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之殇上拒迎献帝再谈胖咪谈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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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形势比人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袁绍在河朔的兴亡史,贯穿三国前期;甚至较董卓的关中霸府更为重要。

袁绍之败,被后世归因为“不迎献帝、刚愎自用、派系林立”等诸多问题,甚至为此对贾诩的“嫡庶论”顶礼膜拜,将郭嘉的“十胜论”奉为圭臬;略失“以结果倒推原因”的偏颇。

本文主要探讨袁绍盛极而衰前夜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不迎献帝的根源;其二是袁绍是否具备称帝之志。

本篇是系列上篇,即袁绍与献帝的关系。

袁绍不迎献帝,大抵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

其一、袁绍与献帝之间存在旧怨。其出于政治目的、曾恶毒攻击过献帝的出身与法统。

其二、袁绍奉天子用处有限,地理位置决定其“无法利用汉室旗号”羁縻周边军阀。

具体而言,曹操可以利用“汉室旗号”招降关中诸将(以钟繇镇抚长安),保障西境无虞。而袁绍东临大海、北邻乌丸、西接匈奴、南据曹操。

欲羁縻胡人,非金帛女子不可。欲羁縻曹操,则无异天方夜谭。

其三、天子是柄“双刃剑”。名份与权利难以两兼。

曹操亦深受“奉天子”之害;其解决方式是“两地分治”(天子居许、魏王居邺);而袁绍在“内部分裂程度”比曹操更剧烈的环境下,贸然迎接天子,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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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皇室“野种”

袁绍与刘协间,存在相当严重的旧怨,几乎难以弥合。

因为绍曾公开宣称“献帝非刘氏子”,甚至另立新君,与韩馥等人谋立幽州牧刘虞。

馥以(绍)书与袁术,云(献)帝非孝灵子。--韦曜《吴书》

(绍)主盟,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魏书六袁绍传》

后续发展出人意料。刘虞拒绝了袁绍奉上的“天子衣冠”,还暗中遣使赴长安向献帝“表忠心”。

(虞)遂收斩使人。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间行,奉使长安。--《后汉书刘虞传》

理由很简单,刘虞曾出任宗正(九卿,掌宗室事务),对“刘协是否为灵帝亲子”十分了解。

拜虞甘陵相,绥抚荒余,以蔬俭率下。迁宗正。--《后汉书刘虞传》

绍云(献)帝非孝灵子

袁绍骂辱献帝非刘氏子,有其因由。因刘协是董卓擅立,且绍曾反对卓废刘辩(少帝)。因此,刘辩被废,新君的法统必遭袁绍质疑。

且关东诸侯起兵,虽各怀鬼胎,却总要立个漂亮的名目:

“讨伐奸贼、驱逐伪帝”便成了关东诸侯“心照不宣”的谎言。

袁绍此举有两处失策。

其一是少帝与献帝的出身问题。

袁绍敢骂刘协为野种,是因灵帝诸子早夭,故刘辩、刘协少时曾寄养宫外(迷信避祸)。

灵帝数失子,不欲正名,养(刘辩)道人史子助家。--《先帝春秋》

董太后自养(刘)协,号曰董侯。--《后汉书皇后纪》

问题是,少帝刘辩是养在史道人家中,而献帝刘协则是养在董太后(灵帝母)家中。论亲疏远近,刘协明显比哥哥还好一些。袁绍不去质疑刘辩的法统,却指摘刘协,极为失策。

其二是所立非人。

幽州牧刘虞是故宗正,掌管宗室事务,熟悉典籍簿册。刘协出身如何,刘虞是很清楚的。且虞素有声望,以“守节持正”闻名,在汉末名教礼义的影响下,必不肯贸然称帝。

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后汉书刘虞传》

袁绍找了这么个“对刘协知根知底的真君子”做皇帝,委实自寻烦恼。

彼时袁绍可以拥立的人物,大约相当有限。

同在联军的兖州刺史刘岱,是故侍中,陪王伴驾,应对左右;其对刘协的了解程度,大约与刘虞不相上下。

避难江淮的侍御史刘繇(后扬州刺史),是刘岱亲弟。

远在川蜀的益州牧刘焉,亦曾履职“宗正”,知根知底,亦不可立。

那袁绍能立谁?立“离职未久、殴打上司”的故安喜尉刘备?

