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及涌现出的学术思潮，使此期山东地区的史学呈现出既有对先秦以来史学传统的继承，又有因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被赋予的鲜明的时代及地域特色。
01史著丰硕、类型多样
从收录的两种体例的史书来看，运用两者的史家人数几乎相同，没有出现某一种体例独霸史坛的情况，史著家根据各自不同的著述思想和内容的安排需要而对两种体例分别加以利用。
但从史书的影响来看，山东史家编撰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华峤《后汉书》是诸家后汉书中体例较为完备的一部力作，他继承了自马班创定的以纪、传、志、表为主要记述方式的纪传体体例，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客观历史情况，对体例有所创新和发展，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臧荣绪所撰《晋书》是第一部关于两晋史事的完整的纪传体史书，在众家晋史中成就最高，所以唐朝官修《晋书》时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萧子显《南齐书》位列二十四史之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崔鸿《十六国春秋》不仅是最早全面记述北朝十六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而且还是一部有关民族发展史的创新之作。
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基本垄断了官员的职位，并且他们重勋阶阀阅，讲门第高低，官员的选拔基本上是借助谱牒的记录。由此，各高门士族竞相立传作谱，炫耀家世，标榜门第，并且选官也要精通谱学，以便“知人善任”，谱学遂兴极一时。山东籍史家也追随潮流，纷纷撰修谱牒，著名的有南朝齐王俭的《百集家谱》、王逡之的《续俭百家谱》《百家谱拾遗》、南朝梁王僧孺的《百家谱》《十八州谱》《百家谱集钞》等。
在魏晋南北朝的正史中，为人物立传时以子孙附传的形式将子孙传列于祖先传之后，这也是史家重视谱系的表现。如，华峤《后汉书》中就多记载人物的世系，既追溯先辈的官阶和业绩，也为下延的数代子孙立传。
门阀制度的盛行，九品中正制的建立，玄学的风行使得史家著史皆注重褒贬人物，所以也造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的兴盛。这一时期山东史学中的传记类有：名士传、烈女传、先贤传、孝子传、止足传、高士传、神仙传、世家传、征伐记、地记故事等。同时，受佛教的影响，此期山东史学中的传记类还增添了新的篇目：法师传、名僧记等。
仪注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礼”是儒家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是门阀制度最重视的，仪注所遵循的就是进退俯仰、登降折旋的仪节规范。仪注的兴盛是因为其强大的社会教化功能，《隋书经籍志》云：“自君臣父子，六亲九族，各有上下亲疏之别。养生送死，吊恤贺庆，则有进止威仪之数”。
门阀士族统治的魏晋南北朝为了维护其士族统治秩序，以明确上尊下卑、长幼之序，对礼仪更是看重。所以这个时期的山东史家也很注重对仪注的撰写，有二十八人编写了四十四部仪注，内容涉及到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至典章制度，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穿鞋戴帽，无所不加以规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史家所作史注发展了传统的释音训义的作注方式，作注时博采群书，在注中增加了对史实的补充、考证以及备异、评论等，使史注也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一时期山东史家刘彤、刘昭分别对干宝《晋纪》、《后汉书》所作之注即属这种史注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作为指导史学发展的史学评论也应时而现。此期第一部史学评论作品在山东史家刘勰的笔下诞生，《文心雕龙史传》叙述了先秦、两汉、魏晋史学发展史，并对史学本身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作为开先河的《史传》篇为我国史学评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刘勰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理志在魏晋南北朝时特别流行，《隋书经籍志》中所载地理与历史相结合的方志学书目有一百三十九部之多，绝大部分成书于魏晋南北朝。山东史家所著地理志中的书目多以“记”的形式命名，用以记载地方的风土人情、物产地貌等，如伏探《齐记》、乐资《九州岛记》、王韶之《崇安记》、任昉《地记》、晏谟《齐地记》等等。
