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以汉民族为例，从华夏民族到汉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入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同时又不断有汉民族流向民族地区而融入其他民族。可以说，汉民族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异源同流为主和同源异流相伴随的历史。异源同流这一现象本时期在北方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为:
第一，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决定了这些民族能够大规模地进汉族地区，从而打破胡汉民族之间封闭的地域界限，使得民族杂居成为可能。第二，和南方的相对稳定相比，北方战乱连绵，在各民族政权的连续争战之中，各族人民被迫四处迁徙，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民族聚族而居的形式，加快了融合的步伐，而北魏“离散部落”的政策则更是打破了内迁各族的部落组织，使得胡汉民族能够在杂居与交流中打破族际界限而融合。第三，北方政权大多是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为巩固统治而“行汉法”，其阻力小而效果好，民族融合能够较大规模地实现。因此到了北朝末期，大部分内迁民族都成为了汉人，其余的在隋唐时期完成了其最终的汉化。
一、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状况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一个动荡时期，在该时期原本属于汉民族的传统统治地区成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北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几乎都卷入到这次的民族融合大潮之中，对汉民族形成扩大具有积极贡献，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氐、羌、羯、柔然、丁零、高句丽夫余、蛮等民族，我们一一来做介绍。
匈奴匈奴是我国境内古老的北方民族。西汉末年，匈奴大乱，其中的呼韩邪单于率领五千余落匈奴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居。这些匈奴人为了对他们进行控制，“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其后，又不断有塞外匈奴归附而内迁。西晋末年，皇室衰微，匈奴贵族屠各氏、铁弗氏、沮渠氏等在本民族部落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民族政权。随着这些政权的灭亡，匈奴部落遭到破坏，北朝末期，内迁匈奴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其中绝大部分融入汉人。
乌桓乌桓是东胡民族之一。东汉末年，乌桓分为几个政治中心不断地参与汉族军阀间的斗争。建安十一年（公元年），曹操亲征三郡乌桓，大获全胜，有一部分乌丸加入到了汉族军队中，开始了融入汉人的过程。其后史书仍屡有乌丸的记载。但是随着民族战争的破坏，乌桓的部落组织逐渐解体，到了北魏，其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此“乌丸”已非彼“乌桓”，乌桓这一民族群体已经瓦解并逐渐地融于其他民族，但其中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融入了汉人。
鲜卑鲜卑是我国古代属东胡系统的民族之一。随着匈奴、乌桓的内迁，鲜卑各部也逐渐南迁，开始与汉魏政权发生联系并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例如柯比能集团就是接受汉文化的典型例子。随着鲜卑各部势力的发展壮大，其中东部鲜卑的慕容部、宇文部、段部，西部鲜卑的乞伏部、秃发部以及北部鲜卑拓跋部先后进入中原并建立有自己的政权。由于政权的兴亡更替及北魏的统一，这些鲜卑人最终都归入了北魏，后随着北魏的瓦解融入到了汉族之中。
吐谷浑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分离出来后融合氐羌等民族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随着吐谷浑的发展壮大并与中原地区民族政权发生联系，本时期也有一部分吐谷浑进入中原而融入汉族。如西魏建德五年（公元年），吐谷浑大乱，武帝又诏皇太子征伐“虏其余众而还”，这些入居内地的吐谷浑或是成为奴婢，或与汉、鲜卑等民族杂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当是先鲜卑化后汉化，最终融入了汉人。
氐三国时氐人居于魏蜀之间，成为二者的争夺对象。为避免氐人附蜀，曹魏曾多次迁徙其入居内地。前秦时苻坚也曾徙百顷氐人于关中。由于氐人大量入居内地，“支胤弥繁”，于是前秦坚分三原、武都、雍等地十五万户氐人于诸方要镇，以为“磐石之宗”。这种在社会政治、经济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分散氐人的做法，对于在部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可谓是致命打击，它削弱了氐人对关中的控制，这一举措促进了氐人与汉人的融合，到了北朝末年，这些入居内地的氐人大多成为了汉人。
羌东汉时曾先后把西部边疆的一部分羌人内迁到三辅、汉阳、安定、北地、上郡等地而与汉人杂居三国时羌人成为了蜀魏争夺的对象，在曹魏军队中就有大量的羌人。这些羌人大多保留了部落组织，在此基础上，羌人姚苌建立了后秦，随着政权的灭亡，羌人四处流散，北魏以后他们逐渐融于汉人。
羯又称羯胡、契胡，《魏书·羯胡石勒》记载:“羯胡石勒，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其祖、父并为部落小帅”。这就是说羯胡随着匈奴内迁而进入到了中原地区与汉人杂处，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部落组织。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建立了后赵。后赵末期，冉闵诛杀羯胡，“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尽管如此，到了北魏时仍有羯胡尔朱氏的记载，这些幸存下来的羯胡最终融入了汉人。
柔然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大漠南北出现的又一个势力强大的民族。十六国时期，柔然和北魏征战不休，被北魏称为“蠕蠕”。这一时期也有许多柔然人因战争俘获、主动内附等原因而入居内地。例如史书记载，太祖讨柔然，“虏其半部”，随后匹候跋又“举落请降”。天赐年中，柔然内讧，“大那等来奔”。随着突厥的崛起及发展壮大，柔然分崩离析，其中又有一部分进入了中原，例如西魏时，蠕蠕为突厥所破，邓叔子遂率部千余家奔关中，而周文“缚蠕蠕主已下三千余家付突厥使，于青门外斩之。中男以下免，并配王公家”。这些或降或附而入居内地的柔然人，在和鲜卑、汉等民族的杂居共处中，其最终命运是随着鲜卑化既而汉化。
