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华风”与士族之关系
虽然对李孝伯所称“华风”的渊源流变，以及这种流变在北方传布的情形，都作了一些阐述，然犹有未达一间之憾：一方面，所谓“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虚指的概念，如果离开了对承担文化之人的探讨，便极易沦为空谈；而另一方面，上文所罗列的这些史料，也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在干戈屡兴、丧乱继踵的年代华风”的巨大魅力与号召力究竟是从何而来。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即尝试着就以上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华风与士族阶层之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文化，就其本质而论，乃是一种典型的士族文化。在这一文化体系之内，无论是识鉴、观人的标准，还是清谈、文学、书法等等艺术门类，无不散发出浓郁的士族式的审美趣味。翻检史籍，可资证明的材料不胜枚举。如在清谈方面，《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载僧虔诫子书曰：知汝恨吾不许汝学，欲自悔厉，进入南朝之后，玄学领域并没有产生什么新的义理与见解，清谈也不过作为一种传统的形式在士族圈子内延续了下来。如钱穆先生所论〃时人以谈作戏，成为社交场合中之一种消遣与娱乐……若真认作是一哲理钻研，则诚如隔靴搔痒，终搔不到当时人痒处所在矣”。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消遣与娱乐，恰恰也是士族子弟展示高情雅致、口辩才学的绝佳舞台。
王僧虔《诫子书》所云，要想在清谈场上周旋酬酢，不仅必须通读“三玄”的多家注释，还须了解“才性四本r声无哀乐”等等魏晋以来流行的“言家口实”，一般人既无优渥的学习条件，又无家风家学的熏陶训练，自然难以从容应对。贸贸然“盛于麈尾，自呼谈士”，只会成为一时的笑柄。对此，陈寅恪先生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中论到〃东晋南朝疆域之内其士大夫无论属于北籍抑或属于吴籍，大抵操西晋末年洛阳近旁之方言……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若张融者，虽为吴人，但属于士族阶级，故将死犹作北咏”。自汉末以来，流行的观人术中一直含有强烈的审美内容，注重音辞之美也是其中一端。不过，以上引材料而论，门第中人对音辞的讲究，不仅仅是出于对审美的需要，同时也是高自标置，自别于闾里小人的重要措施。
《南史》卷三十二《张敷传》载丨（敷）善持音仪，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也决不只是体现在地位的悬殊上。再如文学方面，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对于这种“人人有集”,乃至门能文”的情形，王瑶先生有过一番精辟的阐发：“在变相的封建势力下面，高门世族不只是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而且也是文化的传统继承者。他们有累代的上层家庭教养，有优裕的生活闲暇，有收藏的典籍和文化的环境。正是贵门子弟高贵的招牌……
名门大族领导文学时代潮流
虽然不能说名门大族出身的人低诗文一定好，但文学的时代潮流却的确是由他们领导着的。而且诗赋文笔等的风格和内容，也都一定是适应着他们的生活需要的……每一种文学潮流——作风或表现内容的推移变化，事实上，不仅仅是文学与前文所列举的清谈、音辞，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呈现出类似的情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原因诚如陈寅恪先生在《略论稿礼仪》篇所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起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不仅学术是“家人父子之世业”,如玄谈，诗文等等文化门类也成为累代相传的家学家风。在这种情形下，世家大族，特别是那些继承了“华风”的高门贵胄，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文化的代表乃至象征。虽然随着时局变幻，门第之间亦有兴衰更替，然而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在几百年间始终牢牢独占着文化资源——不仅作为文化创造的主导者，同时也是文化标准的制定者。从更大的角度来说，也正因为当时的文化保存在士族的家门之内，故而不论时势如何变幻，当权者的好恶有何不同，只要这一社会阶层依旧拥有其生命力，文化的传承就不至中断，到了隋唐时期，终于开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崭新局面。以上种种，只是专就“华风”与士族阶层之关系而言。然而，这一看似专属于门第中人之文化，为何能够在当时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换言之华风”之所以风靡南北，其内在的动因是什么？
华风传布之内在动因
众所周知，自东汉以来，士族就一直是“社会上最具有活动力量的集团”。到了魏晋时期，这种情况愈加显著，上至朝廷的礼乐征伐，下至乡野间的评点清议，这一批人都拥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尤其是晋室东迁之后，国家的权柄，事实上已经操控在他们手中。而与那些单纯的政治得势者不同的是，这一阶层又拥有着足以自傲的文化传统；这一时期所有文化方面的创革，如新学风、新文风的产生，也几乎无一例外地由他们发起。冰冻三尺，非由一日，这一在各个方面都散发出耀眼光芒的社会阶层，很自然地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无以言喻的号召力；
几百年间，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成为社会好恶的标准，风尚的准的。如《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云：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王俭传》：作解散髻，斜插帻簪，朝野慕之，相与放效。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盖自比也。这里所列举的，还仅仅是一些日常小事，更何况于文化一途上，这些有着“膏粱华腴”之称的士大夫们用功尤勤，浸淫尤深，其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就不难想象了。东晋灭亡之后，门阀政治已为皇权政治所取代，然而在这一时期，士族依旧保有着人物风流的优势。出身行伍、寒门的统治者虽然掌控着政治、军事的大权，但在社会观念上，却仍然不得不惟士族的马首是瞻。
如《高僧传》卷七《宋京师东安寺释惠严传》载：先是（宋文）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萧摹之上启，宋文帝的这一番话，可以算是相当坦率的自白。出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支配，南朝的帝王们一直力图跻身于士族的文化圈子中。他们非但崇奖学术，礼遇文士，甚至亲自攘袖下场，欲与士大夫们在诗文坛、清谈场上一较短长，形成了帝王与士人在文化素养上争胜这一前所未有的景观。最著名的例子如《宋书》卷五十一《临川烈武王道规传》，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其实，无论是师法抑或争胜，反映出的都是帝王们对文化极端重视的心态。正所谓关心则乱，故而梁武帝对宗室、功臣以及士人在政治上都相当宽容，惟独在属文隶事这样的小事上寸步不让。
归因于“六朝之庸主”无法赏识英才，正是看颠倒了此处的历史头绪。而上引种种，又可以与当时寒人得势后争做士大夫的情形相互参证。中书舍人王弘为（宋）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他们虽然按照当时婚宦标准业已符合于士族身份，但在门阀贵族面前还是寒人，而他们的最高愿望不是打破这种士庶等级区别，相反的是想挤入士族行列，乞求承认，甚至同样坚持士庶区别观点”。足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士族阶层依旧盘踞在价值体系的顶端，并拥有着“故非天子所命”的崇高声望。在这种情况下，“典籍文义”作为“贵族子弟高贵的招牌”,也就自然而然地招致了最广泛的崇拜与模仿。寒士与武人若想融入到上层社会中，这无疑是一条最便捷的途径，彭城刘氏、吴兴沈氏都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
结语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中也曾说到〃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而以北方的情形而论，那些自永嘉之乱以来留居河朔的士人们，虽然每每以衣冠华族自居，然而迫于时势，往往不是自全于坞堡之中，就是在异族政权手下战战兢兢地讨生活，面对“南土膏粱”的文雅风流，自然报以更为热切的企慕。归根结底，正是士大夫自东汉以来享有的历史地位，构成了“华风”传布最内在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