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事王侯为理想的隐士文化,为何成唐代

隐逸群体作为士阶层的一部分,自被列入正史以来便成为了历代官方用以“激贪止竞”的模范,因此,正史中的隐逸群体形象无可避免地被钉上了官方道德评价的烙印。在官方的道德评价体系下,一个时代的隐逸群体的特征必然和一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有密切的联系。

唐代士族日渐衰落,科举日渐兴起,道教走向兴盛,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隐逸群体相比前代也产生了一些新变化。

一、唐代隐逸群体的隐逸原因(一)不乐仕进的主观选择

唐代隐逸群体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四类群体:由仕而隐、由隐入仕、隐而不仕、修道之人四类。唐代隐逸群体类型的分化与唐代隐逸群体的隐逸原因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隐逸之士多出身仕宦之家,其中一些人可获门荫入仕。唐代荐举制度的发展使隐逸之士更易得到被荐举入仕的机会,但隐逸之士却往往不乐仕进。因此,史书中不乏隐逸之士拒绝入仕的记载。

事实上,还有一部分隐逸之士即便勉强接受朝廷所授官职,不久便辞官归隐。例如《新唐书》对孙思邈三次辞官的经历。一部分隐逸之士或不受征召,或不受委聘,或受委聘后不久便辞官归隐,一些隐逸之士甚至多次拒绝不同皇帝的征聘,因此,可以推断,这些隐逸之士选择隐居不仕主要出于不乐仕进的个人主观选择。

(二)政治形势变化下的避祸倾向

唐代前期的两次比较大的变局,其一为武则天革命与唐中宗复位,其二为安史之乱。唐代前期的隐逸之士恰集中在高宗到玄宗时期,在此期间的一系列政治变局之下,避祸成为士人选择隐居的重要原因。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兴告密,王守慎便在此期间不惜辞官为僧以避祸自保。

天宝末年,乱世前夜亦有一些人选择了辞官归隐。吴筠虽为由隐入仕之人,但他第二次选择退隐则是受安史之乱政局变动的影响。吴筠由隐入仕,被朝廷征聘授官,其作为道教的代表人物,皇帝对他的礼遇遭到佛教人士的嫉妒,朝纲渐乱、他人构陷使吴筠感到祸事将至,因此再次选择隐居还山。

此外,还有的人因为政局动乱隐居不仕。据《新唐书》记载,秦系就为此拒绝了朝廷的任命,转而归隐田园。总而言之,一部分隐逸之士的隐居往往是在政局变幻、乱世来临之际做出的选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避祸倾向。

(三)道教信仰流行的影响

相对于其他朝代,唐代道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皇帝对道教的推崇对道教信仰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旧唐书·隐逸传》中记载的道士均曾被皇帝亲自召见过,有受皇帝亲自请教问道者,例如潘师正。及至潘师正仙逝,还有道士曾参与封禅等重要典礼,皇帝甚至向其求教治国理政之法。

据《旧唐书·隐逸传》记载可以看出,唐睿宗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比较认同的。除了因政治上的需要而推崇对道家理论,唐代皇帝更热衷于请道士为其合丹药,以满足其长寿的愿望。

唐高宗对于神仙一说深信不疑,唐代皇帝大多对于丹药也是极为痴迷。使得那些道士皆受皇帝信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皇帝的私人顾问。或许正是这样的推动,促使这几位道士被纳入到隐逸士人的群体中,成为唐代官方视野中的隐逸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论,唐代隐逸群体的隐逸原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同时,隐逸之士的隐逸原因又具有复杂性,一些隐逸之士选择隐逸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隐逸群体隐逸原因与隐逸群体的类型并不具有对应关系。

二、唐代隐逸群体的特征

唐代隐逸群体的特征可以大概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隐逸群体活动的时期和地域特征明显。

首先,隐逸群体活动的时期较为集中。若以史学界传统的分界方法,即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唐代分为前期和后期,可以发现隐逸群体主要活动于唐后期,活动于前期的人数是后期的两倍多。其中活动年代最早的为王绩,生活于隋末至唐太宗贞观年间,最晚的为陆龟蒙,已至唐僖宗年间。

唐代隐逸群体的活动年代不仅呈现前期多后期少的明显差异,在前期和后期亦分别有不同的特点。前期隐逸之士主要集中于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在唐后期,隐逸群体的活动轨迹较为分散,时间跨度较大。不难看出,官方记载中的32位隐逸之士的活动,明显呈现唐代前期多而后期少,且前期隐逸之士出现的时间比较集中的特征。

其次,隐逸群体活动的地域分布不均衡。有记载的32名隐逸中有29人的籍贯有明确记载。29人的籍贯属地的记载中出现了23个州级行政单位,分属于9道,当中北方人士多于南方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布情况与唐代科举出身的人物籍贯、唐代文化发达区域的分布基本吻合。由此可见,活动于唐前期的隐逸之士大多来自北方,活动于唐后期的隐逸之士大多来自南方。隐逸群体活动地域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状况。

第二,修道之人成为隐逸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隐逸群体中有7位于道教有关的道士、修道之人。唐代道教兴盛,道家思想流行,道士和隐士在生活和追求上的高度相似。一方面体现在隐逸之士青睐道家修炼养生的方法,另一方面体现在修道之人同样具备隐逸之士的精神品质。

唐代修道之人与隐逸之士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隐逸之士可以选择修道,修道之人亦有隐逸之士的精神品质。这使二者在某些特性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区分。

第三,喜隐山林的隐居方式。由于修道之人成为隐逸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隐逸群体中的某些生活方式便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喜隐山林。或许是由于地缘优势所造成的,以嵩山为例,嵩山地处都畿附近,西邻东都洛阳,为佛教禅宗发源地和道教圣地,隐居于此并未远离政治中心,作为经常为帝王、名士造访的名山,仍有机会获得朝廷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rzgz/6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