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改制前，北魏以帝室十族最为显赫，马长寿先生认为“拓跋族的姓氏关系构成一个部落关系网。在网的中央是宗室八姓。八姓之内又以拓跋氏为核心，其它七姓拱卫在它的周围，辅佐拓跋氏的子孙对内繁荣世代，对外统治各族各姓以及各部落之内的牧民”。
在这个部落关系网下，拓跋氏作为北魏帝室十族之首，在胡族姓氏中具有绝对优势，但依照部落关系确立的姓族制度在北魏政权逐渐稳固、胡汉矛盾渐趋突显之后，其问题也逐渐暴露，确立一套新的将胡姓和汉姓大族同时容纳在内的门阀体系已是势在必行。
一、太和改制后元氏在北朝门阀体系中的地位北魏新的门阀体系的确立，与太和十六年的“改降五等”和太和十九年的“制定姓族”有重要的关系。此次改革对元氏而言意义重大，首先，元氏内部完成了一次分化，非拓跋珪子孙的元氏不再称王，与原异姓王同时降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成为普通贵族，不再享受特殊待遇。
其次，孝文帝在保留拓跋珪子孙元氏宗室王位的同时，献文六王因与孝文帝关系更为亲密深受孝文帝信任和重用，地位提升，文献中多次提到“（孝文帝）抚念诸弟，始终无曾纤介，惇穆九族，礼敬俱深”、“高祖笃于兄弟，以禧次长，礼遇优隆”、“高祖友爱诸弟”。
献文六王在北魏宗室中享有特殊地位，“他们的特殊地位不仅仅局限于封国采邑，而主要表现为以‘亲王’身份内主中枢、外领重兵”，孝文帝去世后，咸阳王元禧更是“受遗辅政”，成为宰辅。
再次，“改降五等”之后，北魏皇室外的鲜卑贵族与汉姓贵族爵位待遇相同，缩小了汉族与鲜卑族之间的爵位差距，一定程度上而言，在北魏建立之后获得爵位的汉族士人地位得到提升。
正如陈爽先生所言，孝文帝通过“改降五等”，逐渐确立了“一种以宗王拱卫帝室，汉族士人辅佐其间的王权体制”。
为进一步缩小胡汉之别，促进门阀体制的改革，孝文帝相继进行了迁都洛阳、习汉话、改汉姓等改革。其中，改汉姓、定姓族是北魏皇族居于北朝门阀之首的重要一步。自此，元氏成为拓跋氏的新姓氏，对于其他原胡族姓氏，孝文帝均改之为汉姓。
孝文帝此次制定姓族，将姓族划定不同等级，使其“升降区别”。同时，为进一步融合胡族与汉族，孝文帝也积极推崇原汉姓望族，通过通婚的方式促进双方的融合，孝文帝不仅鼓励胡汉望族之间联姻，还积极纳汉姓望族之女入后宫。
此外，孝文帝又注意将制定姓族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规定“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
此次姓族改革，进一步缩小了胡汉士族之间的差异，将二者共同纳入北魏政治体制之中，确立了一套新的门阀秩序。
关于孝文帝此次定姓族，唐长孺先生指出孝文帝“是为了谋取鲜卑贵族和汉士族之间，汉族旧士族和新兴门户之间进一步，进一步合作以巩固拓跋政权的统治”，廖基添进一步认为，“孝文帝定姓族是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
在孝文帝的主导下，宗室近属与‘四姓’集团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成为拥护改革、抗衡冯氏（冯太后）的权力基础”。
总之，孝文帝通过“改降五等”“定姓族”确立了一套新门阀体系，使得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体系得以延续，并得到新的发展。从此，元氏成为北朝门阀体系之首，其宗室在地位擢升的同时也成为巩卫皇室的重要力量。而孝文帝改革后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及统治秩序，正是元氏在北魏末至东、西魏之间仍能勉强维持皇室身份的重要因素。
