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以来，很快被汉族豪门权贵所接受，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外来宗教。而佛教在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巅峰时期，便是南北朝时期。当时北魏鲜卑贵族普遍笃信佛教，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这样宏伟的历史遗迹。而南梁在这方面丝毫不逊于北魏，也创造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壮丽景象。这样的景象在历史上非常出名，在很多后世的诗词和文化作品中都有着体现。而作为南梁皇帝的萧衍，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迷信佛教的皇帝，曾经多次表示出家为僧，引起了南朝政局的很大波动，成为历史典籍中的笑谈。
对于萧衍迷信佛教的原因，在后世的很多历史著作中都有提到。有的人认为是南朝繁华，形成了这样崇佛的风气，而萧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而迷信佛教。也有的认为，萧衍沉迷于南梁盛世的场景，个人文化素养非常高，他推崇佛教是为了创在更大的文化巅峰。各种说法在历史上流传很广，所以变得众说纷纭。可是从历史背景来看，萧衍推崇佛教的态度其实非常诡异的。他本不是佛教徒，早年还信佛教的对头道教。可在中后期他却成了虔诚的佛教徒，甚至惹出了三次出家的故事，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萧衍在南梁广泛推动佛教，不仅带动了大量的门阀士族信奉佛教，还出现了全民信佛的夸张场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当时作为南梁首都的建康，在城里城外就有近五百座各种寺院，也就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说法。国家花费如此大笔的钱财支持佛教，简直是荒唐透顶的事情。如果说是守成皇帝，这样瞎搞还可以理解。可萧衍在南齐时代就以文武双全著称，文化上是萧子良的“西邸八友”之一，武功方面被北魏孝文帝称为“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这样出类拔萃的一个人怎么会陷入迷信佛教的泥潭中呢？
结合南梁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背景，可以看出这种不合常理的诡异现象下面，却常着云诡波云诡波谲政治斗争。在各种暗潮汹涌的局面变幻下，藏着萧衍控制国家的权谋之术，而迷信佛教便是他的重要操作之一。萧衍采取这种手段的起因还是要从南梁的建立开始，也是南齐时代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
南齐末年萧宝卷当皇帝时，与掌控国家的门阀士族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扩展成为国家内乱。具体的情况前文已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述。这场内乱的结果是大量的门阀士族被杀，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萧懿。于是萧衍联合南齐宗室萧颖胄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从襄阳起兵顺流而下，目标直指南齐首都建康。
萧衍的起兵得到了各地的门阀士族的支持，使得军队实力大增，顺利的攻破了建康城，萧宝卷兵败被杀。萧衍借着胜利的机会控制了南齐朝廷，废杀了齐和帝萧宝融，改国号为梁，建立了南梁。作为南梁的第一任皇帝，萧衍上位的过程中得到了江南门阀士族的广泛支持，所以国家的朝廷权利被这些豪门望族所瓜分。为了平衡政治上的权势，萧衍启用了不少寒门庶族出身的官员和将士，以此来与门阀士族集团形成权力制衡。这个策略本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随着南朝经济的复苏，南梁国力的增强，却出现了政治上的危机。
建国初期，为了取信于支持自己登基的门阀士族，萧衍颁布了不少有利于门阀士族的特权法案。对于门阀士族中的子弟和官员，要严格界定身份和地位，制定了谱牒制度，优待门阀士族出身的官员。这样的制度使得门阀士族攫取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发展起来就失去了控制。尤其是进入中期之后，很多世家、方镇为了自己的利益偷偷冒隐人员，侵占“士家”、“兵户”的土地，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南朝朝廷为了弥补损失，只能将其摊派到其他百姓头上，于是恶心循环。这使得国家经济衰弱、公田变私、土地兼并严重、租调以外的杂调日益加重。
这样的情况长期下去就是门阀士族越来越强，而朝廷则越来越弱，国家权利和资源被门阀士族的官员所把持。失去对朝廷的控制，萧衍的皇位就不稳，宗族的利益也没法保证，这就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机。由于利用寒门庶族无法与门阀士族互相制衡，所以萧衍想出了利用佛教的歪招。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在中原本土的的根基薄弱，需要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可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大量信奉道教和玄学，所以佛教势力发展缓慢。在北方佛教和进入中原的鲜卑贵族合作，而在南梁他们的合作对象便成了梁武帝萧衍。
萧衍在当皇帝之前，作为兰陵萧氏的分支是信奉道教的，这与各大门阀士族的宗教趋向性一致。可为了制衡各大门阀士族，萧衍必须站在对立面，因此该信佛教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萧衍利用自己皇帝的身份大量的推崇佛教，引入很多北朝的高僧南下讲经说法，据说还有大名鼎鼎的达摩祖师。他亲自撰写佛教经文，论述佛教的义理，还让儿子萧统编辑佛教经文《金刚经》。根据史料所记载，现在佛教的很多制度都是萧衍所建立起来的，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汉传佛教出家人要戒酒肉荤腥和女色的清规戒律。
经过萧衍这么宣传，南梁出现了佛教大兴的社会现象，包括门阀士族在内人都纷纷崇信佛教，官办和捐建的寺院多不胜数。根据史料记载，建康当时“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富。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如此一来，萧衍不但成了世俗的皇帝，而且成了南朝佛教的教主。
他还给佛教寺院提供了大量的倾向性政策进行优待，这进一步提高了寺院的影响力。比如寺院的田地产出不用缴税，寺院的和尚尼姑不用服兵役和徭役等等。很多受到压迫且难以维持生计的老百姓纷纷加入寺院，甚至将自己的地献给寺院，这是的佛教寺院无比兴盛，僧众人数比军队还多。
这样兴盛的佛教状况，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南梁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从南齐时代门阀士族和寒门庶族互相争锋的局面，改变成了门阀士族和佛教争夺国家资源的格局。为了加重佛教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力度，萧衍还玩出了三次“舍身”出家的把戏，逼得朝廷的王公大臣们凑钱为他赎身，共花费三亿多万的钱。这种操作看似萧衍迷信佛教的表现，实际上是在削弱门阀士族的影响力，通过佛教掌控国家的权力和资源。这种歪门邪道的招数萧衍玩得乐此不彼，既平衡了北魏朝廷的政治格局，又维护了自己对国家统治。
可以说在权谋之术方面，萧衍是出类拔萃的，否则也想不出利用佛教和门阀士族对抗的歪招。可这种歪招必然缺陷极多，而且难以长久坚持。首先，佛教的教义本身便是让人淡化争斗的，这虽然有利于他的统治，却不利于对外抗敌。这使得南朝社会毫无战心，强大的国力却无法用来与北朝争锋，国家发展也停滞不前，白白错过了统一天下的良机。第二，长期的内耗和互斗，让国家的力量被门阀士族和佛教所瓜分，国力实际上一天天的衰弱。等到侯景南下时，南朝军队既无战心，也无战力，萧衍饿死台城也就成了必然。
萧衍这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不少，而且都是非常精明能干的，在历史上也一度创造出辉煌，汉武帝刘彻、唐玄宗李隆基都是如此。可是在政治上总是喜欢用小伎俩来操控权势，利用权谋之术驾驭国家政治，搞一些歪门邪道，最后只能害人害己。国家因他们的卓越而兴盛，也因为他们的荒唐而衰败，让读史的人感到唏嘘不已。政治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主题，是和是斗，这都取决于主政者的政治理念。像萧衍这种皇帝，在政治上走上了歪路，国家就进入了死胡同，最终只能自得自失去。从根本上看，还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