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灿朱帆
开头的话：
南宋中期罗泌《路史》卷四“蜀山氏”条,其子罗苹注云:“永明二年(公元年),萧鉴刺益,治园江南,凿石冢,有椁无棺。得铜器数千种,玉尘三斗,金蚕蛇数万,砂为阜,水银为池,珍玩多所不识,有篆云:蚕丛氏之墓。”《四川通志》引《南齐书》记载，“南齐永明九年(公元年)，在广汉县所垦之处，不仅发现一件巨大而奇特的青铜器，它高5尺，周围4尺4寸，四面各有9孔。而且还发现一枚玉玺，它壁方8分，上有鼻，文曰真帝”。这是广汉发现青铜器、玉器、文字的最早记载。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处的文献记载和收藏的实物表明，最晚在五六百年前的明朝,士大夫阶层便把玩、收藏古蜀文化三星堆玉器。多年前的清朝，地方官吏便将古蜀文化三星堆玉器贡献给清朝帝王。
一，（-年）
1，年春，广汉月亮湾乡绅燕道诚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掏车水坑，挖掘器物，计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余件。
2，年春，正在广汉县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V.H.Donnithorne得知此事，意识到这批器物定不寻常，便急急告知当地政府，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几天后，董牧师便在市场上买到数件玉石器，交给了华西大学博物馆。
3，戴谦和DenielsheetsDye美籍物理教授、地质学家。在接到董牧师交来的玉器后，戴谦和立即对带来的玉器进行鉴定，当即就断定为商周之物。年6月，戴谦和、董宜笃与华西大学摄影员晋先生从成都赶赴广汉，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
4，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从燕道诚处购得玉器数件，称“价值连城”。由此写出的《古玉考》一文，于年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龚熙台此说一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噪动，他们纷纷奔赴广汉寻找宝物、找燕道诚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
图（1）年古蜀玉器的发现者燕道诚一家。
5，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考古专家葛维汉教授DavidCrockettGraham认为，广汉玉器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牧师之详情，并亲至其地考察。在征得省政府教育厅同意后，在当地政府协助下，开始大规模科学考察与发掘。
6，成都考古学界对广汉玉器的兴趣，引起了时任广汉县县长罗雨苍的重视。此时，因大批古董商云集广汉，使得当地百姓群起发掘广汉玉石器。罗雨苍得报后，当即下令保护月亮湾遗址，不准自行乱挖乱掘。年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
7，年3月16日，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林名均。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时有土匪夜间抢劫富豪的事件发生。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80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共获得各种玉石器多件。事毕，当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
8，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Andersson根据广汉出土和民间的玉器，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一一《汉州发掘简报》，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年出版〉上。
9，年，葛维汉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他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当时的学者、外国学者，老百姓、地方官员、地方军队将领，抱着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信心和热烈向往之情，自觉地担负起丝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义务。由此揭开了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序幕。
10，卫聚贤先生是早期田野考古的开拓者、公众考古的先行者。年，《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题名为“巴蜀文化专号”，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有数万字，并附有大量在四川出土的各类器物的描摹图。他在文中根据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青铜器及其他考古发掘资料，认为巴蜀文化不仅古老，而且和中原文化有很大不同，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年《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仍为“巴蜀文化专号”，卫聚贤经过大量补充，仍以《巴蜀文化》为题发表。当时四川地区的考古发掘不多，受“中原中心论”的影响，人们大多认为巴蜀荒蛮、落后。
图（2）年领导广汉考古发掘的葛维汉、林名均。
卫聚贤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他的说法受到普遍质疑，商承祚、郑德坤等学者都不同意义卫聚贤的看法，甚至不同意“巴蜀文化”的提法。由卫聚贤发起的“巴蜀文化”的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地区巴蜀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巴蜀文化”的概念当时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直到60年代以后才得到正式承认，并一直沿用至今，广为人知。
11，年，华西大学以《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的名义，出版了历史学家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其第四章即为《广汉文化》专章。
二、--年
12，年，考古专家王家佑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人来到广汉。历经三年，王家佑在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在二十多年后，将家藏的部分玉璋、玉琮、玉钏、石璧等文物捐献出来。
13，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考古论文集》，其中论述了“广汉文化”，并发表了多幅广汉玉石器照片。
14，年文革进入中期，广汉文化馆文物干部敖天照目睹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大量的玉石器出土后不知踪影。古蜀文化玉人头被一些农民看作是晦气的“鬼脑壳”，举锄砸烂；青铜器人头被顽皮的小孩当足球在院坝踢来踢去，然后按1.8元1斤的价格卖给了收购废品的供销社；几个农民把挖到的一堆太阳神鸟金饰、黄金权杖、黄金面具、金树叶、金鸟头熔化成团卖掉，一部分打成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他为古代遗存的流失四处奔走，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在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
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郑德坤的《考古学研究集》，发表了多幅广汉玉石器照片。
16，年7月18日上午8点，上天把叩开古蜀国大门的机会赐给了南兴镇第二砖厂工人杨运洪、刘光才。他们在做砖坯挖土时，突然“砰”一声脆响，刨出来一看，是一块玉被挖断了。连忙放下锄头，进行了封闭处理，并报告考古队。考古队星夜发掘，取得了惊世骇俗的成果。这便是“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
17，0年7月，由成都理工大学矿物学教授张如柏、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玉研究所研究员周南泉等，共同主持的民间三星堆玉器藏品研讨会，在成都理工大学召开，四川省有关领导、广汉市四大班子及相关专业团体人员参加。
图（3）0年7月，民间收藏古蜀玉器研讨会在成都理工大学召开。
18，0年7月，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南泉评价三星堆玉器：“三星堆玉器的发现，从文献中看，最晚在明代已开始；从故宫博物馆等处收藏实物看，约在清代中期就被帝王收藏；而经科学发发掘，并见诸报告的，则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很有名，尤在最近几十年的数次重大发现更为可观，名闻海内外。本人认为，这批精美玉器，绝不能长期在民间散落，其最终的归宿，当然是国家。”
19，1年2月，北京昆仑出版社出版四川广汉作者刘少聪《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一书。其中展示部分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文化三星堆玉器。
20，1年，张如柏在台湾珠宝杂志发表《三星堆玉器矿物材料的初步探讨》一文。（成都理工大学矿物学教授张如柏，因发现额尔奇斯矿、阿尔泰山矿而名载年《英国剑桥科学家名录》，曾担任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审查委员会轮值理事）。
21，原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殷志强，几次到成都考察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后，1年10月31日撰文在《文物报》发表。他写道:“四川广汉三星堆附近农民挖出的不少玉器，以圆雕为主，有些玉器的形状及艺术风格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同曲异工之妙，相当一部分是可靠的，有的玉器相当重要，甚至要改写玉器史。从其总体风格看，应是商周时期古蜀文化玉器，但这些玉器目前还没有从学术上得到认可。”
22，2年，商报发表《三星堆古玉器急剧流失亟待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