元魏后期，孝文帝确立的门阀体系矛盾不断，宗室权力的加强在得不到皇权的有效制约时便转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而使得双方矛盾丛生。在皇室与宗室斗争中，献文六王中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赵郡王元干、彭城王元勰、孝文五王中京兆王元愉等五王被杀。
元魏宗室实力渐衰，朝政逐渐由权臣把持；太和改制后形成的重文轻武之风使北朝世家大族分化，上层文人权贵掌控选拔官吏的权力，阻断武人晋升，文武之争愈演愈烈。
北魏后期，皇权削弱，各种矛盾愈发尖锐，最终导致军事哗变，内忧外患之下，元魏宗室重新得到皇帝重用，掌握军事权力，地位虽得以提升，但对统治者已不似先前拥护。元魏末皇权旁落，出现帝位“一年三易换”的情况，其统治岌岌可危，在皇位继承上多受权臣裹挟控制。
可见，北魏末年，元氏虽为皇室，但是在皇位继承上却呈现较为混乱的局面。然而，北魏末实力最强的权臣高欢和宇文泰虽都包藏代魏之心，却不敢冒然称帝，而是借扶持元氏为帝的方式实现权力的让渡。在选立皇帝时，二者同时将注意力转向孝文帝的直系后裔。
正如何德章先生所言，“孝文帝的影响是北魏末各种政治势力在选立皇帝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出于确立孝文帝法统的考虑”，中兴二年，孝文帝之孙元修得到高欢支持称孝武帝，二人交恶后，元修投奔宇文泰，宇文泰先是支持元修而后又因政见分歧将其杀害。
年，高欢拥立元善见为魏孝静帝，改元天平，是为东魏；年，宇文泰杀元修后，改为拥立元宝炬为魏文昭帝，改元大统，是为西魏，北魏正式分裂。元善见为清河文献王元怿之孙，元宝炬为文景帝元愉之子，二人都是孝文帝直系后裔。
孝文帝法统的影响虽然确保了元氏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仍能保持皇室的身份，但元氏并未能掌握实际权力，而是成为高氏和宇文氏协调各方面政治势力的旗号。
年孝静帝元善见“禅让”于高洋，北齐取代东魏；年西魏恭帝元廓“禅让”于宇文觉，北周取代西魏。北齐、北周的建立，结束了元氏为帝的历史。元氏不仅失去了皇室身份，其境遇在不同政权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二、北齐政权中元氏境遇北齐政权较为突出的元氏主要出自魏昭成帝之孙常山王遵、陈留王虔，道武帝之子京兆王黎，太武帝之子临淮王谭，景穆帝之子济阴王小新成，献文帝之子咸阳王禧、高阳王雍、彭城王勰。这些元氏均为元魏宗室后裔，无人出自帝室。
元魏政权中，这些元氏大多袭有爵位，在地方和中央均有任职，其中临淮王谭曾孙元孝友、彭城王勰孙元韶分别袭封为临淮王、彭城王，身份显赫。在地方任官者，多担任将军、都督、刺史等职位，负责地方重要事务；在中央任官者多位至三公，享有较高荣誉官职，但是在政务参与中实际的权力并不大。
进入北齐政权以后，元氏境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依例在北齐建立之后一律降爵，这些人多在魏政权中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与元魏帝系关系较为密切，多为北魏太武帝、景穆帝、献文帝时期诸王后裔，如元孝友、元晖业、元斌、元韶等，在天保初均降爵为地方县公，且多在地方为官，享受爵位待遇但是并无具体职事，留任中央为官者，多担任光禄大夫等散官，并未受到重用，有时还会受到皇帝贬斥。
北魏孝庄之侄元韶在北齐“以高氏婿，颇膺时宠。能自谦退，临人有惠政。”因相貌姣好，文宣帝饰“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我以彭城为嫔御。’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文宣帝以此侮辱曾为皇室的元氏，而元韶以自降身份，穿女子服饰，来迎合文宣帝。
