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永明诗
一、永明声律说
永明是南朝齐武帝萧赜的年号(-)，永明文学却是指上自刘宋泰始二年()，下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而以齐永明年间为中心。
永明时期诗歌的主要发展倾向，仍然是重文学特质的发扬，重个人情怀的抒发，而且逐渐由情怀抒发转向重娱乐；同时创造了一种清新的美的理想，为后代所宗仰；更重要的，是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
永明诗歌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发展创造，与当时的文学环境关系甚巨。
一是皇室的爱好和提倡，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宋、齐皇室均出身庶族，起于行伍，虽握有重权，但在文化上并无地位，难与文化修养很高的名门士族抗衡。这种潜在的文化自卑心理，促使他们读书重文，爱好诗，追求文雅。
史称：“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资治通鉴?齐纪二》)齐高帝萧道成“博涉经史，善属文”(《南齐书·高帝纪》)。
齐武帝亦颇好文学，諸子亦然，“文惠太子之在东宫，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梁书·范岫传》)
随王“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尤被贯爱”(《南齐书·谢朓传》)。
最大的文人聚集之地是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于门下，皆一时文士之俊，号“竟陵八友”。
其他著名文人王僧孺、刘绘、周颙、范缜、柳恽等人亦游门下，形成文人团体的创作活动，成为永明文学的中心。
二是文人集团的良好风气。他们切磋文义，唱和酬赠，共同研究，共同提高。文学前辈奖掖后进，如沈约之于谢朓、王筠，便是显例。
而且这些文人集团有着较为一致的文学主张，能够影响文坛风气的转变。
讲求声律的新体诗永明体，就是西邸文人集团推动的。《南齐书?陆厥传》称：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
永明声律说的出现，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然要求。
魏晋以后，诗文向着美文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至宋、齐，这种发展已逐步趋向成熟。美文应该具备的主要条件，如浓烈之抒情、词采之修饰、骈俪与用典等，均已齐备。
进一步的发展，必然落到声律之美上来。古诗合乐，其节奏韵律之美由音乐体现。
诗乐分离后，文字本身的节奏声调则是诗歌的匀称之美的关键。
到谢灵运时，对偶方面已做到了节奏匀称整齐，但不能完全解决诗的乐感问题，这就需要解决声调和谐的问题。
永明声律说即是讲求平上去入四声的对称与错综之美的声调搭配原则。
汉语的声调，古人已注意到，司马相如说“一宫一商”，陆机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但这只是指自然声调的和谐，还未达到人为声律的严格讲求。
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佛经转读与文人对诗歌声律的研究相结合，所以发现了四声的规律。
周颙作《四声切韵》，沈约作《四声谱》，并将四声之说应用到文学创作上，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诗文声律日益严格，声韵讲求日益精密，诗歌形式出现了新面目。
清王闿运在《八代诗选》中将其称为“齐以后新体诗”，亦是见出其声律较古诗严格之特点。
四声为平上去入，各家均无异义。八病之说，各家解释不同，且有人认为沈约未提出过八病，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按照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西卷对“八病”之最早解释，其内容如下：
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
上尾诗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名为上尾。
蜂腰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细，似蜂腰也。
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
大韵诗者，五言诗若以“新”为韵，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邻”、“身”、“陈”等字，既同其类，名犯大韵。
小韵诗，除韵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为犯小韵病也。
旁纽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鱼”、“元”、“阮”、“愿”等字，此即双声，双声即犯旁纽。
正纽者，五言诗“壬”“衽”、“任”、“入”四字为一纽，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如此之美，名为犯正纽之病也。
此解释是否准确，尚存异议。
但大约可以看出，前四病是对五言诗声调搭配的要求，尤其注重句末重音，如二、五不同声，五、十不同声，五、十五不同声，这就积极地造成了诗歌抑扬顿挫、对称与错综相结合的声调和谐之美。后四病是对五言诗用字的韵母声母要求，即除联绵词外，尽量不用双声叠韵，更不能与韵脚同韵，这就消极地避免了形成“绕口令”式的后果。
