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统之确立,史官作用极大。出于总结治乱经验,借鉴政治得失的目的,武德年间,高祖采纳令狐德棻建议,下诏修史:“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武德年间修史未竟,太宗于贞观三年下诏重修八史,至高宗显庆年间八部史书全部完成。从高祖到太宗朝之间的修史过程可以看出,太宗时期较之高祖时期的史鉴意识更为强烈,史书的修撰才得以敦促,史官为了迎合太宗的思想,也加紧了修撰步骤。这种强烈的史鉴意识,正是初唐文统得以确立的思想前提和内在动力。八部史书及其撰修者分别为: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魏征、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修《隋史》,姚思廉修《梁史》、《陈史》,房玄龄、褚遂良等人综合各家旧本,改撰《晋史》,《南史》、《北史》由李延寿私修官定而成。其中《陈书》有《文学传》并序论,《晋书》有《文苑传》并序论,《梁书》有《文学传》两卷,并序论,《周书》虽无文苑传,但《王褒、庾信传》实际上充当了文苑传的作用,其后传论的内容,实为一平篇简短的文学发展史;《隋书》列有《文学传》,魏征所作的序是一篇极为重要,后世引用率较高的评述南北文学得失的论文。《北齐书》亦有《文苑传》并序;《南史》、《北史》皆有《文学传》并序论。从史家的文学论述来看,各书中的《文学传》序论,都有相互蹈袭的现象,这一现象说明,此时对于文学观念的认知,在国家政治一统的引导下,具有一致性和共同的指向性。这一指向,从大处着眼,便是建立文统的意识。自《后汉书》首列《文苑传》以来,史家在编撰史书时,便着意将文学之士汇集列入文苑之中,并进行评骘其得失。初唐史家在延续这一传统的时候,更加注重从构建初唐文统的角度着手,其列《文苑传》的目的,不仅在于汇集前朝文人学士的业绩,总结前朝文学之得失,更在于为初唐文学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前进的标准。初唐史官在撰写各史书《文苑传序》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体现出自觉的文统意识。其文统的确立标准,是以助宜教化为政治目的,以儒家经学为思想基础,以典雅遒丽为文风导向,以反对浮靡为主要方式的。《毛诗序》所强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中的政治功用,在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以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其时文论,对于文学价值和目的的认识,往往突出愉悦性情的作用,而日益忽视其政教功能。曹丕首发“诗赋欲丽”之语,陆机发掘“诗缘情而绮靡”之特征,钟嵘《诗品》直言诗歌乃是“摇荡性情”的结果,萧子显认为文学是“情性之风标”,至于萧纲发出“文章且须放荡”之言,萧绎称“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则完全偏离了“诗言志”的诗教传统,乃至走向了一种极端。虽然南北朝时期有刘勰、裴子野、萧统、颜之推等一些正统派文人的纠正,但终究积弊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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