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信仰是一种十分普遍而又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佛教对哲学、历史、文化、艺术、社会风俗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时也对政治具有某些影响力。佛教自两汉之际初传到汉地时起，即与中国古都关系密切，如安世高译经、白马寺的修建等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古都。佛教向内地传播的途径也多是以古都(如长安、洛阳)或中心城市向周围地区扩展，渐次渗入一般城镇和山乡，就这个角度来说，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佛教的生长点实发端于中国的古都。在国外，如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日本的奈良、泰国的曼谷等，也都是历史上佛教兴盛之都。
▲敦煌写经（荆州竹林寺）：梁武帝天监五年（年）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大英图书馆收藏斯坦因敦煌手稿编号S.81）
在佛教传入汉地后的漫长时期内，中国古都佛教似以西安、洛阳、南京、北京、江陵、大同、邺、开封、杭州等为盛，正与道安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之言相合，这也是佛教所以依傍古都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历代封建帝王“坐致太平”［2］的需要。因而，研究中国古都，佛教文化的研究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江陵作为著名古都(近被列入中国十大古都之一)［3］和历史文化名城，其整体凸现出的历史文化特色，包孕诸多相互交融的历史文化个性，佛教文化亦是这种历史文化个性的特征之一。基于此，本文拟就江陵古代僧人作些粗浅的探讨，以为引玉之举。
一、古代游居江陵和江陵籍的僧人
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江陵。至清代，据高僧传和有关佛教史籍的记载，先后在江陵传教、游学、居住和江陵本籍的僧人，按目前所得的不完全统计，留名于世者共有人。僧人在各个时代居留江陵的消长情形，可依朝代划分如下:
东汉1人东晋19人刘宋44人
齐14人梁12人陈3人
后梁14人隋18人唐63人
荆南6人赵宋10人元4人
明23人清34人
这些僧人中，有人是被载入梁、唐、宋三朝高僧传的高僧，占这三种高僧传所载僧人人的8.25%，其中，《高僧传》载66人，《续高僧传》载58人，《宋高僧传》载34人。在《高僧传》所载东汉至南朝梁代的位高僧中，有12.4%的高僧游居过江陵，比例是很高的。僧人除单独游居江陵外，还有僧团领袖带领僧众集体留居江陵的，这样的僧团，少者十人，多者上千人。如:
东晋
昙摩耶舍三百人
竺法汰四十人
慧远数十人
法遇四百人
后梁
法京千余人
隋
罗云十人
法安十人
慧耀三十人
宋
惟善百余人
清
松青数百人
这些未留下名姓而在江陵居住过的僧人，总数不下二千余人，从人数上亦旁证了江陵佛教在各代所达到的规模。此外，南北朝时期南齐江陵籍高僧昙度，在山西平城大开讲席，领众亦达千余人。
历史上，还有12名外国高僧到过江陵，其中安息1人、罽宾(今克什米尔境)4人、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境)1人、天竺(印度)2人、扶桑(日本)1人、康居(原苏联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1，人、波斯1人、国别不详者1人。外国僧人到江陵，相对集中于东晋、刘宋两朝，分别为3人和4人，此后逐渐减少。除外籍、外地的高僧外，江陵本籍的高僧有35人。在所有这些僧人中，有许多是对中国佛教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高僧，堪称佛门巨子，如道安、慧远、法显、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智??、玄奘、神会、慧赜等。还有6位僧人位居显赫的荆州、荆南僧正(僧主)之职，他们是南齐的僧慧、慧敞，南梁的慧球，后梁的僧迁、法京，荆南的齐已。
二、僧人云集江陵的主要原因