如按王粲所载,刘备彼时还在酸枣露了回脸(我对此持高度怀疑)。可能还和袁绍打过照面儿。

灵帝末年,(刘)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英雄记》

立谁?立我?

即使“新君人选”是如此不堪,袁绍依然定计。可见彼时其完全断掉“与刘协修好”的后路。

既然“另立新君”势在必行,那袁绍交恶刘协、也便无可避免。

刘虞之立,颇疑曹操亦参与其中。

因《三国志》与王沈《魏书》均称绍与曹操商议此事,然操拒之。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绍又尝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魏书一武帝纪》

若曹操未参与密谋,完全不必提及。且曹操后遣使赴长安“始通贡献”时,被李傕骂为“关东另立天子”,很明显是指代曹操亦参与过“拥立刘虞”的旧事。

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魏书十三钟繇传》

曹操彼时作为“从犯”,已被关中诸将不喜;作为“主犯”的袁绍,在刘协眼中会是何等嘴脸,也便不言而喻了。

②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

远亲不若近邻、远水难救近火。

袁绍不迎献帝,另有现实考量。即地理隔绝,导致“挟持天子”却难以“用之牟利”。

这与曹操情况恰恰相反。

曹操拥立刘协之后,虽然吸引了故豫章太守华歆、故庐江太守刘勋、故会稽太守王朗、故北海国相孔融等人来投,实际上述诸人都是丧师失地的“败将”,不堪大用。

献帝真正的作用、是协助“经营关中”。即故黄门侍郎钟繇,在长安利用刘协名号,吸引关中诸将,与之修好并协助作战。

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魏书十三钟繇传》

凉州巨寇马腾、韩遂皆是李、郭等人昔日()利用“献帝名目”诏安的军阀。腾为征西将军,遂为镇西将军。

注:征/镇/安/平在汉末魏晋皆为重号。

是岁,韩遂、马腾等降,率众诣长安。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凉州,腾征西将军,屯郿。--《魏书六董卓传-附传》

这与李傕利用壶寿招募“故平难中郎将”张燕(即黑山贼)是相似的。曾接受过汉廷官职的关中军阀,相比“自立天子”的关东诸侯,确实更倾向于重新合作。

因此,曹操挟天子,可以用之镇抚西境,保障后方。甚至官渡之战时关中还“贡马二千”,支援前线。

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魏书十三钟繇传》

钟繇镇抚关中诸将

可见刘协在曹操手中,确实可以发挥作用。

但袁绍不行。因为袁绍的地理位置相当尴尬。

其北接乌丸、东临大海;西侧名为并州(今内蒙南部、山西北部),实际并州在东汉一直是南匈奴的大本营。朔方、云中、五原、雁门等地夷汉杂居,胡化严重,当地人皆“便弓马、善骑射”。如吕布是五原人,张辽是雁门人。西河则是白波贼的老巢。

在相关记载中,只有上党处在袁绍的实控之下(或许另有太原)。

考虑到袁谭的“青州刺史”最初只有平原一郡;高干的并州刺史,很可能与表兄一样,也只有上党一郡而已。

注:高干是袁绍外甥。

(袁)谭始至青州,为都督,未为刺史,后太祖拜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盖不过平原而已。--《九州春秋》

问题在于,北侧和西侧的胡人邻居们,根本不在乎礼义名份、只认识钱。袁绍笼络鲜卑、乌丸的方式与西汉无异,是通过“联姻”、“贿赂金银”等手段。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魏书一武帝纪》

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妻以家人子

虽然袁绍也曾“假借刘虞名号”给鲜卑大人封赏官位,但从《牵招传》可知,胡人酋帅根本不在乎“官位”这种虚名,他们更在乎金银、布帛等“现实利益”。

峭王问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为单于;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辽东(指公孙康)复持印绶来。如此,谁当为正?”--《魏书二十六牵招传》

谁当为正?谁给的钱多,谁就是正呗!

