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熊存瑞《隋炀帝：生平、时代与遗产》（毛蕾、黄维玮译，厦门大学出版社年12月）一书的“绪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杨广，史称隋炀帝，于公元年登上隋朝的皇位。当时他所掌控的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稠密且繁华富庶的中华帝国。隋朝(—)，这个炀帝成长并度过整个成年时光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和过渡时期。长期以来，学者们习惯于将隋朝视为其继承者唐朝(—)的序幕，它本身的重要性实际上被大大低估。
诚然，隋朝作为一个年祚不永的政权，无法与唐朝的辉煌灿烂相提并论。享国近三个世纪的唐王朝，达到中古时期中华文明的巅峰，其政治与军事的影响力渗透中亚、朝鲜半岛以及越南北部。作为中古时期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唐朝以其精妙绝伦的唐诗以及在书法、建筑、绘画、工艺制作方面的非凡成就而声名远播。唐朝，由于为儒学复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佛教、道教的划时代的发展，在哲学和宗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都长安，作为唐代文明成就的标志，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程度最高的国际大都市。作为遍及全国的城市网的中心城市，它如磁石一般吸引着来自萨珊波斯、粟特、高丽、日本的商人、僧侣、留学生。
必须承认，辉煌的唐文明建立在隋朝留下的丰厚遗产之上。隋朝对于取他而代之的唐王朝的最大贡献，是其完整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制度。唐代政治体制的核心机构三省——尚书省及下属六部、中书省、门下省以及次级中央机构九寺——都完整地从隋朝继承而来。唐地方行政管理的州县两级制，亦可溯源于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他将此前的州、郡、县三级制加以精简并完善。唐前期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均田制，也几乎是完整未改地承袭自隋朝。在传世文献中，《唐律》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唐律》所构筑的唐代法律制度也是以它的前辈《隋律》为原型的。除此之外，唐前期的军事组织制度府兵制，也源自于隋朝以及更早的朝代。唐代的大都市长安、洛阳，以及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都是隋朝留给后世的难以估量的宝贵有形资产。隋朝那些耗资巨大的工程，实质上为唐朝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且不论唐朝该以何种心态感恩它的前任王朝，这些功劳通常都被记录在隋文帝身上，而其继任者炀帝的贡献则被完全湮没。事实上，唐朝所继承的隋朝文化遗产中，作为隋朝第二任统治者的炀帝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登上皇位13年之后，年三月，炀帝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部下刺死，其庞大的帝国也随之瓦解。炀帝因为大肆挥霍隋朝的财富并最终导致王朝覆亡而备受指责，并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暴君。学者们倾向于将炀帝统治失利归咎于其奢侈、荒淫的行为，并将他与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暴君，如夏桀、商纣相提并论。但与桀、纣不同，炀帝尽管犯有重大过错，他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可圈可点的伟大成就。
尽管炀帝深刻地影响了隋朝的历史命运，但在传世的主要文献中关于炀帝生平的记载却少得可怜。虽然个人传记是中国史学编纂的优良传统，但在传统集大成的正史记载中，统治者的传记，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以“本纪”的形式加以体现。而本纪同时也是有关整个朝代重大事件的编年记录。作为皇帝个人传记的替代，中古史书的“本纪”的主要功能是在特定时期内为“列传”提供时间框架。因此，《隋书》中没有详细的、关于炀帝的个人传记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当代关于炀帝及其统治的学术研究也出奇的少。西文关于隋朝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是隋史研究的领军者、耶鲁大学芮沃寿的专著《隋朝——中国的统一(公元—)》。该书也是《剑桥中国史》第三卷隋朝相关章节的主要内容来源。其文笔简练且见解深刻，不过相比较而言仍然对炀帝着墨不多。更重要的是，正如该书的日文译者布目潮渢所言，书中在史料的引用和诠释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错误。
在中国，几本有代表性的炀帝学术传记，可以反映学术界关于炀帝的不同观点。一些学者沿袭传统史家的观点，将炀帝视为暴君；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着为炀帝正名。隋唐史研究专家、厦门大学韩国磐所著关于炀帝的简短传记，基本上是依循传统的非难炀帝的观点。囿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意识形态的禁锢，书中的分析大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术语来表达的。与之完全相反的是胡戟所著的炀帝传记。作为一部为炀帝辩护的、纠偏的作品，该书似乎是被一种为“伟大的暴君”翻案的使命所驱使，故而失之偏颇。最近出版的袁刚所写的传记，可以算是第三种研究取向，它尝试着采用一种更加公允的视角。
在日本，关于隋炀帝生平的研究仅引起少数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