随着魏晋南北朝史书的大量增加，史书类型的多样化，对史书进行介绍、分类等需求也随之增长。山东史家这一时期的目录学上也有突出的成就，如王俭所作的《七志》即在我国古典目录学史上据有重要地位。
《七志》将图书分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事、阴阳、术艺、图谱七类，另外还附录道、佛经目录各一类。其中，图谱类及道、佛经类为王俭首设，这也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发生变化的反映。并且王俭《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为作者立传在目录学史上也属首次，这为保存作者信息及考证典籍提供了线索。
02私人著史丰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蔚然成风，山东史学亦是如此。此期的山东史家关于皇朝史的私人著作涉及三国史、后汉史、晋史、十六国史、南北朝史等，三国史如孔衍《后魏春秋》、《后魏尚书》等，后汉史如华峤《后汉书》、王韶之《后汉林》、萧子显《后汉书》等。
晋史如臧荣绪《晋书》、郗绍《晋中兴书》、徐广《晋纪》、萧子显《晋史草》、萧子云《晋书》、王韶之《晋纪》、檀道鸾《续晋阳秋》、崔浩《晋后书》等，十六国史如崔鸿《十六国春秋》、崔逞《燕记》等，南北朝史如何承天《宋书》、刘祥《宋书》、王智深《宋书》、鲍衡卿《宋春秋》等。至于其他的史书类型，如传记、史注、地理志、谱系、史评、目录等也大都为史家的私人著作。
03门阀士族在史学领域占统治地位
门阀士族非常重视史学，并且以此炫耀其文化地位，维系门第的清高，于是士族皆以名列史家为荣，出现了士族争入史局、垄断史职的局面。晋华桥言，佐著作郎“职闲廩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
在史书中，关于山东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清河崔氏为“著作郎”、“领著作”、“掌国史”、“修起居注”等的记载也有很多。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图表中，所列史家也绝大部分是世家大族，如清河崔氏、琅琊王氏和颜氏、高平郗氏和檀氏、东莞刘氏和臧氏、平原刘氏、兰陵萧氏、鲁国孔氏、泰山羊氏等。
这一时期山东涌现出的西晋华桥、东晋徐广、北魏崔鸿、南朝臧荣绪、刘昭等杰出的史学家，南朝王俭、任昉等目录学家，南朝王僧孺等谱学家，即皆为士族之人。世家大族在山东史学领域中不仅史家辈出，而且史学著作也是琳琅满目，无论是史著数量还是史书门类都占据了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可以说，门阀士族在山东史学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04玄学思想对山东史家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佛教流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这一时期山东史学受到玄学的影响。
玄学的盛行，使魏晋南北朝的山东史家一方面习儒，袭其传承家学；另一方面又侵染于玄学中，深受玄学的影响。玄学使魏晋士人摆脱了儒家伦理与传统礼教的束缚，形成了追求称情放任、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山东史家侵染于玄学中，其言行举止也不可避免地印上了玄学的痕迹。西晋史学家华桥“性嗜酒，率常沈醉”，在《后汉书》十典还未完成时就去世了，其行为任情放纵，不拘礼法。
玄学的盛行也使得此期清谈的内容主要为品评人物的才性器识，山东史家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在评价人物时也多以风度、器识、才华为主。第―，崔鸿喜欢称赞传主的形体和容貌，如刘渊“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刘渊之子和“身长八尺，雄毅美资仪”，慕容庳“幼而魁岸，美资貌，身长八尺”，慕容俊“身长八尺二寸，姿貌魁杰”，慕容德“身长八尺二寸，姿貌雄伟”，赫连勃勃“身长八尺五寸，性辩慧，美风仪”。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十六国春秋》中可谓不胜枚举，这说明在玄学影响下，崔鸿同这一时期的其他学者一样，深受从外表容貌来评说人物的社会风气的影响。第二，崔鸿喜欢描绘人物的风度、气质、性格及多才多艺的个性等。
如刘耀“幼而聪慧，有奇度”、“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慕容恪“幼而谨厚，深沉有大度”，阳骛“少清素好学，器识沉远”，苻坚“有器度，博学多才艺”，王猛“瓌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慕容云“深沉有器量，厚重希言”，张轨“有器望，姿仪典则”，冯跋“幼而懿重少言，宽仁有大度”。这种语言特点，表明了崔鸿从识量器局评价人物。
在玄学思潮冲击下，山东的史家与史学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