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峰韬魏晋南北朝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士族的教育不在学校，而在自己家里。老师也不是社会上延请的名师，而是亲人长辈。学校本应由国家逐级设立，从州郡官学到中央太学，层层培养。但魏晋南北朝实在太乱，王朝常易主，隔三差五打一仗，教育就只能依靠家族的“家学”。比如人们所熟知的“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便是典型的“家庭课堂”。烂熟于心经世致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不兴，传承文化、教育人才的责任，随之转移到本就掌握着文化垄断优势的世家大族手中。既然是转变，自然就有新的变化。国立学校传授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但名士们关起门来自己当家教，望子成龙心思切切，传授的内容比官学更加精深广博。瑯琊王氏比较注重儒经的传授，作为家族氏的传授，王氏子弟所学和以往官学也有不同。瑯琊王氏过江后，门户领袖王导、王敦都是熟稔五经的大行家，当时无论上书言事，还是与人交结、日常处事，无不引经据典。他们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视儒家经典，这么做不是要把子孙们培养成迂阔的学问家，而是打造成明习政事富有见识的政治储备人才。王导有六个儿子，王悦、王恬、王洽、王协、王邵、王荟，在其亲自教导下，儿子们的文化水平大都非常高，长子王悦尤其厉害，少年时就被召入宫中担任太子侍讲，后来陆续做过吴王友、中书侍郎。王悦侍奉父母也颇得儒家礼法的规范，例如与父亲说话从不放肆孟浪，“恒以慎密为端”，年纪轻轻就端方仪正，虽说未免有点古板，却也是标准的儒家士子风范。王家这种学风一直延续下来，学习儒经成为每一代子弟的必修课。梁朝时王导的七世孙王筠教导自己的儿孙时，回忆他年幼时学习的情景：“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瑯琊王氏一门中出了很多明经通儒的大学问家兼政治家，诸如王导、王谧、王昙首、王俭、王融等，代代不绝。以至于《南齐书》传论中评价王氏“主位虽改，臣任如初”。王氏的巨大成功给江东士族提供了现实模板，不少士族家庭都竞相效仿，比如吴兴沈氏。沈氏是江东的土著士族，起初并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主要参与武事，在刘裕开国时立了功。但因为家族人才群体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只靠武力上朝堂很难，即使爬到高位也往往被政治旋涡吞没，像刘宋时的沈庆之、沈攸之都不得善终。沈家连遭惨烈打击之后，不得不学瑯琊王氏，开始致力于修习儒学。沈家没有像王导这样的名士、学问家和政治家复合体的大族长，没有好“爹”可拼，只好在刻苦钻研、督课子弟上多下功夫。跨越宋、齐、梁三代的沈麟士，一生笃志于学习儒经，虽然穷困到以织帘为生，却靠惊人的毅力积攒了数千卷书。沈麟士既聚书也读书，儒家经典全都读得透熟，注成《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沈麟士八十岁那年家里失火，数千卷书烧了个精光，他硬是凭记忆重新抄写了二三千卷，其学问水平之高可见一斑。沈家有个后生叫沈峻的，慕名到沈麟士门下学习，得其真传，后来成为精通五经和三礼的大家。沈峻的学问又传到儿子沈文阿，同族人沈洙受其影响也成了经学大家，在梁末陈初文士大多“多涉猎文史，不为章句”的情况下，沈氏族人独独致力于儒经，终于在陈朝初年成了儒学的执牛耳者。门户不同家学各异士族各具特色，教出来的子弟各有千秋。早在三国时期，江左大族以“顾、陆、朱、张”为首，四族就各有各的特色，时人称为“张文、朱武、陆忠、顾厚”，而张昭、朱然、陆逊和顾雍等人的人物形象，都符合这一评价。这就是家族长期自我教育自我培养形成的作风。至于著名的王谢两大家族，论其门户地位、领军人物文化水平，以及宗族人才的数量，都不相上下，但两个家族后来在文化上的走向却发生了巨大差异。王氏在精研儒学的同时，出了许多书法家，如王羲之、王献之等人。谢氏在学问上早期与王氏略同，后来却向文学方面迈出一大步，涌现出许多文学巨匠。例如诗坛上赫赫有名的谢灵运、谢朓，并称为“大小谢”，也有将谢灵运与谢惠连并称为“大小谢”的，是谁无妨，总之都是谢家的。南朝刘宋时，谢安之孙谢混钟意于山水诗，史载他“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谢混还作诗评价诸子弟的文学才情，极大开发了子弟们的诗才。当时其他大家族都羡慕这种文学盛会，但自卑才情寡淡，不敢造次登门。后世评论王谢两大家族，都认为谢氏文学方面独擅胜场。北方索氏家族的培养风格更迥异于江南。