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魏政权在孝文帝改革之后，特别是在迁都洛阳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此外，从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建设层面来看，在冯太后和孝文帝实行的一系列汉人官制，同时注重将鲜卑族的传统制度融合进来，从而使得北魏逐渐成长为当时能够和南朝并立的封建化政权。不仅如此，北魏创造性的推广了均田制度，这对于小农经济的维护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之前汉族建立的传统中央王朝的经济制度中，特别是针对土地分配的制度规定是非常混乱和不完善的。北魏的建立者是鲜卑族民族，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前，大部分时间还是处于比较落后的部落联盟阶段，他们这种特有的民主制度却被他们带到了封建化的制度体系当中。均田制就是其中明显的一个例子，各个家庭按照政府规定的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的标准可以获得相应数量的土地。
珊瑚树由此，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也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农业产值不断提高，直接使得北魏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全方面的发展，最终北魏政权不断走向强大和富足，成为和当时的南朝并立的政权，南北朝政治局势也得到了巩固。不过，尽管孝文帝改革对于北魏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困境做出了有效解决，并且为日后北魏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也是充满了利益诱惑。孝文帝于公元年去世之后，北魏原来创设的那种严苛的惩罚贪污腐败的政策就变得愈发松弛了。特别是继任者宣武帝元恪即位不久，就发布了宽以摄下的政令，这就助长了当时官员们的贪污腐败之风气。与此同时，太武帝时期的灭佛政策在此时也已经逐步废除，佛教开始出现了恶性发展的趋势。
《魏书》载：有人君之量矣，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
宣武帝宣武帝时期贪腐之风的滋生以及皇室宗亲的攀比
早在孝文帝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冯太后摄政时期，对于当时恶劣的官场贪腐之风是憎恨不已的，并且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力图将这种贪腐风气扼杀在摇篮之中。当时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比如贪污一匹帛就要被处死，这就证明这要是涉及到贪污腐败事件的官员必然会遭到严惩。丢官能够保命只是最好的结果，当时不计其数的贪污人员全部被处死。
因此，只有坚持不懈地限制贪腐行为，打击贪腐行为，惩罚贪腐官员，才能够将这种官僚集团中长盛不衰的贪腐之风压制住。这就需要统治者及其决策机构和执法人员有着惊人的气魄，很可惜，孝文帝去世之后，这种严惩贪腐的指导思想逐渐松弛，取而代之的则是放纵其自由发展。北魏后期的贪腐之风抬头，就是在孝文帝的继任者宣武帝时期出现，并且不断发展起来的。
元雍家的侍从宣武帝即位之后，整个北魏王朝的社会经济正处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当中，而且当时的政治生态在孝文帝多年的经营下也是非常清明有序的。各个机构各司其职，政治事务的决策和处理也都按部就班地进行，不过宣武帝认为孝文帝采取这么久的严苛治国的政策，是时候要放松一下了。因此他主张宽厚治国，换句话说，对于之前孝文帝采取的紧绷政策，宣武帝基本上都进行了放松。
《资治通鉴》载：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酒器有水精鋒，馬腦椀，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
或许宣武帝的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毕竟当时的北魏已经是一片祥和景象。可是宣武帝对于万万不能放松警惕的打击贪腐政策放松了，由此官场贪腐之风开始盛行，最先从皇室宗亲内散发出来。高阳王元雍的府邸磅礴大气，金碧辉煌，家里拥有奴仆数千人，每日饮食之花费更是以万钱来计算。河间王元琛更过分，家里养了数十匹骏马全部用银制的马槽喂养，另外家里摆设的各种西域稀罕物件应有尽有，不计其数。
元琛家的玉器北魏后期政治的腐败
北魏后期政治腐败现象的出现应当说是封建官僚体制发展和健全的必然后果，一方面孝文帝对于北魏官制的全面调整虽然说已经远离了鲜卑贵族势力的核心地区平城，但是难以保证洛阳没有隶属于鲜卑保守势力的党羽。这部分势力的存在对于北魏官僚机构的发展始终都是潜在威胁，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手段，特别是对于政治官员的腐蚀性有着非常严重的覆盖。
《魏书》载：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