丁零丁零又被称为敕勒、高车。汉末魏晋年间，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南迁，部分丁零人也逐渐内迁，其中的翟辽还曾建立了“大魏国”。此外，北魏时漠北高车又多次和拓跋氏政权发生战争，例如登国五年（公元年），拓跋氏“袭高车袁部，大破之，虏获、马牛羊二十余万”。天兴二年（公元年）又“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后拓跋焘又派兵征高车，高车诸部“前后归降三十余万”。就这样，前后进入内地的丁零人数量不在少数，他们大多保留了部落组织，分布在漠南广大地区。由于遭受残酷压迫，这些丁零人多次发动起义，例如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丁零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丁零人流徙中原各地，其中的相当部分融入了汉人。
高句丽、夫余高句丽、夫余是同属秽系统的民族，本时期因战争影响，也有一部分融入了汉人。东晋成帝咸康八年（公元年），前燕慕容部征高丽，就曾“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到了北魏，仍有入居中原高丽人的记载，例如天兴元年（公元年），拓跋硅“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这些入居中原的高丽人和汉人共同生产、生活，融入了汉族。
此外也有一些夫余人因战争被俘而进入中原，太康六年（公元年），慕容进攻夫余，掠走万余人。永和二年（公元年），慕容皝又进攻夫余，俘其主及五万余口而还。此间，还有一些夫余人被掠卖而辗转于内地，据《晋书·四夷传·夫余国》记载，夫余人“每为廆掠其种人卖于中国。帝愍之，又发诏以官物赎还，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馀之口”。随着政权的更替，这些夫余人融于汉族的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
蛮族本为南方民族，但“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萧条，略为丘墟矣”。北魏时，又先后有蛮族投附北魏，如太和十七年（公元年），“襄阳酋雷婆思等率一千三百余户内徙，居于太和川”。景明初又有“大阳蛮酋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内附，诏置四郡十八县”如此记载还有很多，这些北迁的蛮人与汉人及北方民族交错而居，促进了融合，他们最终也融合到了北方汉人之中。
二、“异源同流”的结果，汉民族的融合
许多人认为，民族融合就是语言的通用，其实不然，起码在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有着具体表象的。
1.拥有共同的地域。固定的地域作为民族形成的条件，不仅是孕育一个民族生长的特殊地理环境，而且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地域界限。
当北方游牧民族离开其原有的封闭地理环境而进入中原后，他们必然要与汉人接触联系，这就为融合提供了首要的条件。特别是北魏“分散诸部”实行三长制以后，民族之间的界限彻底打破了，各民族人民生活在一起，这才真正实现了共同的地域这一条件，融合才最终得以发生。
2.农业经济的确立。北方游牧经济是与中原农耕经济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型，因此当游牧民族最初进入中原时，必然要与汉民族产生激烈的冲突。然而要在中原站稳脚跟，就必须适应中原的农耕文明，因此大多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首领都非常重视农业，例如《晋书》曾记载说:“先是辽川无桑，及通于晋，求种于江南，平川桑悉由吴来。”鲜卑慕容氏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是统治者的重视，另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许多少数民族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太和九年（公元年）均田制的颁布，是使得北方民族真正实现了封建化。均田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少数民族也分到了土地，成为了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真正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3.汉语成为共同语言。参与融合的民族，其语言都会出现单语——双语——单语这一发展过程。以北魏的统治民族拓跋氏为例，在拓跋部未进入中原时，他们使用的是本民族语言鲜卑语，随着鲜卑的内迁，其中的上层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开始学习汉语。但就其整个民族而言，鲜卑语仍然是主要语言，例如《隋书》就曾记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但是随着北魏的统一北方，民族的语言隔阂成为其统治的障碍，于是鲜卑贵族实行了改革，这样，语言的转换成为了一种强制性行为，它缩短了双语并存的时间，加速了汉语淘汰鲜卑语的过程，汉语作为其主要语言最终确立。
4.意识形态儒化。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曾谈到“儒学为中国唯一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内迁民族的儒化首先是从其上层开始的。许多少数首领在接触到汉文化后都开始自觉地学习儒学从而汉化。如《魏书》曾记载高车人乞伏保孝敬其继母的事迹，从“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到尊礼重孝，可见北方民族已经逐渐汉化了。
5.夷夏观念淡薄。任何民族都以自身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以及由之而来的共同的民族认同感而区别于其他民族，而其中民族认同感则是共同的地域、语言、化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胡汉民族之间，随着这些要素的趋同，内迁民族也逐渐认同于汉族了。氐人苻坚在年少求学时，苻洪曾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到了苻坚执政时，他则认为拓跋部什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并对什翼犍说:“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敢牛羊而人不寿。”通过以上对话我们可看出，少数民族以儒学来区别胡汉，一旦自己接受了儒家文化，遂自认为正统而认同于汉人了。
结语：
通过以上种种可以说明，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过程在实质上就是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互相接触的过程中，民族文化激烈碰撞后相互适应、相互吸收、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汉民族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且文化先进，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汉民族“异源同流”为主，“同源异流”相伴的发展过程。
参考资料：《晋书》、《三国志》、《魏书》、《北史》、《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