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古”与“尚简”的关系切入,分析宋代文论中“简的理论内涵,阐释了宋人追求简约但不主张过分简化的文论观。一、“尚简”之风与“崇古”思想宋代古文批评的“尚简”倾向与当时流行于文坛的“崇古风尚密不可分。在宋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以古为尊的思想始终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散文领域,以古文明古道成为当时文人创作的主流,而与之相对应,阐释上古文章以及讨论古文创作便成为了宋代文论的核心内容。宋人认为,上古之文之所以好实是在于其“简,事实上“简与“古也经常联系起来代表一种淡雅的文风。宋代古文运动先驱柳开就认为“君子之言应“简而深,并且如是赞扬司马迁与班固:“司马氏疏略而该辩,泛乱而宏远,班氏辞雅而典正,奇简而探摘。南宋吕本中也曾论道:“《论语》、《礼记》文字简淡不厌。此外,《文章轨范》的作者谢枋得对于上古文章之简要得当可以说推崇至极:“圣贤立言,与庸众人异,贬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贬之,其辱不可当;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荣不可当。诸、如此类论述众多,可见“崇古观念在宋代已成共识。虽然北宋初年就有如柳开这样的文人强调文章“尚简,并有体现简淡风格的创作出现。但并未能扭转由五代人宋的浮靡文风,同样是北宋散文作家的穆修谈及当时文坛风气不免十分失望:“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跻而奔,靡有异途焉!这种状况直到欧阳修的出现为之一变。欧阳修是北宋时期古文运动的领袖,无论是道德伦理亦或文学主张,他都崇尚古法并力复古道。欧阳修作为当时文坛的主盟,其文章为当世及后世所尊,因此广为传播,一时文人竞相模仿,而伴随其文章一同传播的不仅是“崇古的思想,还有作为风格和文法特征的“尚简之风。首先,欧阳修的古文创作即是以简为特征,他对于韩愈“简古的作文风格赞赏有加,同时在创作中尽力避免过分雕琢,使文章明白晓畅。这种风格为当时文人所广泛接受,因而他古文创作上的“简明也必然成为文坛风尚。其次,欧阳修还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文应“尚简的观点:“作文之体,初欲奔驰,久当收节,使简重严正。由于欧阳修在当时颇具影响,加之他奖掖后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古文大家,他的“崇古思想以及古文之“尚简也得以传承。在欧阳修之后的文人当中,王安石的古文就明显带有“尚简的倾向,他曾提到“近世之文的弊病就在于“以雕绘语为精新,在创作中,他遣词精炼,言语峭拔,往往能够在短篇文章中发精彩之议论,南宋楼防在其著作《崇古文诀》中评王安石文为“笔力高简,同样,黄震在《黄氏日抄·文集》中也认为王安石之文章“简淡有古意,“其《策问》十一道皆简易两。在欧阳修的众多后学中,曾巩是最为推尊古道的,他十分认可欧阳修“以文明道的努力,赞扬欧阳修“真为六经之羽翼,道义之祖师也,曾巩崇尚汉代文章,认为汉代散文“尤为近古。此外,他也和欧阳修一样崇尚韩愈的古文,称韩愈“笔力乃天授。曾巩有感于“先王之文既丧,认为宋人文章应“复侔于汉唐之盛。因此,他也有着鲜明的“尚简倾向,比如他批评萧子显的写作风格称:“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尤多,而其文益下。楼防评价曾巩文章为:“议论正,笔力高,简而有法,质而不俚。此外,北宋古文运动的又一大家苏轼也崇尚简约文风,他自谓“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苏轼的许多门生也长于古文,他们同样继承了前辈们的“崇古思想,于文章之“简也有论述,如张耒认为“六经之文,莫奇于易,莫简于春秋。可以说自欧阳修以后“崇古思想都占据着主流,而伴随而生的“尚简之文风也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审美范式,这要得益于欧阳修和曾巩等人将“简古风格发挥到极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到了南宋,文论家们基本上继承了韩愈、欧阳修等古文家的思想,“崇古的观念和“尚简的审美倾向依旧存在于文坛。而另一方面,“崇古思想由于理学家朱熹等人的倡导更加根深蒂固,而为了更好地阐释古道以示世人,“尚简的写作风格越发受到推崇,朱熹认为“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显然,晦涩藻饰的文章不利于理学家的传道,只有用流畅甚至浅白的文章才能有助于人们的接受,因此朱熹对于简的强调也来自于其对于传道之便利的考虑。一方面,朱熹在论述文章之“简时将董仲舒的文章作为反面典型,他批评董文“累数百言而致“缓弱之病;另一方面,他对曾巩作文之“简十分欣赏。《朱子语类》中一段关于曾巩指导陈师道的记载足以证明朱熹对于曾巩的推崇:“后山携所作以谒之。