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其形象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从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一直到明清近代，不同时期的人们眼中都有不同的曹操形象，甚至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虽然由于史料记载的差异、曹操本人性格的多样性，以及传统评价方式等诸多因素使得曹操形象不断发生变化，使得人们对曹操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上曹操的形象是客观的，所以如果放开视野将视线拉长，就会清晰地发现:曹操形象不论如何变化，都主要围绕着妖魔化方向发展。
由此，李凭先生认为:“曹操的形象从正面转向负面，经历过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影响至今犹存。所以，要全面地认识曹操，就不得不了解影响他的形象演变的相关问题。”因此，笔者拟通过对曹操妖魔化形象的起源、确立及再发展等现象进行探讨，以窥视历史的发展既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结合，同时又是多样性与随意性交织的基本特征，并试图验证中国古代史具有的层累缔造性，提出学者“还原出的历史”只能是“次级真相”，与所谓“终极真相”还有相当差距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曹操妖魔化形象的起源
毋庸置疑，曹操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但由于各方面因素，使得千百年来人们对其始终褒贬不一，对于其为人处事及功业的评论之多、意见分歧之大，更是历史上所殊有。
最早对曹操本人进行评价的是与曹操同时代的人。曹操早年生活在黄巾猖獗、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的时代。少年时代的曹操形象是“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虽放荡不羁，然亦机警有谋。
生逢乱世，更有桥玄这样一个“伯乐”鼓励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而且还死心塌地将妻儿老小都托付给他:“太尉桥玄，世名知人，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使得曹操声名日盛。
当时还有一位专门“核论乡党人物”的许劭，他虽然看不起曹操的为人，但却充分肯定了其才能。他预言曹操将来会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一评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晋人孙盛《异同杂语》中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来又经过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引及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渲染，使得曹操“乱世奸雄”的形象被逐步塑造出来，并使人们对曹操的看法也基本定型。
桥玄和许劭二人与曹操同处一个时代，并且都是在曹操发迹之前对曹操做出的评价，似乎更具说服力，但这只不过是预测而已，至于是否准确就需要用曹操一生的作为去验证，而后人多根据一些较为片面的评语去生拉硬套曹操为人及功业显然是不够恰当的，对曹操真实形象的塑造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且为妖魔化曹操埋下伏笔。
曹操妖魔化形象的形成，其敌对势力袁绍集团及蜀汉、孙吴等势力集团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诸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讨伐曹操的檄文中称: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如此诋毁和痛骂曹操祖孙三代，更使得曹操形象一落千丈。
曹操统一北方后，率领大军南征欲一统天下，吴王孙权问计群臣，议者皆以为“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吴将周瑜有言“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刘备以汉室正统自居，对曹操政权的合法性给予痛击，在拜马超为左将军时说:“朕以不德，获继至尊，奉承宗庙。
曹操父子，世载其罪，朕用惨怛，疢如疾首。”并将自己的性格与曹操相比“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其实，这只不过是借以抬高自己而刻意贬低对方罢了。若以实力相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就已经对天下大势作出了精准论断: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简言之，敌对势力对曹操形象的描绘多带有感情色彩和恶意攻击的目的，不可轻信。
曹操弑杀、诡诈、多权变等负面性格，亦作为话柄落入后世史家和文学家之手，如杀吕伯奢一家留下“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而为后人所不耻。曹操为父复仇进攻徐州时，传令三军，旦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百姓;置摸金校尉，挖坟掘墓，抛尸旷野。
