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8日，祝总斌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二岁。消息是王铿兄告诉我的，我并不觉得突然，毕竟这样的高龄，哪一天谢世，也说不上意外，但仍然感到伤感。伴随伤感的，还有遗憾，因为自发生疫情后，我再也没有拜访过他。初见祝先生，是研究生面试时。他身材不高，比较清瘦，戴一副浅白边框的眼镜，亲切温和、平易近人，这打破了我对北大教授不苟言笑、严肃端庄、令人陡生敬畏之感的想象。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蓝色中山装上衣，与白、绿一样，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流行色式。这种颜色、款式，在八十年代末已不多见，到我面试的九十年代初，可以算得上复古的“时髦”装了。在我的记忆中，北大读书六年，能和祝先生撞衫的，只有季羡林先生。祝先生穿过其他色式的上衣，比如咖色夹克，也戴过黑色边框的眼镜，但于我而言，初见的印象却永远挥之不去。祝总斌先生授课中祝先生待人温和亲切，一生与人为善，是大家公认的，孟彦弘兄曾有经典的评价：“祝先生的为人，可谓‘有口皆碑’。这不是形容，不是泛称，而是实录。”据祝先生回忆，他曾担任过北大历史系副主任，协助系主任邓广铭先生的工作，邓先生有时对他很“不满”，质问他：“小祝，怎么在你的眼里从来没有坏人？”他对人之好，于此可见一斑。在这方面，我有深切的体会。年秋，我曾就考研一事写信向一些老师请教，有的老师一问一答，有的有问不答。祝先生回信及时，热情周到，不仅有问必答，而且特意叮嘱，要翻阅一下《资治通鉴》，并提醒我加强外语学习，以避免多数偏僻地区考生的覆车之辙，信末叮嘱工作、备考期间，注意保重身体。覆信字里行间充满殷殷关切之意，令人倍感温暖。在我读书的年代，导师很少和学生一起吃饭，在我的印象中，祝先生和田余庆先生从未特意宴请过学生们。不过，我工作以后，祝先生曾几次邀请我与妻子吃饭，而且告诉我，这是他一定要做的。后来他和师母在中关园附近的郭林宴请了我们，当时这是一家相当有名的餐馆，分店遍布京城，可谓无处无郭林，可惜现在已经难以觅得一二了，不过温馨的场景却至今难忘。祝总斌先生与作者的通信祝先生作为硕、博士导师，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领路之人。但他对我的影响并不止于学术，而是包括诸如教学、为人等方方面面，可以说，他是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少数人之一。和对待其他人一样，祝先生对学生同样温和亲切。不过，温和亲切并不代表对学生放任自流，任其所为。九十年代初，剪刀加浆糊的纂书风气正浓，书商尤其瞩目于北大的师生。入学之初，祝先生对我殷殷叮嘱，大意是说，他作为老师，不会参与这种事，我作为学生，也同样不能参与，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否则必定影响学业。后来写硕士论文，找题目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有次偶尔和祝先生谈及某方向的老师为学生确定题目，而且要求学生必须照做的事情。他听后说，我们魏晋三位老师（另两位为周一良、田余庆先生）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魏晋南北朝方向的学生必须自己确定题目，否则就不要毕业。我倒没有向他讨要题目的意思，因为我早就从之前的学生那里听过这样的传闻。但他笑着说这番话时，语气相当坚决，毫无转圜的余地，估计要也白要。在他的“逼迫”下，我来回翻书，苦思冥想，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我对自己的硕士论文很不满意，不过于我而言，仍不无意义。在祝先生的鞭策和扶持下，我踉踉跄跄迈出了这一小步，但却是我今后独立从事历史学研究迈出的一大步。那时读研，学分要求不像现在这样高，历史系古代史专业所开课程不是很多。我所修的学分中，祝先生的课程最多，分别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国古代史学史》《魏晋南北朝史》，占了几近三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六个学分的《资治通鉴》课，那就将近一半了。课堂上的祝先生，精神饱满，声音洪亮，板书银钩铁画、浑雄遒劲，有时打着手势，颇有感染力，与课下的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很难想象，他略嫌瘦弱的身躯中蕴藏着如此旺盛的精力。一堂课结束，他的眼镜边框以及袖子上常常沾满粉笔尘末，这时也经常有学生围着他，向他请教问题。这种场景总令我联想到身穿工人蓝服装在车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的老工程师。我从事教学工作以后，仍然受益良多，这既包括他的具体教学方式，也包括其中传递出的做人做事的态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讲授提纲开课之初，祝先生会给学生发一份油印资料，内容包括讲授提纲、参考书、复习题，这在大学教育程式化的今天，已成制度规定，但在当时，却并不多见。古代政治制度是祝先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多的研究领域，课堂内容观点新颖，胜义迭出，无论初学者还是有所涉猎者，从他的具体考证以及宏观见解中，均可以各得所需。我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认知，就是从这门课开始的。史学史尤其是法制史对多数学生来说，相对而言比较陌生。讲授过程中，祝先生清晰有序地梳理线索、构筑框架，同时也将自己的诸多独到见解融入其中。以后我对法制史有所涉猎，与这门课程有很大的关系。至于魏晋南北朝史，是祝先生最为擅长的研究领域，课程的精彩纷呈自不待言，后来我开设此课，无论结构体例还是具体内容方面，都从这门课程中吸收了不少养分。周一良先生以“听了一次杨小楼的拿手好戏”形容陈寅恪先生上课之精彩。祝先生的课程内容充实丰富、逻辑谨严周密，极富人格魅力，听他的课，也相当过瘾，是一种极好的享受。《资治通鉴》课并不在课堂上讲授，而是一门读书课，地点在祝先生家中的书房。所读时段为自秦朝建立到隋朝统一，两周讨论一次，一次十卷，共三个学期。祝先生带我们读《通鉴》，相当程度上是师生之间自由而又平等的学术交流，学生可以自由提问，也可以自由评论，中间没有什么界限。对我们所提的任何问题，他有问必答，耐心细致，在他看来，只有有问题与没有问题之分，而问题本身却没有幼稚与深刻、简单与复杂之别。如果我们没有问题，他会向我们提问。以他的心性，应该没有监督学生读书的想法，但这种方式对知识储备几乎为零的我而言，颇有点像“照妖镜”，如果两周没阅读《通鉴》，很难不会现出原形。问答中间，祝先生经常会从书架上抽出相关史籍，将史料展示给学生；有时所需之书在隔壁卧室，他会不辞辛苦，往返于书房卧室之间。历史研究的言之有据，无一字无来处，通过这样的不言而教，在学生心中扎下了根子。他所展示的史料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汉书·天文志》，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当时，对多数学生而言，《天文志》无异于天书，大都会略而不读，偶有涉猎者，也难求甚解，而且当时的历史学研究者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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