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都从平城搬到洛阳，是北魏王朝的一件大事，也是孝文帝元宏最宏伟的功业。在他之前，像拓跋猗卢、拓跋珪和拓跋焘等草原雄主，都有过把国都南迁的设想。当时他们心目中的对象主要为邺城。《魏书太祖纪》说天兴元年（）正月“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明元帝拓跋嗣，曾在泰常八年（）南巡，《魏书太宗纪》泰常八年夏四月：“遂至洛阳，观石经。”而统一华北、武功显赫的太武帝拓跋焘，在神?三年（）九月，将其生母杜贵嫔（先追封为密皇后，后更尊为密皇太后。杜贵嫔乃邺城人氏）的神庙建在邺城而不建在平城；太延元年（）十一月幸邺，祀密太后庙，也似乎曾有迁都邺城的意图。
北魏孝文帝像
孝文帝是在太和十四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崩后才正式亲政，在此以前他没有显示迁都的意思。他还在方山太皇太后的永固陵旁边营建了自己的寿陵，表示孝顺。《资治通鉴》卷一三七齐武帝永明八年（）：“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冯氏殂；高祖勺饮不入口者五日，哀毁过礼。”十月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谒陵；己卯，又谒陵。群臣请求节哀，奉行先朝旧典。孝文帝回答：“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诸公何足忧怖！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第二年正月丁卯，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三月甲辰，车驾谒永固陵。夏四月癸亥，帝始进蔬食。乙丑，又谒永固陵。己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秋七月乙丑，谒永固陵，规建寿陵。十年（）九月辛未，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于陵左，绝膳二日，哭不辍声。他对这位抚养他和督导他的假祖母，又敬又爱又畏惧。太皇太后无意迁都，他绝不会提起。但第二年他突然借南伐之名而决定迁都了。
自从道武帝天兴元年（）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算起，平城作为北魏的国都已将近百年。现在一下子要把它向南搬徙多里，并非易事。一个刚亲政的青年皇帝，面对满朝元老重臣，要他们离开长期活动的京城，搬到一处气候很不相同的地方，显然多不愿意。何况同时又下诏禁穿胡服、说胡语，改姓氏以及死后不得归葬，进行一连串雷厉风行的改革，必然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就草原帝国而言，平城是个颇适中的控制中枢。但已完全汉化了的孝文帝志不在此，他的血管中流着汉人热血；他要入主中原，彻底解除因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做一个传统的中国式皇帝。
在中国所有古代的都城中，文化的混杂莫甚于平城者。《南齐书魏虏传》所说的“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是可以拿来形容当时平城的文化景观的。孝文帝也曾想在平城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在他亲政前后数年，进行了一些扩建和改造，灌注传统的汉文化。但他发现保守势力反对汉化的潜力甚大，他们要保留草原粗野的气息，不愿意被汉族同化。连上述“立三长”那种显而易见的有益改革，他们都连声反对；只有当冯太后亲口表示支持，才得到实施，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孝文帝明白这种巨大压力的存在，将会阻碍他实施改革。如不设法摆脱此一环境，即使加倍努力，也将事倍功半。所以他才突然决定迁都，远离保守派的基地而另行建设一个政治中心；这和民国初年放弃北京而另在南京建设新都，颇有相似之处。孝文帝是太和十四年亲政的（准确地说是十五年正月），试将亲政前三年和后三年共计七年的大事条列于下。在前六年之中完全找不到迁都意图的任何痕迹时，你就会感觉太和十七年（）的行动很突然了。
太和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秋七月己丑，诏曰：“今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开仓赈恤。”九月庚戌，诏曰：“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赈贷平均。”十月辛未，诏罢起部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是岁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北方的旱农，生产量低而且不稳定。
太和十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五月丁酉，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壬寅，增置彝器于太庙。九月丁酉，起宣文堂、经武殿。十一月，诏以二雍、豫三州民饥，开仓赈恤。
太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车驾有事于圆丘。于是初备大驾。四月，州镇十五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五月庚戌，车驾有事于方泽。秋七月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于京师。八月戊子，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灌溉，遣匠者所在指授。九月，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鳏无妻者。
太和十四年（）二月戊寅，初诏定起居注制。己卯，诏遣侍臣循行州郡，问民疾苦。九月癸丑，太皇太后冯氏崩。诏听蕃镇曾经内侍者前后奔赴。十月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诏曰：朕思遵远古，终三年之制。
