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
[唐]姚思廉撰
中华书局
年8月出版
页，.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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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婧
年10月25日，吴则虞、顾颉刚、卢振华、唐长孺、汪绍楹、王永兴、孙毓棠、刘节、刘迺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诸先生，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离开熟悉的办公桌，齐聚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开始了共同点校“二十四史”的“翠微校史”时光。这其中，并没有《陈书》点校者张维华先生。系统整理“二十四史”，是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7月《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完成之后，以国家意志支持进行的重要项目。中华书局具体负责总其事，组织学界人士共同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其中的“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使用，成果即今之标点本。在《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宋齐梁陈四史及《南史》，“预计完成标点整理时间”为年，标点整理者为“拟约上海史学会”，并经粘贴改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由此，《陈书》等各史早在年即订下计划，预计次年由山东大学完成。
然而受制于各方条件，实际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年5月，赵守俨先生赴武汉、济南调研，南朝五史不同于他史，“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陈书》作为“二十四史”中部头最小的一部，未明确提及承担者，只说“《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正是在这次调研中，承担整理工作的王仲荦、卢振华二先生自己提出，“两史（《南齐书》《梁书》）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年第10号），成为日后调京工作的开端。此后，随着书局给齐燕铭、周扬《关于建议将参加点校者调京集中工作的报告》落地，年秋，多位学者借调进京，成就翠微校史佳话。
不过在年9、10月间的这次借调中，日后承担《陈书》点校工作的张维华先生并未到京。张维华先生（—），号西山，山东寿光人，家境贫寒。小学中学在教会学校就读，娴习外语。年齐鲁大学毕业，曾留校工作，两年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所撰毕业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得洪业先生赏识，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任教于齐鲁大学，受顾颉刚先生之邀参加禹贡学会，协助编辑《禹贡》杂志，后在成都与顾颉刚共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解放初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国学研究所所长，年后长期任教于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八大教授中唯一具有硕士学位。曾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后经营设立中西交通研究室，指导有关方向研究生。作为一位专业与行政兼长的知名学者，考虑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张先生并不在首先借调之列。
张维华先生
年10月前，教育部曾两次发文，借调山东大学有关先生。一次是“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时在年1月，“来函商借你校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付教授去该局工作半年”，第二次是“63教二蒋旭字第号”，时在年7月，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两次借调都没有强调张维华先生立即到岗。张维华先生于年1月尚为右派身份，年6月则刚摘帽不久。从金灿然、赵守俨年8月向周扬、齐燕铭提交的《对于“二十四史”工作安排的建议》可知，当时已确定《南齐书》“王仲荦负责”、《梁书》“卢振华负责”，“以上两史原定在63年暑假完成，希望如期交稿”。《陈书》“张维华负责”，强调“原定63年秋完成，希望如期交稿”。到年5月6日，更进一步确定了《陈书》等“南朝五史”的校点编辑团队，“南朝五史”的校点负责人为“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责任编辑为“吴翊如、贺次君”，五史计划“64年完成”，而《陈书》“未动”。
金灿然《关于“二十四史”的工作安排谈话纪要》（.5.6)
《陈书》未动然而又未借调张维华先生的个中缘由，可从年10月25日《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中窥见：
张维华：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年划为右派，已摘帽子。治两汉史和明史，著有《中国长城建置考》（排印中）、《论汉武帝》等书。现在校点《陈书》，因该史篇幅较少（约20万字），且本人有教学任务，暂时没有来京，在学校里以业余时间从事校点。
《陈书》：即可着手校点，明年之内可付排。
《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10.25）
然而经权衡，书局在三天之后报中宣部干部处留底的《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中，终于划去了“不来京在校工作”的备注，改为“或于明年下半年来京”，并按当前实际情形圈去了借调时间“64年7月”。
《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10.28）
于是从年摘帽后到年上半年，张维华先生一直仍在山东大学任教，教学任务是接续童书业先生的先秦史课讲秦汉史，年10月到年4月间，为历史系毕业班学生系统讲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史”。据邹逸麟先生回忆张先生的课堂风采：
张先生讲课底气十足，声音响亮，一口山东普通话，乡音很重，上课时嘴上香烟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一进课堂，就不必再用火柴。烟灰落在前胸，也不掸去，思想高度集中。课程内容丰富，听来很有收获，所以有一时我很想搞明清史，在校时曾注意过明代的朝贡贸易问题，这完全是受张先生课的影响。（《“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
张维华先生实际赴京，并未晚到年7月，而是在4月的毕业班课程结束后，便立即动身，于是参加了5月5日上午于中华书局召开的《陈书》座谈会。此次小型专题会，由萧项平、赵守俨召集，王仲荦、卢振华也参加，讨论了《陈书》点校的底本选择、异体字避讳字处理等问题。赵守俨先生并且简略介绍了“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校勘记撰写，谈了有关工作方法的意见。底本选择上，张先生最初主张用殿本，“后来决定仍用百衲本作底本，用殿本和金陵局本通校，而且张先生自愿担任殿本与百衲本的通校工作，以便摸清两种版本的优劣”。异文、异体字及避讳字是否需要统一和改正，需慎重，要查明情况及沿革。张维华先生对工作的感受，在年5月下半月书局有关人员的工作汇报中有详细记载：
张维华先生在谈话中曾一再表示，这一工作需要细致的搞，时间也需要从容一些。大有学校给他的时间不够之感。虽未明说，我有这样的感觉。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年5月下半月）
6月中旬以来，《陈书》的工作情况则是：
张维华先生，在进行殿本版本对校等，即进行他校。截至目前为止，对前人成果的摘录条数已达数百，其中除张元济、张森楷等校记外，以《十七史商榷》为多。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年6月中旬至下旬）
张先生对待点校工作的态度也有一变化的过程。起初，虽然“曾说这种琐细的校点工作‘丈夫不为’”，但一旦接手，仍然认真从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