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环球网
7月8日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祝总斌先生，因病于年7月8日凌晨2点1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尊重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公开信息显示，祝总斌先生出生于年1月，江苏苏州人，少时随家人居于湖北武汉，后移居北平。其于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后留校任教；年调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任教；年7月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年转入历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年）、副教授（年）、教授（年），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学系副系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年离休。
祝总斌先生著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材不材斋文集:中国古代史研究》《材不材斋文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等多部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法制史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祝先生研究问题始终坚持论从史出，从史料解读考证入手，先在史实层面有所发现和突破，然后分析归纳，故常能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他的研究成果，全面、扎实、深入，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特别是对宰相制度、门阀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论述，代表了史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深受好评，屡被征引。
讣告称，祝总斌先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长达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课堂教学与学生培养中，开设的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祝先生注重择人而教、因材施教，对于每一个真心热爱历史的学生，他都给予全力帮助。如今，祝总斌先生的许多学生都已成为当今中国古代史领域的重量级学者，活跃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
祝总斌曾发表《我与中国古代史》文章，全文如下：
祝总斌：我与中国古代史
编按：今世之俗，重学历，讲师承。祝总斌先生则说，他主要靠自学。在这篇经验谈中，祝先生回顾自己的学思经历，告诉我们：治学应从目录学、文献学入手，求得门径；要积累语言文字学和职官、地理等多方面知识，建立广博厚实的基础；研究要精细读书，融贯理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追求新意，论从史出，没有创见不写文章。他也回顾了前辈学者的影响与点拨，说明自学并非无师，而是转益多师。
本文原载张世林主编《学林春秋（二编）》下册，后收入《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年版，今由李屹轩据后者校订。
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
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里学过一点点）。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来，原本“一穷二白”，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学习、进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在这一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厚积薄发
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如果将讲课内容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每当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é，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ǐ，义同蚁。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
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文献学知识。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綦多。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十分方便。当我逐渐懂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关论著的价值之后，便以之为指导，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做卡片、索引，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广泛增加感性知识。同时也购置一些书，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便懂得哪些书该买，哪些书可暂不买。如《汉书》、《后汉书》便买王先谦《补注》、《集解》本；学术笔记首先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周礼》买孙诒让《正义》本；《仪礼》买胡培翚《正义》本；《礼记》买孙希旦《集解》本；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等。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四书五经等，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包括“白专”帽子的威胁）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读、钻研，打下深厚功底的（如吕思勉先生曾将二十四史系统读过三遍，见《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年，第3页）；就我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通过一般浏览，有个大体印象而已。我的学力只能做到：借助于这个大体印象，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如“引得”）、辨伪书、类书，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如《日知录》、《陔余丛考》）、论文等，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价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问题的有关资料。举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托于我。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不容置疑，我的答覆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如我上课讲皇权制度，涉及朝会、常朝，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以之为线索，扩大资料范围，便事半功倍）。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一方向努力。
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后来下决心反覆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按：指删略《宋书》、《魏书》等八书为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领”（分见《廿二史考异》卷四〇、卷三六）。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著（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的文章）外，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禹贡》（参考胡渭《禹贡锥指》）、《汉书·地理志》（用王先谦补注本）、《水经注》（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本，参考赵一清《水经注释》，对照杨守敬《水经注图》）三大经典。特别是《水经注疏》，年以前只有北京科学出版社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