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建立者是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在魏晋南北朝动荡的局面中，拓跋鲜卑能够脱颖而出，建立北魏，实现了各民族纷争动乱后的大融合，表明其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有独到之处。曾被记载为“代人”的人物，其民族身份并非一致，笼统来讲，有胡人，也有汉人。因
此，对“代人”的内涵、发展历程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的探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北魏政权能在中原立足并开启后世的原因，也可以使我们一探北魏是如何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的。也就是说，北朝“代人”虽只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群体，可这其中却彰显了很多拓跋珪超群的政治智慧。
一、“代人”的形成及其内涵的演变
1、汉族代人与“代人”的由来
《魏书》中被明确记为“代人”的54人中，有3人不是胡族人，即卫操、燕凤、许谦。卫操、燕凤、许谦三人均出自代郡，却没有按《魏书》的籍贯记载方式被记为“代郡人”，而是成为了“代人”，这其中不是省略“郡”字的区别，他们实际上成为道武帝时期“代人”身份被确定的依据。也可以理解为之后的“代人”身份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2、天兴建制与“代人”的形成
“天兴建制”指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年间建立的一系列制度与实施的政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建制”非指创建新的制度，只是拓跋政权发展转变过程中对原有制度的完善或变更及借鉴采用中原王朝的制度。天兴建制发生在道武帝创建帝业的根基基本稳固之后，即成功离散各部落，实现了拓跋皇权对部落民的绝对控制。这一过程以及天兴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与“代人”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迁都洛阳与“代人”的演变
“代人”作为一种籍贯身份形成于北魏天兴初年，它是道武帝统治策略的产物，至孝文帝统治之前，“代人”一直活跃在北魏的政治军事舞台上，但孝文帝时期，政坛中的“代人”已寥寥无几，而且逐渐被边缘化。笔者认为，“代人”有这样的变化，与孝文帝迁都洛阳及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密切相关。
孝文帝定姓族使得“代人”的范围扩大，而且随着孝文帝南迁，北魏的都城已经由原来的平城迁到洛阳，京畿之地自然是以洛阳为中心重新划定，“代人”身份不再指原来的平城畿内之人，而是演变为未迁洛阳的北部遗民及随孝文帝迁都的代北之人，北部遗民仍保持着“代人”身份，而南迁的“代人”则成为“代迁之民”或“代迁之士”，在籍贯上也更改为河南洛阳人或河南河阴人。在此基础上，南北“代人”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二、南北“代人”的发展与陨落
1、代迁之人的命运
孝文帝迁都将大量的北人带到洛阳，除在统治集团上层拥有一席之地的鲜卑贵族外，还有大量原平城畿内的治民，即“代人”，在《魏书》及北朝其他史料中被称为“代迁（之）户（民、众）”与“代迁之士”。南迁洛阳的鲜卑族人，无论是何等级，终究无法脱离北魏政治的轨迹。这样的表述或许有以后人的视角审视历史的嫌疑，然而在北魏国家衰亡的历程中，南迁代人不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他们都是被动者，有的死于镇压起义的战争中，有的死于河阴之变。而那些幸存者，在北魏末融入到宇文泰、高欢为首的武川、怀朔两大政治集团中。
2、未迁洛“代人”的反抗
孝文帝迁都洛阳并未得到所有鲜卑族人的支持，而是一次十分艰难的行动，虽然部分鲜卑贵族及下层平民被迫随迁并逐渐融入到华夏文化中，但留居在代北的鲜卑贵族并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以拓跋皇室之人元丕及“代人”穆崇、陆俟之后穆泰、陆叡等为代表的鲜卑旧贵族发起了最初的反抗。
由此，自孝文帝有意迁都起便一直持反对声音的鲜卑旧贵族基本被消灭，《魏书·于烈传》在
提及穆泰、陆叡谋反一事时有言“是逆也，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于烈是随孝文帝迁到洛阳的改革的支持者，自然与此事无染，除其之外的“代乡旧族”随着行动的失败而退出了北魏历史的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代人及拓跋宗室都被除尽，孝文帝最终的目的还是使南北能走同样的道路，稳定统治，因此在北魏末年的内乱中，仍旧有“代人”的身影。
穆泰、陆叡等人的反抗被镇压后，留居北方的鲜卑族人暂时停止了军事反抗，平城一带及曾经屏障平城的北边六镇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地域。《北齐书》《周书》中仍有“代人”的出现的原因是北齐、北周两个政权的建立者均出于北边六镇，随其建业的将领功臣也多是该地之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代人”经历了由公开反抗到被镇压的过程，其主要人物在穆泰等人谋事失败后便被杀殆尽。
剩余的“代人”活动在北方边镇等地，因此六镇起义时，他们也应势而起，在北魏末年波谲云诡的政局中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一方，宇文泰与高欢作为胜利者掌握了历史的话语权，因此追随这二者的“代人”也再次出现在史书中。此时的“代人”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了籍贯所蕴涵的地域属性而成为一种身份象征，这也是隋唐历史中仍有“代人”存在的原因。
三、“代人”身份及其历史地位
北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正如李凭先生所言：“它是从政治分裂走向空前统一的时代，也是从民族共处走向民族融合的时代”，而拓跋鲜卑作为这个时代的开拓者，作为第一个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且统一北方的草原游牧部族，它的统治智慧及措施对于整个北朝乃至隋唐盛世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
“代人”在北朝历史上又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它的形成，反映了拓跋珪的政治智慧。道武帝拓跋珪时，基本实现了对北方各族的统辖，然而外部力量的约束并不意味着各族能够快速地实现融合，为了促进各族的融合，建立帝业，拓跋珪定国号，迁都城，将大量的拓跋鲜卑族人及内附的各部族人迁到平城畿内之地，落籍为“代人”，拓跋珪此举实际上是为了用一个表面上的地域性身份统一各方人群，以缓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摩擦，由此，“代人”作为一种籍贯出现在北朝历史中。
但是“代人”形成之初，对于被称为“代人”的个体来说，这个称号只是一种他称，而非自称，即被称为“代人”之人并未形成对这一称号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代人”在民族身份的划分上是以鲜卑族为多数的，对于他们来说，民族身份更具有认同感，但是平城畿内之民族属多样又使得拓跋珪必须采取措施以加强他们的共同归属感，因此除那些居于高位的构成北魏前期政治军事核心力量的“代人”外，拓跋珪还于天兴四年复尚书三十六曹时在各曹设置“代人令史”一职，其目的除加强拓跋鲜卑对中枢机构的控制外，也能够增强“代人”对该身份的认同感，
结果导致了“代人”等同于“鲜卑人”，这也是北魏前期不同族属的人逐渐鲜卑化的原因。
“代人”形成之时，拓跋鲜卑已经在代地生存了百余年的时间，北方各族在其军事征服下被迫屈服，由此，拓跋鲜卑的国家历史进入下一阶段，渐渐由残酷的军事统治向华夏文明过渡，“代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它使得各个被迫归附拓跋政权的民族渐趋融合，如果说拓跋珪确定“代人”作为迁到平城畿内之民的籍贯是为了以地域身份来消除内附各族人的隔阂，是各部族民众鲜卑化的过程；那孝文帝定代人姓族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和整个北方胡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体现的是鲜卑或鲜卑化之民与汉族之民融合的过程。
结语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拓跋鲜卑残酷的国家历史进程中，“代人”的形成则透露着一丝温情，它于无形中将各族人牵连到一起，产生共同的情感归属，虽然这一过程十分漫长，但对北朝历史的民族融合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