索氏自东汉时期已经移居高昌郡，据《敦煌世族志》记载，索氏族人多有博涉经史的才子，索靖与西晋名臣卫瓘并称书法“二妙”，索靖的五个儿子都是秀才，虽说比不上江东王谢这样的文化巨咖，但在敦煌一隅之地也算得上一流家族了。但是经过数百年演化，这个本来能诗书礼乐传家的家族，居然意外地向佛教靠拢。（传）索靖《出师颂》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河西诸郡浸染颇深，当地人不分士庶贵贱大都信奉佛教。索氏家族也积极向佛教靠拢，其家族首领往往儒佛兼修，一方面继续传承儒学，以保证宗人始终能够出仕。另一方面积极研究佛教文化，以保持在当地的影响力。考诸莫高窟史料不难发现，索氏族人很多都喜欢手抄佛经，或是出钱请人代抄。还有一种独特的向佛方式，索氏家族凭借其雄厚财力，在当地开凿了许多“家窟”，窟中供奉的既有佛像、菩萨像，也有索氏家族祖先的供养像，很像中原的家庙、宗祠，但明显融入了相当多的佛教文化。索氏学兼儒佛，其现实收益非常大，家族在河西称雄数百年，自魏晋时一直延续到唐朝，堪称一大奇观。文化传家皇族亦然而建立齐梁王朝的萧氏，更是十分重视家族教育。萧氏郡望兰陵，属于东晋南渡后的后起士族。南齐建立后，齐高帝萧道成对王谢大族百余年人才历世不绝艳羡不已，希望通过士族式的文化教育，来荡涤权力斗争的污浊与残酷，特别是避免刘宋皇族自相残杀的悲剧。萧道成受过一定教育，史传都用过寥寥几笔说他“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在萧道成一力培养之下，诸子大多精于文学。次子豫章王萧嶷博学多才，不仅自己勤于学习，还督促诸子钻研儒经史籍，萧嶷的三个儿子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都是文辞斐然的大家，并称为“三萧”。其中萧子显入梁后，尤其以撰写史书闻名，相继著有《后汉书》一百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据传还有《晋史草》一部。遗憾的是，诸史只有《齐书》留传下来，成为现今二十四部正史中的《南齐书》。萧子显是历史上唯一以皇族身份记录本朝正史的史学家。梁武帝像萧道成的学风传递到了子孙身上，齐武帝太子萧长懋学术功底深厚，能对朝臣们开讲《孝经》，还到太学中策试诸生。齐武帝另一子萧子良，在竟陵开府置吏，还形成了闻名天下、名播后世的竟陵八友，洵为文化上的盛景。梁武帝萧衍与南齐皇族萧氏同出兰陵，萧衍就是竟陵八友之一。在南齐皇族灿然学风的影响下，梁武帝也十分重视皇族子弟的培养。梁武帝诸子之中，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等都是饱学之士。比如萧纲，在父亲的培养下六七岁时就能赋诗成文，在其自撰诗集中说：“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不仅文学上有过人的造诣，萧纲还是一位通才，其著述遍涉史传、经学、佛学、围棋，唐朝时他的作品还有数百卷流传于世。萧绎之才不亚于萧纲，也是自幼便熟读通诵儒家经典，长大之后精研历朝坟典，出口成章，落笔成文，擅长书法、绘画。他在荆州建了座孔子庙，自己作画，自己写赞，自己书写，荆州人见者无不称赞，誉之为文、画、书“三绝”。萧绎还做过一件文化上的大事，在荆州做刺史期间斥巨资收集历朝历代积存下来的书籍，其中不乏孤本、绝本，共聚书十四万册。时人颜之推称赞说“唯孝元鸠合，通重十馀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可惜的是萧绎在亡国之际万念俱灰，将这十四万册书统统付之一炬，又把珍藏的一把宝剑折断，自言“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南北朝时代文化传续遭到一场浩劫。《昭明太子集》萧梁皇族虽然在侯景之乱中遭到沉重打击，丢了江山，子子孙孙死了一大批，但是化入骨髓的文化的力量并没有消失。隋文帝杨坚看重萧氏的身份地位，主动与萧家联姻，为次子杨广娶萧氏之女，此女即后来的隋炀帝萧皇后。萧皇后的兄弟们因此得到隋炀帝提拔重用，当时号称“诸萧昆弟，布列朝廷”，萧琮官至内史令（即三省之一中书省的长官，隋避杨坚父杨忠之讳，改中书为内史）。可以想见，萧氏子弟都是富有才华之辈，否则不能跻身三省长官那样的高位。萧琮之弟萧瑀在隋唐易代之际投奔唐朝，萧瑀之妻独孤氏和唐高祖李渊之岳父独孤氏是一家人，但萧瑀上位绝不是靠政治投机和裙带关系。他在唐朝立国之战中立有大功，玄武门之变中坚决支持李世民，参政议政也很有远见，故而得到高祖、太宗两朝认可，官至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死后被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萧氏子弟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武周时期，代代人才不绝，追源溯始，与梁武帝时代开创的良好家风、学风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