曹操性格复杂多变，集中体现为善与恶、宽广与狭隘、坚强与脆弱等两面性的交织，一旦历史环境发生变化，曹操形象也就会随之发生改变。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中国传统正统观成为人们共识，故而越发不能容忍曹操形象中的负面因素。于是就以曹操为负面教材对当时社会和人群施加影响，人们也就逐渐对曹操的功业淡漠甚至遗忘，为曹操形象妖魔化奠定了群体心理基础。
曹操去世后，随着曹魏政权逐步落入司马氏之手，曹操形象也就越发降低。入晋之后，晋人在著作中开始披露曹操为政的诸多酷虐变诈、为人诡诈忌刻等史实。然就史家而言，陈寿对曹操的评价还是相当之高:“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但是陈寿也并不是对曹操全面肯定，在其书中亦有对曹操嗜杀、多疑和诡诈等的客观描述。此外，王沈的《魏书》、司马彪的《续汉书》也对曹操有着较高评价。
然而，可以看到，陈寿和王沈等人对曹操历史形象的描述却多有曲笔和回护之处，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更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
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故应如是。”关于王沈的《魏书》，唐人房玄龄等在作《晋书·王沈传》时就说:“王沈，字外道……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两相比较，陈寿之书虽有回护，然其史料价值比王沈之书要高。
南朝宋人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时引用图书资料高达二百多种，虽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史料，使曹操的历史形象更加丰满，却为后人辨别史料真伪带来了困难。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曹操的历史形象亦复如此。
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知识构成、不同立场和角度的人根据这些准确性待定的史料对曹操的形象加以描述，难免会与曹操的真实形象发生偏差。而对曹操没有好感的人便会大肆利用对曹操负面的史料记载对曹操的历史形象加以“丑化”乃至“妖魔化”。因此，笔者认为对曹操妖魔化形象加以探析有助于发现一个较为真实的曹操形象。
二、曹操妖魔化形象的确立
曹操妖魔化形象确立在唐宋时期。隋唐时期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可以在这些诗歌中觅得唐人对曹操文采武功的一些正面描述。如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曰:“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张鼎在《邺城引》中也说:“君不见汉家失统三灵变，魏武争雄六龙战。荡海吞江制中国，回天运斗应南面。”
唐代大文豪王勃《三国论》云:“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弊于褊刻，失于猜诈”。这是一种对曹操褒贬兼有的说法。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年)出兵高丽，路经曹操墓，作《祭魏太祖文》:“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
既而三分肇庆，黄星之应久彰;主卜启期，真人之运斯属。其天意也，岂人事乎!”不难看出，唐太宗在此文中对曹操持的亦是褒贬兼有的态度。唐太宗作为大唐帝国皇帝写的这篇祭文具有导向作用，定然会引起时人对曹操形象的再认识。曹操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并且使曹操的形象更加复杂化，曹操的真实形象也变得更加难以把握。
唐人亦有对曹操形象的负面描写，诸如刘商认为曹操是好色之徒，有诗云:“魏主矜蛾眉，美人美于玉。高台无昼夜，歌舞竟未足。”元稹说曹操是乱臣贼子，有诗曰:“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李邕更是骂曹操遗臭万年，诗云:“颂声何寥寥，唯闻铜雀诗。君举良未易，永为后代嗤。”
唐代史家刘知几肯定曹操功绩的同时，也给曹操以迎头痛击，他在《史通·探赜》说:“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总体来说，唐人对曹操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然相比之下，文学家和诗人更容易将情感诉诸笔端，对曹操功过是非的描述有夸大之嫌，尤其在诗歌盛行的大背景下，致使曹操的文学艺术形象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所以说，曹操历史形象艺术化是其走向妖魔化的前奏。
进入两宋以后，儒学逐步理学化，君臣父子观念更加牢固且不可僭越，而曹操为臣不忠，“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两宋时期士大夫所不耻。尤其进入南宋以后，曹操的形象更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宋史·岳飞传》记载绍兴年间高宗曾手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之，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由历史伟人转变为“欺世奸雄”。再加上南宋理学家的大肆渲染，曹操“白脸奸臣”的脸谱也就基本确立。
张作耀认为“赵宋南渡，形同孙、刘偏居一隅。形势所使，南宋人极度仇视曹操。”李凭也认为“北宋政权从中期以后就一直受到来自北方的威慑，最终被强大的金国势力压迫到江南，成为偏踞一隅的南宋政权。这种形势类似于三国时期曹魏与东吴、西蜀的对峙。”“南宋统治者当然会同情地位和自己相仿的西蜀，而敌视地位和金国相仿的曹魏。”两宋时期士大夫的正统观是对曹操进行价值评判的标准。曹操虽未篡汉自立，但弑杀皇后、欺凌幼主的不臣之心始终为两宋士大夫所诟病。