可见袁绍北侧、西侧的邻居是何等现实。

袁绍南侧的邻居是曹操,比胡人更加“水米不进”。笼络胡人尚可依靠金银,“笼络曹操”则无计可施。如果认为袁绍“挟献帝”即可号令曹操,那无疑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尴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袁绍无法像曹操一般、从“挟天子”中获利。因此,与献帝本有旧怨的袁绍,对迎立天子之事,也就特别不热心了。

③皇帝是柄双刃剑

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

除上述的旧怨、地理位置问题外,迎立天子还存在“负面共性”,即导致军阀内部分裂。

正如荆州使者韩嵩对刘表所言“若天子封我官位,我从此便是天子之臣,非君上(指刘表)之臣也”。

将军(刘表)若欲归之(曹操),使嵩可也;如其犹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后汉书刘表传》

在汉末士人深受名教影响的大环境下,“天子名目”确实颇有几分号召力。以曹操为例,他虽然利用天子牟取了不少利益,却也出现了孔融、荀悦、荀彧等人“先后倒向汉室”的反例。

献帝颇好文学,(荀)悦与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即匡正进谏),而谋无所用。--《后汉书荀淑传-附传》

至于性质更加恶劣的董承之乱()、伏寿之乱()、吉本之乱()、孙狼之乱()、魏讽之乱()等等,无一例外与“挟天子”有关。

刘协在许,屡图反抗

客观评价,以谯沛系和颍川系为核心的曹魏阵营,比“四分五裂、各怀鬼胎”的袁绍阵营要团结得多;即使如此,曹操也深受其害,甚至被逼迁都邺县(即袁绍故治所),与天子实现“地理隔绝”。

在这样“防患未然”的环境下,曹操晚年亦掀起数次肃反大案,清洗许县汉臣()、与首鼠两端的魏臣()。

可见“天子的神秘力量”,是困扰终身的问题。曹操一生未称帝,恐怕亦受此影响。

至于袁绍阵营内部,渤海系(即旧人系)、河北系、颍川系等诸多派系相互攻讦、日夜争斗;且不说河北系内还另有韩馥系(沮授、田丰、审配、鞠义等),令人眼花缭乱。

在此环境下,如果贸然迎接献帝,不仅一无所得(地理原因),还可能因为袁绍与献帝的旧怨(另立刘虞),而导致“一生不曾安分”的献帝,在邺县更加猖獗地作妖,加速袁绍政权的崩溃。

④小结

袁绍不迎献帝,并非愚人愚见、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原因有三,其一是共性,余者则是个性。

“共性”即天下诸侯面临的相同问题,即献帝到来会扰乱君臣名分,侵蚀诸侯权力。

“个性”即袁绍与献帝的旧怨;以及袁绍所处的地理位置、无法充分发挥献帝“名份”的号令作用。

讽刺之处,在于最早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者,恰恰是袁绍的谋士沮授。比毛玠(曹操谋士)提出的“奉天子以讨不臣”更早。

沮授说绍云: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献帝传》

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

天子溃入安邑时(),颍川郭图亦曾“通贡献”,劝绍自迎天子。然而他们看得见“奉迎天子的好处”,却看不到“袁绍无法享受这种好处”的弊端。因此,河北系的沮授,与颍川系的郭图,其“奉天子之策”均不成行。

袁绍另有所谋,且手段相当现实。即令曹操将刘协迁治鄄城,方便监视。

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后汉书袁绍传》

鄄城在兖州济阴郡,袁绍从弟袁叙是济阴太守。且鄄城虽然名为曹操辖区,距离邺县却一步之遥。若有变故,袁绍可立即“兴兵自取”。

袁绍想避免“逢迎天子”之害,却能坐享“接近天子”之利。可惜曹操亦是奸雄,自然洞悉要害,一口回绝,最终二人反目。这便是后话了。

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曹操巨奸之人,尚不能避免“挟天子”之害,袁绍想又当又立(即令天子迁治鄄城),自是痴人说梦。

另一方面看,绍与献帝的旧怨以及尴尬的地理位置,导致他无法如曹操般享受“挟天子”之利,故几经思虑最终放弃,最终强弱易主,功败垂成。

亦可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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