1、帝王重臣的崇佛古代众多著名僧人之所以云集江陵，与帝王重臣的礼佛有直接关系。东晋权臣桓温镇牧荆州时，于永和六年(年)躬身顶拜荆州金像，倾动邦邑;［4］还曾邀天竺法汰于荆州治病。后其弟桓豁于兴宁三年(年)二月接任荆州剌史，又请道安住江陵。［5］东晋末年，慧观到荆州，司马休之建高悝寺以居，使夫荆楚之民。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武帝伐休之时至江陵，倾心接待慧观，并与其第三子刘义隆(即宋文帝)交游。［6］对“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的南谯王刘义宜，携求那跋陀罗同行荆州，一住十年。［7］因此，南朝宋一代，高僧风至江陵者44人。其后，即位于江陵的南齐和帝，于中兴元年()五月驾临竹林寺禅房，宴群臣;［8］南梁元帝亲建天宫、天居二寺，供养千僧，自讲《法华》、《成实》二经；［9］隋开皇七年()七月，文帝诏在其父建功之处……江陵立寺一所，建碑颂德；［10］等等。
这些帝王重臣自身的奉佛、讲经、建寺、养僧，对古代江陵佛教起了直接倡导和扶持的作用，是僧人向往和云集江陵的首要因素，亦从一个侧面衬托出佛教与古都的依存关系。
2、交通便利江陵古为中国南北陆路、东西水路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陆路，战国时期楚国郢都(江陵)即有通往中原和岭南等方向的大道。［11］至秦，沿驰道自江陵北经襄阳、南阳，分别可达咸阳和洛阳；南经常德、长沙、韶关而至番禺，在京广铁路未建成前，二千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干道。
水路，在战国时已较发达，鄂君启节舟节所载以郢都(江陵)为终点的行舟路线即是明证［12］。当时自江陵经长江向东，可直达入海口。［13］东晋时佛陀跋陀罗到江陵，就曾遇见从天竺远航来的五艘船舶。［14］水路经长江向西，可上溯巴蜀。秦时张仪说楚王道：“秦西有巴、蜀，…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15］可知川江至荆江在秦时已通航，顺江流而下便直泻江陵，十分快捷。至汉代，水运更有发展，江陵凤凰山号汉基出土带桨的木船模型，说明船是汉代江陵人很重视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死后还要陪葬入墓。到后世，出峡泛江东下，更形成“朝发白帝，暮至江陵”之说［16］，即所谓“朝发夕至”吧。
按佛教传教所及，首先是沿交通要道和商道发展，佛陀传教即是走的商道。［17］佛教东渐也是沿陆上“丝绸之路”向内地伸展。江陵水陆交通的发达，尤利于佛教在荆楚一带的传布，故僧人较多地游居江陵，自成必然之势。所以，陆路，有安世高、佛陀跋陀罗等诸多僧人先后从洛阳、长安辗转至江陵。水路，东晋时有慧持离荆至蜀。唐代有玄奘由蜀至荆讲经，当时下游淮海一带名僧闻风来聚者上千人，其中必不乏经水路上行达江陵者。由于这许多高僧的往还，使江陵在东晋、南北朝、隋唐间成为佛教传播的交汇点之一，形成北达长安、洛阳，上达巴蜀，下达庐山、建康，南至长沙、广州，佛徒奔走交错于途的景象。
3、经济向称发达江陵农业、手工业、商业历来较发达，素称“鱼米之乡”，亦是长江中游的物资集散地之一。“汉代已是重要的商业都会……物产丰富，造船业兴盛，……(东晋)扬州所需生活物资，相当部分靠荆州供给。［18］后世更发展为重要的米市、茶市、布市和木材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佛教的兴盛不无帮助。佛寺通过接受布施、赏赐和营利(如开办典当业)，置办寺产，形成寺院经济。这些，都给历代僧人的往来居住提供了衣食的保证。［19］
江陵在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交通地位，应是僧人乐往江陵的三个主要因素。
三、江陵僧人对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贡献
1、江陵是东晋南北时期间重要的佛经译场。《高僧传·译经》所载的37位中外著名佛经翻译家中，有昙摩耶舍、卑摩罗叉、昙摩蜜多等8人到过江陵，有2位著名翻译家在江陵主持过译事，可见，江陵成为佛经的重要译场并不是偶然的。
在江陵曾有过两次译经盛举。梁启超谓，以国家之力设立的大规模译场组织，有刘宋时荆州的辛寺等，他共举19处，称其为最著者。［20］这表明荆州辛寺在南北朝时已是国家设立的佛经译场。这个译场，在晋末宋初时，由于法显的到来而相当大地增强了它的影响力和地位。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集大成者。他归国后，于东晋义熙九年(年)秋自青州到建康译经，东晋末的年或年，转往荆州辛寺，继续译经。《出三藏记集》卷三载“法显……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约年86岁时逝于江陵［21］。以法显在建康、江陵的时间推算，法显在建康和江陵经的时间应各是4~5年。惜法显在荆所译何经及卷数，史无明文，至今不得而知。
