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文人相轻的例子数不胜数，我国古代文人王夫之一直觉得杜甫的诗文做作浮夸；外国作家司汤达一直都对夏多布里昂非常不屑。
要说中国历史上文人之间争辩最精彩的时期，一定是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鲁迅直截了当怼郭沫若，不加思考就回击，很少有人像他这么直接。
鲁迅的“尖锐”
有关鲁迅的生平介绍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接触了很多，已无须多言。
那鲁迅的“尖锐”则是值得去深究和探讨的，他是真的见谁都怼吗？还是文人的傲气看谁都不服气？
鲁迅在日本仙台看到中国青年麻木的行为后，决定弃医从文，彼时青年的鲁迅热血澎湃，想以文学的方式去拯救国民的麻木腐朽的精神状态。
现实给了青年鲁迅重重一击，无论是在日本东京开展文学计划，还是发表多篇分析国人情况的文章都没有引起反响，这时的鲁迅是彷徨不安但不足够“尖锐”的，很多主张远远没有后来的观点一针见血。
辛亥革命期间是鲁迅个人最消沉的时光，在大环境的影响下，鲁迅看不到希望，《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的出现让鲁迅得以重新拿起笔，走出自我的困境，彼时已经到中年的鲁迅，人生经历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说鲁迅在这一时期在文学表达上是尖锐的，而《狂人日记》的出现震惊了全国。
年到年期间，鲁迅的“尖锐”表现在自我作品表达上，也是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优秀作品。
鲁迅的“尖锐”还表现批判国人的麻木不仁上，但绝不是一味地进行批判，而是通过文字来警醒世人，在《两地书》中鲁迅指出国人总是将希望寄予未来，但面对现状却从不会主动去改变，只是一味迷信所谓的命运的安排。
无论是鲁迅在文学作品中思想的尖锐还是批判国人时直接了当地指出其弊端，都是这位中国作家想要拯救国家于思想危难之际，唤醒国民的灵魂。
那鲁迅直截了当怼郭沫若，不加思考就回击，这样的“尖锐”又是为何呢？
事出有因
在了解事情原委之前，应当对郭沫若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与鲁迅一样，郭沫若也曾在日本留学，并且就读过日本多所高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
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大量外国诗人的作品，如泰戈尔、惠特曼、海涅等著名诗人，因此在诗歌创作上呈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成名作《女神》就是代表之一。
五四文学期间，郭沫若发起并成立了以浪漫主义流派为主的创造社，与鲁迅的写实派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不只是郭沫若和鲁迅在文学上存在对立，在百花齐放的五四文学时期，不同流派之间都或多或少存在对立。
追溯过去，可以发现鲁迅怼郭沫若完全事出有因。年初，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成员公然发表文章批判鲁迅，原因是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将鲁迅认定为眼中钉肉中刺。
鲁迅当时从广州前往上海就是为了与创造社达成统一战线，结果创造社的成员全都反水，鲁迅可以说是孤军奋战，对于突如其来的批评一头雾水。
作为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早前就觉得鲁迅是个封建余孽，看见他发文抨击创造社的成员也坐不住了，以杜荃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将鲁迅批判为封建分子，其实这完全是不符合实际的，鲁迅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上是比任何人都积极的，郭沫若这样评判彻底激怒了鲁迅。
文人之间的矛盾再怎么激烈，处理的方式仍然是笔下见真章，鲁迅认为郭沫若私生活不够光彩，还认为他是东洋狗，并在之后将创造社成员称为“才子流氓”，说“他们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只是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
鲁迅的回击对于郭沫若来说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两人之间都没有将对方置于死地的感觉，反而是有一种想相爱相杀的感觉。
一个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来唤醒国民，字字珠玑，呕心沥血，始终致力于拯救人民的精神世界，一个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和无限眷恋，其实，两人看似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为国为民上早就殊途同归。
鲁迅和郭沫若长达数十年的对立一直是后世津津乐道的事情，周总理在后来就评价过此事。周总理说：
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周即鲁迅)辩白的，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周先生在《两地书》(六九)中明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周总理的话其实是站在公正合理的立场去评价的，两位作家都是爱国人士，无论出于任何原因争辩，其在各自领域都有着杰出的贡献。
鲁迅去世后，郭沫若曾在挽联上写道：
“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孔子，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这样的评价是至高无上的，是来自才子之间的惺惺相惜，是文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是郭沫若对于鲁迅的欣赏和赞扬。
总结
五四文学期间涌现了无数优秀的作家，他们带着对时代的思考，国家和人民的牵挂，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从他们笔下涌现的一个个人物，是来自时代的召唤，是反映自我追求的真实写照。
那段岁月已经逝去，但先辈留下来的精神思想始终在激励后人前行，无论是鲁迅，还是郭沫若，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都为中国文学打下了夯实的基础，让中国文学更加璀璨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