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这本书不用介绍，抱着它乱夸“体大思精、空前绝后，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巅峰”的人不可胜数，各种研究书刊论文也车载斗量，号称“龙学”，许多人靠它吃饭。
但其实目前的水平还没脱离识字阶段。比如明朝大批评家钟惺读《铨赋篇》“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招字于楚辞”时，对“招字”这两个字特别欣赏，打了好几个圈，并加批语道：“招字句亦佳”。实则招字是拓宇之误。
现代人谈《文心》也没什么进步。热爱楚辞的人，特喜欢引用〈辨骚〉“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矣”。但博徒，是好博戏的浪荡子，以此来形容楚辞乃雅颂之不肖子孙是无疑的。故“体宪于三代”的宪是错字，宋朝洪兴祖注《楚辞》时就已经改为“慢”了。今人不察，却仍依误字来大捧楚辞。
又如近来风格(Style)一词甚为流行，有人就大赞《文心·夸饰篇》“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已有风格一词，认为“用风格一词来评文，当以刘勰为始。”其实那是“风俗”二字之误。
这是文字版本之类问题。其次是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钜作。不知《文心雕龙》流传概况，也不晓得古人对此书有跟我们不同的看法，《文心雕龙》是一部频临失传的书，齐梁以来皆不受重视，明朝中晚期才有人开始研读。清朝人恢复古代绝学，此书亦因而获益。
所以《隋书经籍志》连它的性质都不清楚，放在“总集类”，以为是像《楚辞》《文选》那样的书。宋朝《玉海》也一样。
后来的《菉竹堂书目》《脉望馆书目》等也只把它视为子部的杂着。到明朝，大家才渐把它看成是诗文评。
这是对这部书性质的认识。
评价呢？
史书说刘勰写了书之后，时人不贵。后来也确实没人道及。
初唐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才开始对《文心雕龙》有点具体的评价，但评价极差。说它光会批评别人，却没批评好：“人惭西氏，空论拾翠之容；质谢南金，徒辩荆蓬之妙。拔十得五，虽曰肩随；闻一知二，犹为臆说”。
对《文心雕龙》仅有的好评，是宋代黄山谷说的。他写信给晚辈王立之，说《文心雕龙》这本书你读过吗？它“所论虽未极高”，但是“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认可它对魏晋宋齐文人的批评。但也仅此而已，其他议论，山谷觉得未极高明。
明朝人对《文心雕龙》的贡献只是基础文献整理，如刊刻、音注、校对等，说起理解，那就还粗略得很。
例如最早提倡《文心雕龙》的杨慎，曾用五色笔评点过此书，但解释“风骨”竟说：“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也；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两致矣”。这岂不是胡说吗？黄叔琳注本说：“升庵批点，但标词藻，而略其论文大旨“，确实不错。
清朝以后，重视《文心雕龙》的人当然愈来愈多，但多是骈文家或者从骈文的角度来重视它的。这是因为骈文的势力越来越盛的风气使然。
如孙梅的《四六丛话》、阮元《四六丛话序》《昭明文选序》、陈广宁《四六丛话跋》、沈叔埏《文心雕龙赋》都是这一类。刘开《刘孟涂骈体文》尤其推崇：“宏文雅裁，精理密意，美褒众有，华耀九光，则刘彦和之《文心雕龙》殆观止矣”。
换言之，《文心雕龙》早期默默无闻，甚至颇受轻藐；而老运转俏，大部分欣赏者看重的却是它的文章，非其理论。
五四运动以来，白话当道，古文都弃若敝屣了，何况骈俪？故今之“龙学”，都仿佛把龙的鳞甲皮角剥了，光秃秃地说其“理论”，毫无文采可言。
另一堪笑处，是对文体的漠视。
《梁书刘勰传》早已说过它的性质，是备论古今文体。所以《文心》的前五篇说文章总的原则，接下来二十篇就都是文体论。这是上编。下半部才谈具体的写作问题。作者刘勰自己说上编是纲领、下编是毛目。
可是，民国以后，大家可能是看不懂“纲领”跟“毛目”的意思，都只重毛目而忽纲领，能不谈就不谈。
像现在几乎所有中文系都用郭绍虞先生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做教材。它选了《文心雕龙》几十篇，分量是所有文学批评文献中最多的。可是《文心》上编二十篇文体论，却一篇都没有选；各校学生大抵也理所当然地不会去读。
这个态度，其实早自黄侃已然。
黄先生《文心雕龙札记》北平刊本，就只有〈神思〉以下二十篇。黄氏殁后，武昌本才谈到文体。但只谈了六种文体，与他论下篇不成比例，心情与做法也不同，所以他自己说：“诠解上篇，唯在探明征证、榷举规绳而已。至于下篇以下，选辞简练而含理闳深，若非反覆疏通，广为引喻，诚恐精义等于常理、常义屈于短词。故不避骈枝，为之销解。”