另一方面，北魏自从孝文帝改革和迁都洛阳之后，社会经济出现了久违的繁荣发展局面，民众的富足，国库的充盈，再加上商品经济的快速崛起，这都成为了官僚贪腐之风盛行的重要经济因素。一些官员由于难以抗拒商业经济利益的诱惑，不得不与那些投机倒把的商人群体同流合污，最终被完全腐蚀掉。之后宣武帝又实行了宽和的统治政策，使得这些封建官员更加缺乏必要的管制。
元琛的攀比之风这样一来北魏的政治风气彻底败坏，首先从官场的卖官鬻爵方面来看，当时有许多商人群体崛起，他们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便频频向北魏的主要选官人员进行贿赂。在这种买官卖官的风气之下，北魏居然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官职标价规定。
除此之外，北魏的统治官员同时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伸出了罪恶之手。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凭借自己的政治特权和职务之便，不断向广大劳动人民敲诈勒索。农业方面，这些官员私自增加各种赋税门类，同时大行土地兼并之风。向广大商人和市场征收政府规定以外的商业税和商品税，各方的地方官，特别是州郡之长官往往通过这些手段成为一方之霸。
水晶钵佛教势力的重新抬头以及恶性膨胀
佛教势力在北魏太武帝时期曾经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这对于当时盛行不废的佞佛政策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策略性的压制。因此，太武帝时期的北魏还处于不断发展建设的阶段，而佛教也是鲜卑民族崇尚的宗教之一，太武帝为了快速实行汉化政策，同时为了没收佛教的巨额财产投入到社会建设当中，这才采取了全面的彻底的灭佛政策。
不过太武帝的灭佛政策并没有得到了继任者的延续，相反在太武帝时期由汉化改革政策的失败，鲜卑保守势力占据上风，这种灭佛政策实际上也就被废除了。太武帝去世之后，佛教势力卷土重来，继续成为鲜卑人民崇尚的精神宗教，再加上胡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佛教很快也成为汉族群体中的主要信仰对象。
玛瑙碗到了北魏后期，佛教势力开始出现了恶性膨胀的发展趋势，上至皇家贵族、封建统治官员，下至黎民百姓纷纷都开始崇尚佛教。北魏时期的修建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就是该时期佛教势力快速发展的见证，虽然这些佛教遗产成为了我们今天研究北魏思想文化、建筑艺术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佛教的膨对于当时北魏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佛教的泛滥型发展，直接使得北魏经济遭遇到了剧烈冲击。因为佛教在当时是享有经济特权的团体，他们不需要向政府交纳赋税，相反他们可以获得大量的土地和户口，这些户口一旦成为佛教的属民，便不需要在去向政府交纳赋税了。当时佛教控制的佛图户和僧祉户数量非常庞大。佛教寺院的数量一度在全国达到了3万多所，僧尼数量更是达到了多万。可见当时佛教势力之庞大。
《魏书》载：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
龙门石窟评价
北魏后期虽然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孝文帝改革指引下也建立起了比较完善和有序的封建官僚团体，但是由于政策执行的缺乏延续性、彻底性和果断性，使得孝文帝时期本来已经十分清明的政治环境开始变得腐败起来。官员一旦腐败性格被激发出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当时官僚集团出现了巨大问题。
皇室宗亲之间萌发了攀比富贵与权力之恶性风气，由此直接引发了下面官员的效仿。皇家贵族依靠的是皇帝赋予他们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进行攀比，而下面的官员则依靠自己的职务之便，来为自己或者背后支持自己的官僚团体牟取暴利。
说白了他们能够用来享受的财物全部来自于广大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成果，那些一方之父母官在整个官场贪腐攀比之风的影响下，也开始变成了鱼肉一方百姓的刽子手。卖官鬻爵在当时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官场世风，根本难以凭借政策法令抑制下来。
佛教在此时的疯狂发展，直接使得占据全国将近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了僧尼。而且佛教凭借自身的特权又隐匿了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直接从政府的户籍册上消失，这也就标志着政府对于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力丧失，损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来源。在政治腐败、佛教泛滥的因素影响下，北魏后期的社会矛盾愈发尖锐，严重的统治危机也随之到来。
参考文献：《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