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泪碑碑位于湖北省襄阳市，为纪念曹魏末年西晋初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羊祜的碑石，在羊祜死后，每逢时节，周围的百姓都会祭拜他，睹碑生情，莫不流泪，羊祜的继任者、西晋名臣杜预因此把它称作堕泪碑。历代诗人都以此提笔作诗，其中就包括襄阳人孟浩然的《与诸子登砚山》最为出名。表达了其望碑而感慨，想到了前人的流芳千古，顿生黯然的伤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历史上堕泪碑多次被毁，然而屡次重修，仅从历史可查的就有多达九次。
第一次修建
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年十一月,晋朝大将羊祜病死于洛阳,因其生前镇守襄阳十余年,为当地做出了很多有益民生的事情，因此襄阳百姓举行了一系列祭奠活动，在他“生平憩游之所”的地方，如今的岘首山“建碑立庙”以志纪念。由于羊祜功不可莫，百姓望碑无不堕泪，接替羊祜镇守襄阳的大将杜预，便将此碑命名为堕泪碑。
第二次修建
二十多年后,刘弘任荆州刺史，主持修建了羊祜纪念碑。无论从礼仪、形制、规模，都比以往碑文更加大气庄严。撰写《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之碑》碑文。因为碑文严谨考究，从而名声大噪，“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所以此碑依旧沿袭了“堕泪碑”的称号，代替了之前百姓所立碑。
此碑记一千余字,对羊祜生平、功绩、品德做了高度概括性的描述和令人信服的评价。历代府志均有其碑文记载。本文选摘开头片段。
公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晋羊舌大夫之胄。当汉中兴，始自南阳家于岱野,缨冕相继,九世于公矣。显祖南阳太守,皇考上党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风,应明哲之盛代,德擅规模,仁成慈惠;其器量宏深,容度广大,浩浩乎固不可测矣;其志节言行,卓尔不群,神游元默,散志青云,宏之以道籍,博之以艺文。于是仁声远耀,芳风遐流。年十有七,上计吏察孝廉、州郡不肯就,群公休之,四府并命,盘桓累载,乃公车征,拜中书侍郎、秘书监。于时当晋之盛,明扬英俊,乃引公为相国从事中郎,迁中领军。遇革命之期,任受禅之会,秉文经武,以集大晋之祚。皇采增辉,帝威远迈,伟绝代之风,宏唐虞之绪,帝嘉厥庸,雠以大国,公乃逡巡固让,裁居小邦。
第三次重修
南北朝时期，堕泪碑遭噩运。据《南齐书·张敬儿传》载,张敬儿统治襄阳时,移走了堕泪碑，在原处修建景台,而在襄阳遭遇大水之时，仍聚敛钱财。当时人对张敬儿有“猪狗不如”之讥(张敬儿小名苟儿)，被后代唾弃。
在梁大同年间，本碑得以重修。据记载碑高一丈一尺,碑首雕刻大龟,形制高大。碑正面文字则为刘之遴撰,刘灵书写“堕泪碑”,碑阴仍采用李兴所撰的碑文。这块碑一直到唐朝开元年间仍然矗立于岘山,但碑盖却已经失去。开元二十年，李白过襄阳留诗《襄阳歌》就有“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之句。
第四次重修
在唐宣宗年间，大中九年（公元年）由李景逊重立,碑在岘山。
第五次重修
唐末战乱，堕泪碑再次被毁。宋代仁宗年间，堕泪碑在燕肃的主持下再次重立，然而随着宋朝的灭亡，堕泪碑再次被毁。
第六次重修
到了元代，在襄阳做官的杨廷臣、吕蒙辅再次重修堕泪碑。费尽心思地从史料中找到了碑文的拓帖，选用最好的石料,请善工刻石，辗转千里运到襄阳，再次立于岘山上。
第七次重修
元代的覆灭，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元代文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大多数被扫荡一空，堕泪碑也在战火中被毁。一直到明弘治年间，公元年，堕泪碑再一次重立。在《襄阳四略》中有所记载。并称“今之存者则弘治十四年重立者”。
第八次重修
《襄阳四略》成书于清末，这说明在作者吴庆焘生活的民国初年，堕泪碑依然存留。然而整个民国历史风云激荡，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兵燹，而后多年跌宕的运动，无法考证堕泪古碑究竟何时被毁。直到年,襄樊市文物管理处重立新碑，由市书法家王树人所书“堕泪碑”。比之之前古碑,这块碑没有任何有关羊祜生平记载，并且碑的形制、用工、材料等显得简陋,质量上大为下降。而管理不善，更让这块碑文很长一段时间，埋没于荒草之中，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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