司马光是非常正直的史学家，他对曹操的事功和才能非常看重。他承认曹魏继承汉统，但这并不说明承认曹氏的正统地位，而是把曹操的功业记在汉献帝建安时期。为了避免他人误解，他在黄初二年(年)刘备即皇帝位时，作了大篇幅议论:“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
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死后，司马光评论曰:“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
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虽军阀混战却仍尊汉为正统，曹操“无君之心久矣”，虽未篡汉自立，然亦是奸臣形象。
南宋理学家朱熹更是不顾史实诋毁曹操，在《通鉴纲目》中将《资治通鉴》继承汉的曹丕黄初纪年改为刘备章武承汉纪年。张作耀认为史实应该是“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丕办完丧事，继为丞相、袭爵魏王，当月改为(汉)延康元年;十月受汉禅，废汉纪元为魏纪元，即黄初元年。一年之内，三个年号，两次改元:(汉)建安—(汉)延康—(魏)黄初。三个年号，前后紧相衔接。
而章武是刘备于黄初二年四月称帝后的年号，若以章武承建安，中间要断时数月，出现时间上的空档。”朱熹不惜篡改历史也要把曹操钉在耻辱柱上，以此可以管窥两宋士大夫对待曹魏政权的基本态度。官方史学家和理学家定好基调之后，随着两宋世俗化的发展，曹操妖魔化形象得到广泛传播，并且进一步深入人心。到南宋时期，视曹操为贼子的观念，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妖魔化形象至此确立。
三、曹操妖魔化形象的再发展
经历蒙元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元朝虽然短暂，但是对后世王朝的影响却十分深刻。元朝统治者以强大的王权和血腥的杀戮将少数民族奴隶制的“奴性基因”灌输到它所统辖的臣民中去，为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皇权的强化奠定了群体性心理基础。
明代废除丞相制度，清代设置军机处将君权扩张到极致。另一方面，理学也已经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君臣父子观念极端强化，严重束缚了士大夫的个性和人欲。“君尊臣卑”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群体性社会心理。而作为“臣子”对“君父”忠贞与否则成为了衡量一个官僚士大夫政治操守和个人品德的最高标准，已然达到“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端地步。
明清士大夫以此高标准严格规矩自己，而曹操作为一个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人物，“乱臣贼子”的形象在明清士大夫心目中早已确立。纵然其有天纵才能，也必将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永不翻身。
因此，元代《三国志平话》及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将曹操给予偏见的脸谱化，并将其反面形象推至高潮，使曹操形象迭入谷底。尤其是《三国演义》，细细分辨会发现罗贯中多引用《三国志》中对曹操形象起负面作用的史料，并收录一些野史传说，以达到“丑化”甚至“妖魔化”曹操的作用。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经过其艺术加工，曹操艺术加工形象逐渐取代其历史真实形象。到康雍乾时期，“文字狱”大兴，文人思想受到严重钳制，扼杀了文人的主动性，这可谓历史上的一场文化浩劫。编纂《四库全书》时，因要收录北宋古文家穆修的《亳州魏武帝帐庙记》。
乾隆皇帝看后认为此文助纣为虐，违背明教，大怒下令“刊除此文，以彰衮钺”由此，乾隆对待曹操的态度可见一斑，这位自称“十全老人”的君主对曹操的评价，就成了官方定评，成了无可非议也无法修改的政治戒律。大大左右着清代学人对曹操个人形象评价的公允性，而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或盲目、或无奈地服从着这一金科玉律，对曹操褒少贬多，即使像赵翼这样比较正直的史学家也很少敢于直言曹操之功业。
近代以来，曹操妖魔化形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随着近代科技的进步，戏曲艺术的繁荣，曹操奸雄的形象更是家喻户晓。一提到曹操，人们脑海里就会马上闪现“白脸奸臣、奸诈狡猾”等一系列标志性词语。
但也有着力为曹操“翻案”的近代学人，如胡适、章炳麟、鲁迅、郭沫若、翦伯赞等。最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先生，他指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仔细推敲，褒贬兼有，又留有余地，不愧是有脊梁的文学家。
建国后最早通过学术研究肯定曹操功业的是万绳楠先生，他指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从曹操总的方面来衡量，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应该肯定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给曹操冠以“大英雄”“唯物主义战士”等称号，可以忽略不计。