太和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自此正式亲政）。初分置左右史官。四月己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五月己亥，议改律令，于东明观折疑狱。秋七月乙丑，谒永固陵，规建寿陵。己卯，诏议祖宗，以道武为太祖。十月庚寅，车驾谒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庙成。十一月丁卯，迁七庙神主于新庙。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诸牧守。丙戌，初罢小岁贺。十二月壬辰，迁社于内城之西。
太和十六年（）二月戊子，帝移御永乐宫。庚寅，坏太华殿，经始太极。丁酉，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丁未，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四月甲寅，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五月癸未，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徙限制，帝亲临决之。六月甲辰，诏曰：“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劝率田畴，君人常事。今四气休序，时泽滂润，宜用天分地，悉力东亩。然京师之民，游食者众，不加督劝，或芸耨失时，可遣明使检察勤惰以闻。”八月乙未，诏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叡督十二将七万骑北讨蠕蠕。十月庚戌，太极殿成，大飨群臣。十一月乙卯，依古六寝，权制三室，以安昌殿为内寝，皇信堂为中寝，六合殿为外寝。
太和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帝飨百僚于太极殿。二月己丑，车驾始籍田于都南。三月戊辰，改作后宫；帝幸永兴园，徙御宣文堂。夏四月戊戌，立皇后冯氏。五月壬戌，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帝亲与之齿，行家人之礼。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立皇子恂为皇太子。八月丁亥，帝辞永固陵，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诏曰：“临戎不语内事，宜停来请。”壬寅，车驾至肆州。戊申，幸并州。九月戊辰，济河。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发思古幽情，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丙子，诏六军发轸。丁丑，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沖、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于石济。乙未，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大赦天下。起滑台宫。癸卯，幸邺城。初，帝之南伐也，起宫殿于邺西；十一月癸亥，宫成，徙御焉。
这是一幕排演精彩的政治剧，主角孝文帝演出非常成功：他先借南伐之名把大军带走，使代北要反对的保守分子想闹也没有了本钱。等大军到达洛阳，群臣不愿冒险继续南下时，他提出了交换条件；当大臣伏地叩头如捣蒜，同意迁都而高呼万岁时，他就宣告天下迁都洛阳了。从这件事可知孝文帝也颇有心机，能够玩政治把戏。
这并非我的推测，连《魏书》都有记载。该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任城王传》：
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为吉也。”高祖厉声曰：“《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
任城王拓跋澄为拓跋云长子，是孝文帝的叔父，故敢于顶撞。他俩年纪相若，从他们的谈吐中，可知他们皆已深受汉文化的感染。
孝文帝车驾还宫，立即召见任城王。未及升阶，遥谓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阻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这说明了孝文帝担心元老保守派的竞言反对，又看清楚平城非实行全盘汉化之地，而着意于中原核心文化古都洛阳。
任城王同意孝文帝的观点，回答道：“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口头赞许之外，又给加官晋爵，这位皇叔便完全支持他的迁都了。
皇帝和任城王的对话，已表明了迁都洛阳的原委。草原帝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平城已不再适宜继续作为都城。当时代北的保守势力很大，他们认为拓跋鲜卑的天下，是他们以平城为据点在马背上打下来的，留恋草原的生活习惯，要保持原先强悍好战的特质。他们认为脱离平城南迁，会逐渐丧失善战的性格，不仅不能再统治汉人，并且会被汉人同化。一般鲜卑人对文化并不尊崇，也感觉不到民族危机的严重；压制汉人，安于守旧。所以孝文帝才说：“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必须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来对付。
太和十六年（）八月乙未，“以怀朔镇将阳平王颐、镇北大将军陆叡皆为都督；督十二将，步骑十万，分为三道以击柔然（蠕蠕）。中道出黑山，东道趣士卢河，西道趣侯延河。军过大碛，大破柔然而还”。这是迁都前对柔然最大规模的袭击，把他们赶离边境。太和十七年（）二月，孝文帝“始籍田于都南”。草原部族，本无酋长亲耕之礼；孝文帝变成农耕民族的皇帝，就要讲求天子亲耕之礼了。这是很大的转变。
当时孝文帝如果直接命令迁都，可能引起群臣的公然反对，甚至要导致叛乱。但说要南伐齐国，将领们会高兴，因为他们有机会发财升官，自祖宗以来一向是如此的。他利用这个借口，使大军自愿地前往洛阳。《资治通鉴》对此有如下的一段记载：“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欲以胁众。”你说平城苦寒，鲜卑人才喜欢寒冷的天气呢！
本文节选自《草原帝国——拓跋魏王朝之兴衰》（陈正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年7月），作者陈正祥系著名地理学家、生态学家。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