黄先生之书，今人奉为“龙学”开山，可是其师刘师培在北大讲《文心》时并不如此。罗常培先生曾传其《诔碑篇口义》，就极好！因为古代非常重视碑。梁元帝曾作《内典碑铭集林》三十卷，还收录碑刻文字成《碑英》一二Ｏ卷。可见专门集编碑文，在刘勰那时已开始了。可惜黄先生未承师教，不重视这些文体问题，今人就更不懂文章体例了。
这样，写文章固然不能得体，就是谈文学理论也是空讲，落不到实处。以至于谈其理论者多只是依傍西方文论去附会、拟似，或寻章摘句、饾丁训解。
又或该选的不选，不该选的却侈谈不休。我就看过有选本选了《隐秀篇》，也看到许多名家谈中国古典美学时，将“隐秀”当做《文心雕龙》最重要的篇章。但是《隐秀篇》早就失传了，现在这一篇，是明朝人补了之后黄侃又再补的。刘勰自己重视的许多篇，我们都不在意，却偏偏拿这一篇佚作来谈刘勰美学，不是很有趣吗？
再说刘勰。我见过一位先生写了篇〈知音篇的文情难鉴与西方阐释学异同比较〉，看题目，好吓人，但他全篇就都把刘勰写成了刘懿。这样也能发表，可见刊物的编辑同样不晓得刘勰是谁。
籍贯呢？史书说：刘勰是东莞莒人，世居京口。现在山东省莒县浮莱山定林寺内却建了一处“刘勰故居”，还有文心亭之类配置。乃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立，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刘勰他们迁到南方好几代了，莒只是祖籍，刘勰生于镇江附近。定林寺则为金陵名刹，刘勰在里面生长，后来又奉梁武帝之命，在寺中校阅佛经。梁武帝时，山东莒县归他管吗？刘勰能在这里写《文心雕龙》吗？
刘勰一生都跟定林寺有关。从少年到成人，做僧祐的助手，“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后来被推荐到梁武帝身边，做梁武帝弟弟、儿子的秘书等等。最后梁武帝又派他回到寺里，出家了。
这样平淡无奇的经历，却被龙学家们读出两大意义。一是《文心雕龙》深受佛教影响。二是他做过东宫通事舍人，服伺过昭明太子萧统。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地要去说他们关系如何如何密切，甚至刘勰参与了《文选》的编辑。
第一项就是个大乌龙。研究者不懂佛教，却充满了想像，老想把《文心》跟佛教扯上关系。
像范文澜说《文心雕龙》之所以叫“文心”即与佛教有关，引慧远法师的《阿毗昙心序》为证。又说《文心雕龙》书结构完密，上半模仿了佛教的“界品”，下半又模仿了“问论”。因此结论是：刘勰此书“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
其实界品是《具舍论》的九品之一，讲诸法的体性。乃小乘说一切有部经典，陈天嘉四年（）才译出，刘勰怎么去模仿它？而其中的界，指的是“诸法无自性”的性，跟文体的分类毫不相干。范先生看到“界”字，以为是指一个区域，所以觉得好像跟文体的区分有些类似，实则全是误会。
后来周振甫、王元化等一大堆人说《文心》的结构和思维是受了佛教因明学之影响，也根本不晓得因明学在我国完全不重要，经论几乎不译，南北朝期间仅译《方便心论》《回诤论》《如实论》三部而已，当时僧徒皆不习此业。且后两种译于刘勰写书之后四五十年；第一种译于平城，北魏文成帝或孝文帝时，仅一卷，也不可能影响到刘勰。
其他议论蠭出的先生很多，而每况愈下。近年还有人抓住刘勰“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这句话写了一大本书，说刘勰归心佛教，以般若学为最高境界。不晓得这只是专指僧肇《般若无知论》在那一堆谈空说有的人里面最为突出罢了。
这都是因为对《文心雕龙》的宗旨无所把握，故或说它属于佛、或说它属于道（这个道，倒不一定指道教，而是说他与老庄及玄学的关系）。摄相失焦，遂看出了无数幻影。
对《文心雕龙》与《文选》关系的认识，也与此有关。
从黄侃以来，大家都说两书宗旨相同。实情恰好相反。《文选》杂出众手，其中昭明太子最得力的助手，也姓刘，但不是刘勰，而是刘孝绰。刘勰则在当东宫舍人时已入暮年，太子才十六、七岁，两人关系不可能太密切。而且两人文学观南辕北辙，昭明太子不论经史，独重翰藻，刘勰却是要宗经、征圣的。
宗经征圣就是《文心雕龙》的宗旨。刘勰梦想继承孔子，但不能像经生那般也去注解经典，乃改而论文，想借此发扬圣人思想。故其文论是与经学紧密结合的，所有的文体都推源于五经，五经也是最高的典范。对各文体，他都依古文经学的讲法去做阐释。结构严密，则是说经之书的惯例，惹得不懂经学的现代学者大惊小怪。
今人又没常识，一说六朝，就从魏晋玄学上去扯，说《文心雕龙．原道》即是道家之道。殊不知那时是世族社会，而世族均须以经学礼法传家。故《隋书经籍志》所录，经部高达七二九〇卷。其中礼学最盛，春秋学次之。史部更从《春秋》独立出来，有书一六五五八卷，均远远高于道家。刘勰本人更是反道教的，还专门写过《灭惑论》。
凡读书，最需掌握宗旨；把握不住，便成游谈。龙学成为游谈很久了，佛呀、道呀、文术呀、理论呀，虽也说得很热闹，但真正的研究恐怕才刚开始。我的《文心雕龙讲记》，便是新生之号角。
龚鹏程
龚鹏程，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