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修订本，中华书局，年11月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提出“关陇集团”理论后，包括西魏北周史在内的中古史研究，基本沿“关陇集团”理论展开，形成了深厚学术积累。简而言之，“关陇集团”理论，即指北魏末西入关中的武川镇豪帅宇文泰，在占领关中后，将所占地区内胡汉族群、土著，通过以府兵制为主的“关中物质本位政策”和“周礼官制”为主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融合成为拥有共同利益、与东魏北齐、萧梁对抗，建立北周隋唐，延续至唐高宗前期的政治集团。笔者拟就“关陇集团”理论来源、应用到西魏北周史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谈一下自己的思考。一、“关陇集团”理论是对宋明史家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挥脱胎于西魏北周的隋唐统一中国，创中古盛世，因此，传统史家十分重视西魏北周史研究，陈寅恪曾感慨“宋贤史学，今古罕匹”（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年版，页，以下简称《略论稿》）。陈寅恪“关陇集团”理论的形成，与宋明传统史家研究关系密切。宋人叶适指出宇文泰如王莽，行周官真正目的是要篡西魏，“王莽篡而作大诰，泰用周礼亦然，岂从周之伪者固当尔耶？”（《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年版，页，以下简称《记言》）正因如此，宇文泰在用周官设置官职时，仍杂用北魏及秦汉以后官职名称，遵循北魏末权臣尔朱荣以柱国掌握朝政的先例，自称柱国。这使其所行周官显得不伦不类，“而绰方与之法象周公，龟兹王褚煟所讥（非驴非马），依然故在，是真可笑矣！”（《记言》，页）宋人胡寅《读史管见》卷十四《敬帝·太平元年条》也持此种看法，“今宇文氏之制，何所考哉？至于《周官》之属，有不当设而设者，有不当属而属者，其舛驳甚众”。明人王夫之也指出，宇文泰行周官只是借用周官名目，实现其篡权企图，徒有其表，“泰自以为周公，逆者丧心肆志之恒也”，“高洋之篡也，梁、陈之偷也，宇文氏乃得冠猴舞马于关中，而饰其膻秽以欺世”（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年版，页，以下简称《通论》）。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伦稿·礼仪》吸收了叶适、胡寅、王夫之对宇文泰借行周官之名而无其实，掺杂秦汉北魏官制，难以维系的论断，如他指出“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岂无故哉！”王夫之认为同样是行周官，宇文泰没有落得王莽身死族灭的原因是“时不能亡之也”（《通论》，页）。然而，何谓“时”，王夫之并没予以阐明。陈寅恪可能受王夫之这一观点启发，从西魏政治中去解答宇文泰行周官未亡的原因。如陈寅恪认为宇文泰行周官，“适应鼎立时期团聚关陇胡汉的特殊需要。故能收到模仿的功效，少见滞格不通的弊病”。“宇文泰虽然仿效周礼以建六官，可是地方政治仍然采用郡县之制，不搞成周的封建制度。特别是选举制”（陈寅恪讲述、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版，页，以下简称《讲演录》）。对宇文泰、苏绰实行周官，但不拘于周官名目问题，陈寅恪不认同叶适、胡寅、王夫之的篡魏说，他指出宇文泰行周官具有团聚关陇胡汉各派，与高欢萧梁对抗的精神意义，“适值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治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略论稿》，20页）。陈寅恪从文化上挖掘周官有与高齐、萧梁对立团聚关陇各派的精神价值，应是受叶适对西魏政权周官改革核心人物苏绰有关论述的启发。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苏绰条》说苏绰促使宇文泰行周礼起到融合胡汉的作用，“自宇文泰起接隋唐，百年中精神气脉，全在苏绰一人……由晋以后，南北判离，弃华从戎；至是自北而南，变夷为夏，使孔子复出，微管仲之叹不付余人矣”。因此，陈寅恪所提关中文化本位政策，是建立在对叶适等传统史家对周官观点的继承和发挥之上。府兵制是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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