南丰一见爱之,因留款语。适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后山为之,且授以意。后山文思亦涩,穷日之力方成,仅数百言。明日,以呈南丰,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为略删否?后山因请改窜。但见南丰就坐,取笔抹数处,每抹处连一两行,便以授后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完,因叹服,遂以为法。所以后山文字简洁。可见朱熹正是将“简洁作为衡量文章优秀与否的标尺。总而言之,思想上的“崇古一直统治着两宋文坛,而其衍生的“尚简之风也成为了宋代古文批评中比较鲜明的特气二、宋代古文批评中“简”的理论内涵所谓“简,即是尽量减少文章的字数,以及避免过分雕镂的文章风格。在宋代的古文批评当中,提到文章之“简的虽不在少数,但“简这一概念却很少被单独使用,而是常常和其他批评词汇连用,组成不同的批评术语,从多个角度对古文的创作进行评判。一来,单一的“简比较抽象,无法具体描述文章的文法或风格;二来,文论家们除了“简以外还对文章的创作有进一步的要求,因此一系列以“简为基础的批评词语被创造出来,比较常见的有“简古“简淡”“简明“简当和“简严等等。在所有此类批评术语中,“简古是最为核心的一个,也几乎代表着古文“尚简的最高审美风范,这当然源于前文所述“崇古与“尚简的独特关系。然而,“简古也是这些术语里最为抽象的一个,一个“古字就包含了众多的审美观念,宋人认为创作文章能够“近古”已是古文的最高境界。因此吕祖谦在《古文关键》中就以“简古一词总结韩愈的文章,这显然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倘若把“古看作一个理想的文章风格,那么“简就是达成这一风格的渠道,欲“古则必“简。吕祖谦还认为“学韩简古,不可不学他法度,徒简古而乏法度,则朴而不文。由此可见,要达到理想中“简古的风格,就必须作文有“法,只注重精简文字只能“朴而不文。吕祖谦的弟子楼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另一批评术语对此进行解释,他认为韩愈为文“叙事有法,辞极简严,显然,韩愈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其文章并非胡作,而是在一定的法度中对文章进行布置,在“简的基础上要保证议论或叙事的严密性,做到起承转合间的合理。楼防在《崇古文诀》中经常使用“简严一词,如“尊重简严“议论简严等,可见这是当时文人在古文创作的过程中期望达到的一种效果。如果说“简严是在“简的基础上对文章做法的要求,那么“简淡“高简“简朴等词就是在“简的基础上对于文章风格的评判。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文坛上写作风格的简约化趋向都是文人讨论的中心,如石介在《上赵先生书》中对繁缛的文风进行过如此的批评:“今之为文,其至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的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鎪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则缺然无髻者显然,他认为只有站在古代圣贤的高度上,用朴实无华的文章传道才是作文的真谛。黄庭坚则认为“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迹,乃为佳作耳,可见作文当以自然流露为妙。在北宋的古文家以实际创作践行简约风格之后,南宋的文论家便开始对他们的风格进行总结。楼防就以“高简一词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文章,黄震认为范成大的文章“简朴,此外,“简雅“简质等词也在南宋的文论著作中经常出现。对于“简的追求固然是宋代的古文作品呈现了一种全新的面貌,使古文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一些作家却将这种追求极端化,只一味地精简字数,过分地强调简朴,使文章失去了“达意的基本目的,在北宋文坛上,对于这种错误的创作倾向之批判也不在少数。早在北宋古文运动初兴时期,欧阳修就曾对如何追求文章之“简有过具体的论述,他以为作文若“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如此当宜在心也。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做到行文的流畅与自然,那么缩短篇幅和删减文字只能使文章艰涩难懂,欧阳修的这种观点对于作文的“简有了程度上的规定,并以不伤流畅为“简的底线。与欧阳修同时代的文人宋敏求也提出“洮翰就简,窜涂不已,归于至当乃可。可见北宋的文人已注意到创作文章不可“简而失当。南宋的文论家也对此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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