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蜀慧
（蒋立冬绘）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年启动以来，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后陆续推出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及《魏书》；修订本《南齐书》也终于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
景蜀慧女士年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她师从著名文史专家缪钺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文学，并得到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教授指导。作为《南齐书》修订组负责人，景教授在此次采访中对相关问题作了详尽、深入的介绍。
采访︱彭珊珊
与“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史籍相比，《南齐书》的“存在感”似乎低了些，名气比不上“前四史”，篇幅也不及《元史》《明史》等。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南齐书》？
景蜀慧：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南齐首尾仅二十四年，是时间最短的一个王朝，《南齐书》就记载这二十四年的历史。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一般人对《南齐书》的重视程度不是太够。从修撰的角度，宋人对此书的批评较多，北宋曾巩校《南齐书》，在《南齐书目录序》里有一段评语评价萧子显，认为萧的史才和史识都欠佳。曾巩的话对宋人很有影响，后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萧子显“文比七史最下”。又因为萧子显是前朝帝王子孙修前朝史，后人对它作为史书的客观公正性也有怀疑。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南齐书》尽管有批评，但肯定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说其书撰写“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是比较公允的评价。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南齐书》的史法也比较称赞，认为萧子显善于寓褒贬之意于史实之中，对史中人物“不著一议，而人品自现，亦良史也”。后来的学者从史学角度也都对《南齐书》持肯定态度，我的老师缪钺先生为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籍》课程，对这本书也是推重的。
前人的这些评价当然对我们了解《南齐书》很重要，而我们在修订的过程中，也通过较细致的梳理，对这本书的价值有一些新的认识。总体上我觉得《南齐书》非常重要，不以它仅记二十余年历史而影响它的价值。从作者身份、书的内容、代表的观念、文风等各个方面来看，《南齐书》都是值得重视的。
那么，能否请您具体地谈谈，这几个方面都有哪些新的认识？
景蜀慧：首先，从作者身份来看，如前人所言，《南齐书》属于当代人写当代史，这是这部史籍的一大特点。二十四史中，许多部正史都是后人根据前人留下的旧籍文献编撰而成的，但《南齐书》不然，对萧子显而言，他记载的许多就是他所经历过的事情。萧子显的祖父是齐高帝萧道成，父亲是高帝次子、当时特别显赫的豫章文献王萧嶷。萧嶷有子十六人，萧子显因自幼聪慧而特得父亲喜爱。萧嶷死时子显五六岁，而齐亡的时候萧子显已经十几岁了。他对萧齐史事的了解掌握，可能来自家族亲友的叙述，也可能来自他亲眼所见，同时他也有较多机会接触到皇室所藏的图书档案，因此对萧齐一代各种制度、礼仪、职官和朝廷行政人事的若干内情有较多了解。
这样的条件，一方面固然使《南齐书》所记史事较为可信，史料价值比较高，但另一方面，书中的许多写法如对萧道成尽量隐恶扬善，对豫章王嶷也在高帝诸王之外另立长传，极力褒扬，而对杀尽高武子孙的萧鸾和其子东昏侯等则不吝笔墨，直书其恶等等，也难免引发质疑。后人据此批评其修史掺杂个人家国感情恩怨，或有失史家之客观公正。
然而，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写法或许也并非毫无是处。比如萧子显为父亲萧嶷作长传，美言多多，赵翼说他“于豫章传铺张至九千馀字”。其实，深入该卷内容可以看出，萧子显其实并不是一味虚美，而是有不少实在的材料。传中所记史事具体材料来源，不排除有出自家藏者，包括一些萧嶷与高帝、武帝父子兄弟间的书启往还，除了反映帝室宗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也大量涉及宋齐易代之际，以及齐高、武之世的朝廷服饰仪仗、官场俸禄、政风、吏治等丰富细节，绝非对萧嶷一人的“褒美颂善”所能概括。又比如，有人认为子显把东昏侯的昏暴劣迹写得特别多，实际上我觉得他只是没有刻意掩盖修饰而已。
萧子显撰写《南齐书》经过奏请，撰成后是要奏上朝廷，给梁武帝看的，因此他写作中确有不便言说或需要小心避讳的地方。但在古代，虽然无法做到直书无隐，一些秉承良史传统的史家仍会在其历史书写中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隐秘史事的蛛丝马迹，用“春秋笔法”曲折揭示历史真相。细读之，《南齐书》中这类痕迹是存在的，一些表述也是不无微意的。比如对宋齐、齐梁易代之际、齐明废立之际等历史敏感时期某些史事的记述，颇存委曲；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褚渊、王晏、萧谌萧坦之等，都是实录其言行而不加任何褒贬，但其背恩负义之行昭然若见，细心的读者可以从史文中体会到隐微的讥刺之意。
那么，《南齐书》的内容方面，哪些值得我们重视呢？
景蜀慧：《南齐书》保存了许多独到的史料。赵翼曾说“《齐书》多载词章，少载事实，……连篇累牍，不减一字”。确实《南齐书》各卷都大量载录当时的诏书符檄奏疏及书启等文字，和后世史书如《南史》《通鉴》不同，往往未作节录，里面保留的信息量很大，广泛涉及当时的观念、文化、政治、经济、田租赋役、刑狱、选举、吏治、行政运作、朝廷关于民生的政策，统治集团内部对国事朝政各项制度的讨论等等。这些材料，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没有经过后人改写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还保留了许多当时的习语、口语，从各个层面来说，都是深入研治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其价值不可低估。而我认为现在的南朝史研究中，对这些材料用得还很不够。
