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轻翻过的每一页史书，都有可能是翻过了千万人的一生。史书上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可能都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就像“屠”、“大疫”、“大饥”、“大旱”等等，里面有着多少看不到的号哭绝望。
在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专门纪录事件和编纂史书的史官。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秉笔直书着世间的真，逆臣贼子无不恐惧，就连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是担心自己的错误言行被记录下来。文天祥的《正气歌》曾写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歌颂了史官的风骨。
只是史官的风骨是何时没落的？南北朝时期，唐朝李世民时期，还是明朝朱棣时期，或是清朝的时候？
春秋史官风骨
史官的风骨在春秋时期，人可死，但史不可改。
春秋之时，齐国第二十五任国君为齐庄公。因为崔杼的妻子东郭姜貌美，齐庄公经常去崔家与东郭姜私通，还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因此崔杼对齐庄公怀恨在心，一直想要报复他。最后在齐庄公前去崔杼家中时，想要再与东郭姜偷情时，崔杼等人弑杀了他。其后，崔杼又拥立齐景公，成为齐国的相国。
对于这件大事，齐国太史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得知后大怒，不想背负弑君的千古骂名，杀了太史。不过，当时太史都是家族世袭的的。太史死后，又有弟弟继续秉笔直书，崔杼连杀太史的两个弟弟。只是崔杼连杀三人依然吓不退太史，太史四弟再次秉笔直书。崔杼很是无奈，只得任由他写下“崔杼弑其君”。
就在太史四弟进宫之时，有南史执简而来。南史是担心太史被杀，他是来继续记述这个事实的，看到太史回去方才放心。还有春秋晋国太史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秉笔直书写下了“赵盾弑其君”，留下了董狐直笔的千古美名。
这是何等的风骨，身为史官失职求生，不如去死。这捍卫的是史官的尊严，维护的是历史的真相。
太史公司马迁
说起史官，太史公司马迁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司马迁的《史记》从黄帝时代开始，直到汉武帝时代结束。前期历史记录很难，因为资料难以寻找，不过更难写的是当代史，阻力之大更远超前代历史。
后世只知道霍去病封狼居胥，扬了大汉国威。只是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匈奴，加重了国内的赋税，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更是使得无数人家破人亡，而且汉武帝求取长生不老药等事也实数荒谬。司马迁要记录这些无疑是困难重重，但他要作一部信史，就要真实的记录下一切，正如他所说“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于是，司马迁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史记》。不过这本书在两汉时代一直被指责，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有人更是以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为恨。幸好的是，《史记》终究是流传下来了，太史公司马迁也成了史官一个新的榜样。
南北朝时期的史官
魏晋之后是南北朝乱世，天下纷争，弑君夺位犹如家常便饭。在这一时期，要记录下真实的历史，很难很难。
东晋中期有个史学家叫孙盛，又是一个颇有风骨的史官。在当时孙盛曾是桓温帐下参军，亲眼目睹了桓温北伐时的枋头败绩，就记录在了《晋阳秋》中。不过，桓温并不想让这次败绩被记录在史书中，威胁孙盛的儿子，不删改掉就等着被抄家灭族吧。桓温确实有这个实力，他权倾朝野，皇帝都可废立，又何况灭掉孙盛家。孙盛的儿子害怕之下，跪求父亲删改。孙盛却是没有屈服，坚持着历史真相。因此，孙盛被称赞为有董狐遗风。
桓温还是很看重孙盛的，并没有为难他。不过，北魏的崔浩等人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当时太武帝拓跋焘让崔浩等人编修国史，并要他们根据事实来写。不过，拓跋焘的本意是为了让皇室后代看的，并不打算公开，但是崔浩并不明白他的真实意思，刊刻在了碑林之上，供人观看。由于国史中有关拓跋氏的所有记载都没有避讳，天下人议论纷纷，贵族就去找拓跋焘告状了。最终，拓跋焘下令诛杀崔浩，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也被定罪杀死，而且崔氏同族无论远近，乃至姻亲全部被株连灭族。这就是当时轰动天下的国史狱案。
北魏太武帝虽然惊吓了史官，北魏孝文帝还是十分开明的。孝文帝曾说过“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这才是明君所为，也是史官抱有的正确态度。
在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史学家——魏收。魏收曾仕北魏、东魏、北齐，作有《魏书》。不过，《魏书》一直被评为“秽史”，也就是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史书。这一来是因为魏收秉笔直书，而引起权贵的愤懑；第二是因为魏收人品有缺，与他有怨的人都不好好记录，他自己也洋洋得意的说过“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什么东西，敢跟我魏收作对，我的笔一抬就能让你上天，笔一落也能让你入地。拿史笔当作攻击人的武器，终究是违背史德。
李世民开改史书之先河