▲法显舞台剧形象
▲《佛国记》明末版东晋法显著
▲张骞、法显、玄奘、马可·波罗路线示意图
第二次译经盛举是求那跋陀罗译经集团在江陵的译经活动。《高僧传》卷三载，求那跋陀罗在荆州辛寺十年(~年)，译出《无忧王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无量寿经》、《泥洹》、《现在佛名》、《第一义五相略》、《八吉祥》等经。［22］并前在建康等地所译《杂阿含经》、《法鼓经》、《胜楞椤伽经》53卷，共百余卷，其在荆州所译当有40余卷。
法显、求那跋陀罗这两位翻译大家在江陵的译经活动，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2、江陵僧人首创“质库”中国典当业由僧人首创于江陵
《南史》卷七十记，甄法崇于宋永初(~)中任江陵令时，其孙彬“尝以一束苧就州(荆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宁还，于苧宁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中国佛教史》在论述寺院经济时即举以为例。汤用彤、任继愈认为：“南朝的佛寺在中国首先创立于以救济为名，以高利贷为实的‘长生库’，即‘质库’。从贵重的黄金到一束苧麻都可以送到佛寺的质库中押款。”［23］这里指的就是江陵的长沙寺质库。约80年后，在南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年)，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举兵荆州，奉萧宝融(即齐和帝)为主，颖胄除献大量钱、米、盐外，又取长沙寺所铸并历相传付的金龙数千两，以充军实。［24］这两条见于正史的记载，证实江陵僧人至迟在南朝的宋初已创办质库，开中国典当业之先河，而且其规模在南齐末已达到可资助朝廷军事开支的程度，非一般寺院经济所能相比。
3、舍身求法的江陵僧人。西行求法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大业，江陵僧人为此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梁启超《西行求法古德表》［25］载列，三国至唐中叶的约五百年间，西行求法者人，其中有籍贯可考者65人，江陵即占5人，人数位居全国各省之中。这5人也是湖北全省历史上唯一西行求法的僧人他们是道琳、昙光、慧命、无行、法振，均在唐代由海道往印度。就中，道琳先留东印三年，次留中印著名那烂陀寺数年，再往南印、西印各住经年；无行留学那烂陀寺，常与义净往还，著《荆州沙门无行从中天附书唐国诸大德》游记，又称《中天附书》，今佚。其他三人，一人至东印不知所终，一人病死途中，一人废然而返。可见当时求法之艰难不易。
4、江陵僧人发明套色印刷术。在中国印刷史上，首开套色印刷记录的是元代江陵人思聪。依昌彼得《元刻朱墨本金刚经题识》［26］所记，元至元六年(年)，江陵资福寺僧无闻思聪注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并由该寺雕板37块，朱墨两色刊印。经折装，“经文大字，印以丹朱，注释双行，印以墨色。每半页五行，行大字十二，小字二十四”，版心记有版次。经专家细究，是书采先墨后朱分两次印成。整个雕板套印过程，工艺精细，工序严整。书有思聪法师题记和刘觉广跋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套色印刷书籍，［27］将原普遍认为的套色印刷术始于明代的时间前推了二百余年。该书年发现于南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世人多不易见。
江陵是古代长江流域的佛教中心之一。［28］著名古都的政治地位，经济、文化和交通的发达，促成江陵佛教在东晋、南北朝至隋唐间的发展，佛教信仰作为中国古都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当时古都的社会生活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众多的佛教文化胜迹。但是，为什么历史上中国几大著名古都佛教很兴盛?它的原因何在?这也是研究中国古都应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期望能引起研究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