现如今学界对曹操形象已经给予了应有的肯定。总之，近代以来曹操形象是逐渐朝着史实方向发展的，但曹操妖魔化形象仍然占据着大众心理。曹操妖魔化形象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因此，要追求历史真实，还原曹操本真形象，难度仍然相当之大，仍然需要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努力。
四、对曹操形象变化的思考
历史学素来就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功效和追求。如果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那么，历史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具有启迪意义的东西。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前提——真实，如果不具备真实这一前提，就不要畅谈“知古通今”、“述往事，思来者”、“知荣辱，明得失”之类的功用。
论至历史求真问题，其实难度还是相当之大。首先，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事实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去精确验证。其次，历史真实往往受到主客观因素影响。历史真相本身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历史学家的主观判断却很容易被掺入其对历史真实的论述之中。
比如曹操的形象即主要受到政治因素、传统观念、群体社会心理等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传统观念，因为它直接影响着文人士大夫著书立说的基本价值取向。李凭认为“只有撇清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才能给予曹魏政权，特别是曹操本人以客观的历史评价。”
而群体社会心理是曹操真实形象塑造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经典的文艺作品要比史学家的论证对群体社会心理的影响更为深刻，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大众对曹操文艺形象的接受和认同往往也十分难以更正。因此，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形象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工作。
总结
以上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很难得出历史真相，有时甚至得出的是(真实)历史的反相。部分历史学家往往动辄标榜还原历史真相，然依笔者看来，这种想法是不负责任的，至少是不够恰当的，退一步讲，即使是真实的，亦难免掺入历史学家的主观判断。简言之，历史是一个矛盾体，受多种因素影响。
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需要细致考察矛盾的环境和矛盾的构成，而解决矛盾的过程也就是逐步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所以，笔者认为，一种历史现象既要放在短时段中去窥视，又要放在长时段中去验证。一方面，历史真相随着时间推移会更加难辨，但另一方面，历史真相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明晰，“让时间说话”，尽可能还历史以本真。
历史的许多问题只有放在长时段中考察才能彰显其意义，大多数的历史现象貌似在当时和部分人中被主观确定下来，但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是不以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对这些历史现象做出新的考量和评价，进而使历史事实得以更正，得出与之前完全相反的结论，回到历史的本真，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与魅力之所在。
以曹操形象演变为个案就可以对此窥见一斑，曹操形象由真实到妖魔化，再逐步回到真实。其实，任何历史现象的发展都有其拐点，从“是”到“非”再由“非”到“次是”(更靠近历史真相的节点)，而这个过程在历史中发生，也需要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对“非”的内容做出更正，还原到它的“次级真相”。
李剑鸣先生认为人们在对待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时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认为历史的知识只有与过去实况相吻合才是真实的，另一种则把真实性理解为有史料证据支持的知识可靠性。”显而易见，前者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历史是客观发展的，一去不返且不可逆转是它的本质属性。
退一步说，即使是实现了也不能得到精准验证。而后者则是通向前者的光明大道，因为“史学即史料学”，其实利用史料证据追求历史真实的过程就是一个无限接近史实却不能与“绝对史实”完全吻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花费大量精力探索出的“史实”有时是不可信的，或者说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就是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同时又是多样性与随意性的交织，这也正是历史的奥妙之所在。
参考文献《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