当时魏收修《魏书》的时候，是北齐文宣帝高洋让他修的。当时因崔浩之故，史官多有畏惧，高洋就对魏收说过“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只管秉笔直书，我终究不会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样诛杀史官。后来北齐贵族虽对魏收不满，投诉史书问题的有一百多人，但高洋也没处置他。
真正开修史书之恶例的不是被称为暴君的高洋，而是唐太宗李世民。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起居注，专门记录帝王的言行录，被称为内史，皇帝无权干预，不能查看。不过，李世民因为玄武门之变是自己的梦魇，非常担心被记录下来，几次想要看看到底记了些什么。
李世民前两次想看起居注，都被拒绝了。第一次之时，朱子奢拒绝了李世民，他说君主没有过失，看一下也无妨，但因为此事开后事史官之祸，实为可惧。
到褚遂良之时，李世民又想看看到底记了什么，并保证只是看看，以过错当警戒。褚遂良还是拒绝了李世民，说哪个皇帝没有过错，但从来没有皇帝观史这个先例（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李世民有点恼火了，问褚遂良如果自己有过错，一定会被记下来吗。褚遂良的回答是肯定的，无论好坏都会如实记载。黄门侍郎眼看李世民尴尬，连忙出来说道皇帝有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能看到。
两次未得逞，李世民还不甘心。在与房玄龄谈论之时，李世民再次问道了这个问题“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的回答与褚遂良一样，因为国史善恶都记载，又没有无过错的皇帝，所以不能看。李世民还是如同先前所说，“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也就是说我想看看国史，不过是看看过错引以为鉴，好改正而已。话毕，李世民又加了一句“卿可撰录进来。”
房玄龄没有坚持，自此开了恶例。再者，房玄龄也不是直接上献的，而是大肆进行了删改，《起居注》删定为《高祖实录》、《今上实录》。史书有记载“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李世民看玄武门之变多微文，很是不满，说了一句“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房玄龄瞬间明白了李世民的心意，玄武门之变是安社稷、利万民的好事，再次进行变动。所以，李建成的成了一个荒色嗜酒，夺人田宅，一无是处的无耻小人。实际据考证，李建成在李渊建唐称帝之时功业并不亚于李世民，而且李渊称帝后他已经常常让他处理政事了，就算不如李世民也不会那么不堪。
也是李世民的这一行为，让这段历史谜团重重。不乏有学者指责李世民篡改历史，章太炎曾说过“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宰相监修当代国史，皇帝观阅，又有几分真实。
自李世民之后，唐朝皇帝不乏看国史的。到唐文宗时期，他又要看起居注。魏谟不同意，并以李世民和褚遂良的讨论提醒皇帝。唐文宗只是淡淡地说，我以前取看过起居注。到最后魏谟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态度，但只是个例罢了。
谁又能想到，篡改史书的先行者竟是李世民和房玄龄这对有口皆碑的君臣。
其实，在李世民之前还有一个皇帝疑似看过起居注。这个人就是前秦天王苻坚，《晋书·苻坚载记》中记载：
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
也就是说，苻坚母亲与李威有染，被史官记录了下来。苻坚翻看起居注时，大怒，就烧了起居注，要问罪史官。只是当时修史的史官等人都死了，就不了了之。不过这个是真是假很难说，褚遂良都说李世民之前从来没有人看过；再者能看到这段历史至少说明苻坚没有篡改。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这种现象无比感叹，在《史通》中说过：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从这来看，唐朝的大多史官早已没有了风骨。
宋朝时期
唐朝史官丢失了风骨，宋朝史官还是很有风骨的。就拿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来说，他纵横天下都不怕，却最是害怕史官。
史书中多有记载，赵匡胤害怕史官之事。有一次赵匡胤退朝之后，怏怏不乐，近臣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实际上天下并没有什么大事，赵匡胤不开心的是上朝的时候犯了一个小错误，担心史官给记下来。当时赵匡胤的回答就是“早来前殿指挥之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这并不是唯一，还有一次御史张霭有紧急事务求见赵匡胤。赵匡胤当时迷恋弹麻雀的游戏，听闻有要事，连忙召见。结果，御史奏的都是平常小事。赵匡胤大怒，这不是戏耍自己吗？责问御史原因。御史不慌不忙地说，我的事再小也比你弹麻雀紧急（臣以尚急于弹雀）。
赵匡胤更气，当场用斧柄打掉御史两颗牙。御史也不气恼，捡起两颗牙齿就收起来了。赵匡胤乐了，嘲笑道，你还收着牙齿当物证要告我不成（汝怀齿，欲讼朕耶？）。御史只是说“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耳”。臣子自是不能告皇帝，但史官却可以记录下皇帝的过错。赵匡胤听闻后，连忙赔礼道歉，又是赏赐金帛慰劳。
史官之所以如此厉害，还是皇帝给予的尊重，赵匡胤这点做的就很好。
明清时期的史官
到了明清时候，史官已然全无风骨。
明朝燕王朱棣篡位之后，大肆改动史书。朱元璋时期的记载，被朱棣修改了好几遍，建文帝时期的记载更是被完全清除，而且还胡编乱造大肆抹黑朱标和朱允炆，连他后世子孙都不信。
到明朝后期的实录记载，更是矛盾不已。就拿明武宗朱厚照的记载，有时是酗酒的醉汉，有时纵马驰骋风雪数千里，应州大捷双方近十万人大战几天，记载斩敌十六人。就算是抹黑，在同一本书中也不用写的这么矛盾，这么离谱吧。
到清朝时期，真相更是奢侈。史书的重点事宜，皇帝必须要亲自审阅，你看到的，只是皇帝想让你看到的。
手中有笔，就要写出世间的真，那种史官早已远去多少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