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为礼乐文化，礼乐相须为用，缺一不可。秦火后《乐经》失传，所幸《乐记》犹见存。“记”以解释、阐发经义为宗旨，故《乐经》之大旨、学理，可借此得其大要。《乐记》作者，旧说为公孙尼子，然近代学界多不之信，异说纷如。今由郭店楚简出，公孙尼子作《乐记》说再获新证。《乐记》作者之纷争《乐记》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乐类”。刘向校书中秘，得《乐记》二十三篇，孔疏：“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十一篇之名为，《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宾牟贾》《师乙》《魏文侯》。删除之十二篇篇名，《别录》有记载。(《礼记正义》卷四十七)唯《乐记》作者姓氏，《艺文志》阙如，刘向、郑玄亦未之及。最早提及《乐记》作者之名者，为《隋书·音乐志》引南梁沈约之《奏答》：《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公孙尼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已著录，作者为“七十子之弟子”；《隋书·经籍志》子部有“《公孙尼子》一卷”，原注：“尼，似孔子弟子。”(《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三》)《旧唐书·艺文志》“儒家类”亦有《公孙尼子》一卷，列于《子思子》与《孟子》之间，原注：“公孙尼撰”(《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下》)，是此书于隋唐犹见在，沈约之说，恐非空穴来风。然《子思子》《公孙尼子》久已亡逸，后人无从质证，故于沈约之说，疑者自疑，信者自信。年郭沫若发表《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一文，力主公孙尼子作《乐记》说，其判据之一，是《艺文志》提及《公孙尼子》时，前后书目排列顺序为：《曾子》《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魏文侯》《李克》《公孔尼子》《孟子》，凡九种；其中，《曾子》《漆雕子》《宓子》三书，均明言“孔子弟子”；《景子》《世子》《李克》三书，或言“似”，或明言“七十子之弟子”；于《公孙尼子》，则明言“七十子之弟子”；最后者为《孟子》。毋庸置疑，此书单当是依作者年代先后为序，并非随意罗列。郭沫若据此断定，《礼记·乐记》取自《艺文志》之《公孙尼子》，并云：“由这些内证上看来，公孙尼子可能是孔子直传弟子，当比子思稍早。虽不必怎样后于子贡子夏，但其先于孟子荀子，是毫无问题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音乐史界出现讨论《乐记》作者及成书年代之热潮，出版《〈乐记〉论辩》一书，收录25位作者的论文30篇，本文提及各家诸说，均引自此书，读者可自行查阅)学界多有赞同此说者，如杨荫浏、杜国庠、杨公骥、吕骥、李学勤等都从此说。同年，张清常发表《〈乐记〉的篇章问题及作者》一文，认为今本《乐记》乃河间献王与毛生等所作、王禹所传，蔡仲德、施昌东、徐复观、敏泽等力倡张清常之说。此外，李泽厚等认为，《乐记》属于荀子学派。吴毓清则说《乐记》实由汉儒编撰而成。此外，丘琼荪说《乐记》是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另有学者据《艺文志》道家类有《公孙尼子》一篇，指《乐记》为道家作品者。各家聚讼如此。郭店楚简与《乐记》之契合处郭店楚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所出《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语丛》等篇，多为久佚的儒家文献，乃七十子及其弟子所作，时间与内容与《乐记》最为接近，弥足珍贵。得此，我们终于可以跨越前贤从个别字句、段落的比对中判断《乐记》作者的窘境，而从乐学主旨、逻辑、学理等大端入手，考定其作者。以下数端，为笔者浅见，是否有当，敬请方家指教。1.性情二分法家不谈人之性与情。《老子》无性字，亦无情字。《庄子》习见性与情，然与儒家所谓性情并非一事，即“情”而言，则有“天情”“道情”“物情”“仁义之情”“性命之情”等，故可按下不论。儒家将性与情分解，用于礼乐，用于治国理民，《中庸》有未发已发之说，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性为情之本，情为性之发。此为子思学派的重大理论创建。《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此情，专指由本然之性生出的情感，“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运》）。郭店简多见涉性情之说，《语丛二》云“情生于性”；《性自命出》论情、性、命的生成关系：“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与情，并非界限分明的两个层面，而是前者涵容后者，故以金石与声喻性与情：“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如钟体含声，弗扣则不鸣，必须借由外物方才“出”，最为精当。2.心感物动《乐记》音乐理论的基点有二，一是心，二是物；前者是主体，后者是客体；前者因后者的干预而起，这在《乐记》中非常突出，如《乐本》每有所发，多以音由心生起首，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类似表述，再三再四出现，继之，则必言及“物”：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情感之“声”，“非性”，非生性所有。人心本静，心非发声器官，唯“感于物而动”，即“情动于中”，由此产生人的喜怒哀乐情绪。人性有好恶的倾向，而令好恶出现的则是“物”，《性自命出》云：“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人心与物经过多次感与应之后，会形成各自的接受外物好恶、善不善的路数，于是“心术形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乐言》）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乐化》）“心術”，《说文》：“術，邑中道也，从行，术声。”饶宗颐先生说：“術的本义是道路，故亦可引申为‘道’。”(饶宗颐：《释儒——从文字训诂学上论儒的意义》，《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乐记》的“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即《成之闻之》的“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若无正确引导，则“心术”不能得其正，天下不能得其宁。“物”，乃郭店楚简与《乐记》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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