿和叔叔通奸甚至意图谋害父亲，这样的戏码现在的美剧编辑估计都不敢写。
另外对于前朝皇帝遗腹子的宽容换来的却是刻骨的仇恨，这种种变故一定让幼年失母的萧衍对政治人生重新审视起来，佛教，就在这个时候奇迹般的出现在了萧衍的面前。
二．佛学精深的梁武帝
1．梁武帝时期新佛家戒律的产生
佛教从印度传来的时候，并不戒荤腥的，然而素食主义的梁武帝，却由于崇高的政治身份，重新的界定了这样的规定。
《断酒肉文》将食素作为了对僧尼的硬性要求，这中间夹杂了萧衍对儒家仁恕的理解，和他经过皇室宗亲事变后的悲观主义情愫。梁武帝为了在佛经中寻找戒荤腥的依据，夜以继日的翻阅佛经，大大的影响了对政务的处理，他牵强附会的将道儒释糅合在一起，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成为了后世大乘佛教的样板。
2．不但自己信佛，且鼓励大臣信佛
梁武帝的信佛并不是私人的行为，他是从皇帝的身份去提倡这样的宗教信仰的，无论在和范缜的辩论中如何理屈词穷，他都试图把所有的文武百官，甚至所有的南梁国民都转化成佛教徒。
公元五一一年，他自己做了菩萨戒，从此又称菩萨皇帝，在至高无上的政治称谓的前面，又加上了宗教称谓。他的《舍道士佛疏文》中，对后世子孙都做了归佛的安排，这在前朝的佞佛皇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极端的宗教态度联系上萧衍的归宿，是后世统治者对佛教开始反感的重要原因。
无论怎么抨击梁武帝，他在和臣下辩论失败后的气度还是令人赞叹的，宽仁成了梁武帝的政治符号，然而在面前，幼稚的政治态度最终变成了引狼入室，付出的政治后果是惨重的。
3．对佛教过分投入
据史学家统计，梁武帝在位的时候，整个南朝的寺庙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这个趋势直到候景之变，北兵大肆劫掠三吴之地的寺庙后才被遏制，过多的寺庙造成佛像的生产供不应求，大量的铜被用在铸造佛像上，甚至连南梁的货币铸造都受到了影响，铁制的钱变为了铸币的主流。
萧衍沉迷佛法，热衷于举办各种法会，高谈阔论对佛教的理解，上所好之下必甚焉，整个南梁的贵族阶级热衷于宗教的空谈氛围中，文武百官无心政事，使得对北方的战役不断失败
4．萧衍的赎身戏码
萧衍对佛教的狂热，或者说试图塑造全民信佛氛围的尝试，让他连续三次要求在建康同泰寺入寺为寺奴修行，公然自轻南梁顶级士族的身份，在佛教前面匍匐下跪，文武百官无奈，三次共凑齐三亿万钱赎回他们的皇帝，这在整个华夏的政治历史上都是首次出现的现象。
寺庙僧侣在占据大量社会财富的基础上，又一次性的从国库搜刮了如此巨额的钱财，更加有趣的是，世俗最高权力的皇帝在宗教面前如此的卑微，这不仅是南梁萧家的事情，在讲究天命的中国旧王朝中，这是对所有士族的蔑视。
从拓跋焘开始到北周武帝，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屡次受到封建统治者严厉的打击，特别是北周武帝在萧衍之后，看到了宗教对世俗政权毒药一般的腐蚀作用，更由于政治经济层面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北方佛教日益凋零。
三．灭佛与梁武帝之本质联系
1．反面教材梁武帝
梁武帝在位期间，一直到被侯景饿死，对佛教都是忠诚的，或者是由于对于长生的渴望，或者是由于经历坎坷，宗亲叛离造成的看破红尘，他的后期执政风格过分的轻信和宽仁了。
候景这个著名的三姓家奴，不是能被感化的人物，对侄子的思念，对东魏的政治幻想，更是促成候景之变的直接导火索，宗教和皇帝的结合产生的后果被后世所有的统治者看在了眼中。
萧衍的佛学造诣精深，很多举措都成为了后世佛教的规程，然而他之后的陈朝虽然也礼佛，却再也没有到如此痴迷的程度，包括后世的皇帝再没有如此沉迷佛教的存在，不能说和萧衍是没有关系的。
2．佛教与统治者于政治领域存不可调和矛盾
三教中的佛教由于教义的特殊性，和世俗统治者间的矛盾是根本存在的，他并不是单纯的哲学因素，而更是物质争夺的结果。佛教的寺院，庙产，僧侣的衣食住行，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都是对社会财富的占有，都是对统治者权力的侵夺。
包括对佛教礼遇有加的辽国，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即寺庙占有大量的不需要纳税的，不进入户籍登记的人口，寺庙拥有大量良田和地产，却对战争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帮助有限，寺庙最终成为了社会财富的掠夺者。无论统治者多么欣赏佛教的哲学思想，静下心来，他却实实在在是世俗政权的敌人
3.南北朝的归宿和佛教
南朝的宋齐梁陈可能是对佛教最友好的朝代了，隋唐以后除了个别的皇帝，佛教渐渐的式微，除了和统治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外，佛教的哲学提倡今生隐忍修行的理论，也渐渐的不合统治者的胃口了。
儒家，释家，道家三家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宋以前三家还是可以互教短长的，崔浩等对佛教的打压，佛在南朝和魏晋玄学融合和形成的空谈虚幻的氛围，都是整个历史画卷独特的篇章，萧衍对佛教的痴迷过早的让人们看清了佛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坏处，这是不争的事实。
结语: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忠诚伺佛，佛教因我而衰落，古代帝王中最礼佛的梁武帝萧衍，却也是后世佛教不入统治者法眼的重要原因。
客观的讲，梁武帝的私德是值得赞誉的，他对宗亲的宽仁，哪怕是最挑剔的人，对此也心悦诚服。萧衍双亲早夭的经历，不断被至亲背叛的生涯，使他从一个爱慕红颜，勇敢面世的儒家子弟变为了忠诚的佛教信徒，这本身就是具有时代特点的事件。
事实也证明，佛教的那套放下屠刀，来世今生，和古代中国的统治特点是格格不入的，而萧衍正因为在品质，才能等方面并无问题，他的人生悲剧才更多的被人们归咎到佛教之上。他是一面镜子，给后世认同佛教理念的皇帝们一个鲜活的反例。
参考资料：
《中国佛教史》
《梁史》
《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