北齐统治者虽然对这些前朝遗贵采取降低爵位、贬至地方的方式对其进行压制，但并未因此放松对元氏的警惕，不久即开始了翦除元魏后裔的行动。天保初年，元魏政权袭爵为王的宗室元氏后裔几乎全部因罪获死：咸阳王元禧之子元坦因子酒醉获诽谤图谶罪连坐，“配北营州，死配所”；高阳王元雍之孙元斌“从文宣讨契丹还，还至白狼河，以罪赐死”；临淮王彧弟元孝友“被诏入晋阳宫，出与元晖业（景穆帝玄孙）同被害”。
出于对元氏的忌惮，天保十年，文宣帝将翦除前朝后裔的范围从元魏皇室扩大至所有的元氏，最终对元氏进行了一次大屠戮。而元韶为保自身周全，甚至迎合文宣帝成为诛戮元氏的推动力。
北齐政权此次对元氏的屠戮，自昭成帝以下，无论出自元魏王室还是其他身份较为显贵者，无论成人还是幼童，均被杀害。元氏一族遭此灭顶之灾，连李百药也不得不说“（元氏）道随终运，命偶淫刑”。
元韶主动以女子装扮迎合文宣帝、提出诛戮元氏向文宣帝示忠，然而身为元氏，元韶还是免不了被囚禁于地牢，最终“绝食，啖衣袖而死”。元氏无论是曾经的帝室、宗室，还是已经沦落为庶族的成员，在此次屠戮中均难免于难，元氏的发展受到重挫。
而北齐政权另有一类元氏反而受到重用，这些元氏多为北魏昭成帝时封王的孙辈后裔，与北魏帝系关系较为疏远。元文、元景安分别为昭成帝之孙常山王遵以及陈留王虔的后裔。二人在北齐政权中官至侍中、尚书、大将军等职，得以封爵加赏，在地方亦担任过刺史等重要职位。
他们能够在北齐中免于屠戮并受到重用首先在于他们在元魏政权中地位并非显赫，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这些元氏被降爵，一直被排除于元魏权力核心，元景安甚至参与了加速北魏灭亡的行动。
元文在魏末担任员外散骑常侍、太尉东合祭酒，无法参与朝中重要事务；元景安入幕尔朱荣，成为北魏末军乱中的一支；其次，为打消北齐统治者对自身的疑虑，元文、元景安并未坚持自己的元魏皇裔身份，在新朝改宗换姓，成为高氏。
“魏之将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夺”，元文“即以与之”。天统二年，后主高纬“诏特赐姓高氏，籍属宗正”，元文即受之。与元文类似的还有魏太师江阳王继子、肃宗皇后之父元蛮被改姓步六孤氏。元景安更是主动放弃本宗改姓为高氏。
《北齐书·元景皓传》载，“疏宗如景安之徒议欲请姓高氏，景皓云：‘岂得弃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显祖，乃收景皓诛之，家属徙彭城。由是景安独赐姓高氏，自外听从本姓。”
古代素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说，姓族对一个人来说极为重要，元景皓为陈留王元虔曾孙，袭陈留王爵，认为弃宗改姓极为耻辱，拒绝苟且偷生，因此受到诛戮。其弟元景安则顺遂皇帝心意改姓高氏，得以保全性命。天保十年北齐政权对元氏大肆屠戮，已经改姓的元氏因此免于灾祸。此后，元文、元景安等此类元氏也因自身能力在北齐政权中受到重用并可以位居高位。
总结太和改制后，元氏成为北朝门阀体制之首，元氏内部进行了一次分化，一方面是非道武帝拓跋珪子孙的元氏不再称王，成为普通贵族；另一方面是以献文七王为代表的北魏宗室地位得以提高，并成为巩卫帝室的重要力量。
元魏中后期，元魏帝室力量不断削弱，宗室地位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变化。北齐、北周、隋期间，元氏失去皇族身份，以普通官僚身份参与新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