您能具体举些例子吗？
景蜀慧：以《南齐书》中的志为例：南朝五史中，只有《宋书》和《南齐书》有志。《南齐书》共有八志，一些通常认为比较重要的制度内容，比如食货、刑律等，也许是材料匮乏，没有立志。所立诸志，大多內容较简，但也具一定特色。《礼志》《乐志》据实而书，首尾条贯；《州郡志》和宋志相比，较简陋，州郡沿革多有脱漏，且不载户口数，但仍可以算是一篇自成体系可用于研究考证的文献材料。《百官志》记载以简明著称，《宋书》的《百官志》分上下两卷，所记官制内容接续《续汉志》，有关的职官设置追溯到曹魏时期，包含了几个朝代的职官制度变化，真正写刘宋一朝的内容反而并不太多。而《南齐书》只记南齐一代，从短短二十几年时间中理出一篇头绪较为清楚，内容颇详备的官志，史学界评价一直是比较高的。
《宋书》舆服的内容包含在《礼志》之中，《南齐书》与之不同，在《礼志》之外单独设了《舆服志》。里面有关车服的很多内容很独到，比如关于玉辂、辇车等，描述详尽细致，许多细节为前后朝代舆服志中所无，值得重视。涉及车舆装饰的许多文字我们现在读起来仍觉得有难度，因为有一些名物词汇在文献中几乎无从查考，不知道所指为何，只能期待未来的考古发现，或许能从新出土的文物中找到能够对应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
《南齐书》的天文记载详实清晰，对天文史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天文志》中的记载“起建元讫于隆昌”，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南齐高武时期的天象记录，且只记天象不加星占，极具特色。古代观念中，天象和人事是相关的，日月五星的运行变化和王朝政治盛衰军事成败有非常密切的对应关系。各史《天文志》或《天象志》在记录天文现象后，一般都会加上星占的内容，说明该天象与某人事有何关联，或兆示将要发生的某事等等，同时期的《宋书》《魏书》也都有这些内容。但《南齐书·天文志》的记载非常独特，所记“三辰七曜之变”基本上不加任何占语，就是非常纯粹干净的天象记录。
我们利用谷歌开发的Stllarium模拟星空软件与《南齐书·天文志》记录的日月五星运行变化进行比对，绝大多数都可以对应，由此可以判断《天文志》中的记载准确度是比较高的。由于南齐建元元年到隆昌元年与北魏太和三年到十八年有十五年时间重合，我们也比对了《魏书·天象志》同时期的记载，发现各有同异。一些差异很微妙，有时干支仅相差一天或者半天，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南北双方的记录标准不同，观测方位角度也不一样所致。和谷歌模拟星空软件核对以后，发现《南齐书》和《魏书》的记录各有对错，总体上说《南齐书》要更为准确一些。以往认为《魏书·天象志》的天文记载或多抄自《南齐书》，但实际上看来情况并不如是，其中所显示的历史信息，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Stllarium模拟星空软件内容预览
八志中有一些志是历来评价比较低的，比如《祥瑞志》。和宋书的《符瑞志》一样，《祥瑞志》受到后人较多的批评，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祥瑞多载图谶”；清代四库馆臣认为其“附会纬书”，荒诞不经，是史家为了迎合流俗，讨好笃信图谶的最高统治者而撰。但这只是后人的看法，《祥瑞志》中各种貌似不经的记载，涉及南朝政权的合法性，在当时的重要应该是不亚于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诸志的。
南朝时期，寒人皇帝凭借武力，自行废立，用所谓“外禅”的方式建立新朝。其执政合法性的薄弱，使得他们必須要利用江南的民间信仰传说以及新传入的佛教等宗教来制造祥瑞，建立自己是受上天庇佑的统治者的形象。这些內容载入史志，显示了当时强烈的现实政治需求。因为在东晋以前，政权禅代可以靠统治者阀阅门第，加上尧舜故事五德终始这些观念的东西来建构合法性；而到了南朝，如赵翼所言，“去古日远，名义不足以相维”，缺乏政治资源、纯靠武力起家的执政者要表现天命所在，只能利用民间的一些文化传统，对一些民间视为祯祥的自然现象加以渲染附会，所以《祥瑞志》不惜琐碎，记录了大量自然异象，作为齐高帝萧道成受命于天的祥瑞依据。除高帝外，还有很多瑞象是应于齐武帝的，由此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并进一步表明上天对齐所受天命的确认。到永元末出现的祥瑞，就是属于萧衍的了。从这些材料中去认识分析当时政治、社会、民间信仰、文化心理的诸多情况，是非常有趣的。
说到当时的政治、社会、民间信仰、文化心理，《南齐书》应该最能直接地体现这些方面的情况了吧？毕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
景蜀慧：萧子显的史法背后体现了一些当时的观念，这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的。举个例子，沈约撰《宋书》，并未立文学传或文苑传，但他在《谢灵运传》里作了一篇很长的论，其地位相当于他心目中的文学传论。《南齐书》则专门设有一篇《文学传》，所以在正史里出现《文学传》是从《南齐书》开始的。之前有不少学者据此指出，这时已经出现了今天意义上“文学”的观念，也注意到它背后代表的学术转换的一些线索。但我们修订时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文学传”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传”吗？
《南齐书·文学传》里的人物，有一些是以词章著名的，像丘灵鞠、卞彬、丘巨源等，他们是文士，但他们在当时的文学圈子里地位都不高，在后世文学史中也不是最重要的角色。真正文学地位高的人，像谢朓、谢超宗、王僧虔等，这些出身高门、大家公认的文学家，或者说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基本上不在《文学传》里。《文学传》里的丘灵鞠这些人，大多是南方土著的文士，当时人认为他们所写的是游戏文章、讽刺文章，未必能算是文采高华的作品。传中另一位文士陆厥参与了当时的主流的文学讨论，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