永明声律说为齐梁诗歌的艺术形式提供了新的贡献，因为调理诗歌语言的声韵音调，使之具有谐美的音乐性，使诗人能有意识地掌握运用声律，增强艺术效果，具有非常积极的进步意义，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创作上的基础。
但是，永明声律说声病规定得过于琐细，也会影响到内容的表达，所以永明诗人们也不能完全遵守。而必须到将四声概括为平仄的唐代，才能形成既具和谐之美又容易掌握的近体格律诗。
由于皇室重文学与文坛的切磋风尚，导致永明诗歌创作朝着装饰与消闲的方向发展。
因为皇室本身只是追求风雅，并非把文学当做“经国大业”来重视。
齐武帝常与臣下谈诗论文，但他却对儿子说：“及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世务弥为根本。可常记之。”(《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他还常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史?恩幸传》)
既然皇室导向如此，文士们又鉴于皇室互相残杀至酷，唯恐涉及政治而罹祸，加之社会局面相对稳定，于是一种向装饰与消闲方向发展的创作方向便蔓延开来。
表现在创作缘由方面，不是感慨抒情，而是应诏应令、待宴奉和，如《太子九日宴玄圃诗》(王俭)，《从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诗》(王融)，《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刘先生墓诗》(谢朓)，《咏雪应令诗》(沈约)等，不一而足。
而且很多是联句或同咏，如谢朓、王融、虞炎、柳恽《同味坐上所见一物》，分别咏帘、幔、席，《同咏乐器》，分别咏琴、箎、琵琶，都可见出其消闲性质。
从诗歌题材上看，是大量咏物诗和游戏诗的创作。咏物之作，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如《诗经?鸱枭》、《楚辞?橘颂》，但都是借物兴怀，寄托甚深。
而永明时代的咏物诗，则纯属描摹物象，并无寄托深意。所咏对象不仅是自然界之风、花、雪、月，而且很多是人工制品，如灯、烛、琴、镜之类，感情浓烈与否已无关紧要。这一发展趋向很容易转向闺阁题材，如咏烛、帘、几、席、琵琶、画扇等物，多与妇人关联，由物而及妇人，实开宫体之先声。如许瑶之的《咏柟榴枕》“朝将云髻别，夜与蛾眉连”，沈约的《咏领边绣》“丽色倘未歇，聊承云鬓垂”，均与女性有关。
游戏诗虽在汉末已出现了如孔融的《离合郡姓名诗》，刘宋的鲍照也有《数名诗》和《字谜诗》，但都是偶一为之。
但永明时代，此类诗则泛滥无归，药名、星名、州名、百姓名均可入诗，其中并无感情可言，纯为游戏文字。
但是，由于帝王附庸风雅，文士共相切磋，此期诗歌在形式技巧方面却有极大进展。
不仅如前述对声律的注重，而且在语言明快、描细致方面都大有拓展。沈约提出“易见事”、“易识字”、“易读通”的三易原则，是诗坛普遍的倾向。
此时的用典更加自然，而不似西晋元嘉之奥涩深僻，且吸收南朝乐府民歌之流丽明快风调，语言明白流畅，完全改变了古诗面貌，实现了由古体向近体演变的关键转折。
二、谢朓
永明文学思想的发展并非只有视文学为装饰与消闲的一种倾向，它还交错着另一种向，这便是沿着重抒情、重文学的艺术特质这样一条线索发展下来的、对于清新明丽圆融的美的追求。
这时出现了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影响巨大的诗人谢朓，和一群华洋溢的作者如江淹、王融等人，他们的艺术追求，可以说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开生面且意义深远。
谢朓(-)，字玄晖。19岁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参军。永明五年()，预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之游。永明九年()，随随王子隆至荆州，十一年还京，为骠骑咨议、领记室。建武二年()，出为宣城守。两年后，复返京为中书郎。之后，又出为南东海太守，寻迁尚书吏部郎。永元元年(49)因事下狱，死狱中，时年36岁。
谢朓出身于累世高华又富有文化素养的谢氏名门，与谢灵运并称“大小谢”，文学修养极高。
他感情丰富细腻，书卷气很浓。他性格单纯，没有世俗的卑俗之气。
他有明确的诗歌思想，即追求一种清新明丽之美，他常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在创作实践上他真的做到了。
他的诗，情思明净潇散，意象清新明丽，语言明白流畅，声韵流丽和谐。
李白谓其诗“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沈徳潜评“清俊”(《古诗源》卷十ニ)，黄子云评曰“清丽”(《野鸿诗的》)，均指小谢诗的清新明丽之美而言。
从情思方面言，小谢因为感情单纯，所以因物色感发而或喜或悲时，较为明朗外露，较少百感交集、曲折丛深。
在他的诗中，常常可以感受到一种纯净如竹露、如风荷、如月色、如流泉般的情思流动，如《观朝雨》：
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既洒百常观，复集九成台。空蒙如薄雾，散漫似轻埃。平明振衣坐，重门尤未开。耳目暂无扰，怀古胜悠哉。戢翼希骧首，乗流畏曝鳃。动息无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战胜者，去翦北山莱。
此诗写晨起观雨引发的一份归隐情思，心境在空蒙潇洒的朝雨中是何等的平静，一切都好像在潇潇雨雾中净化了。在这一片宁静的心境中，我们看到小谢在面对朝雨时的一种开怀抱与大自然融合的和谐心境。一切是那样自然、真实、亲切，让人不知不觉间也进入这样一种明净的心境中。
即使写离忧哀伤的主题，情思也是纯净明秀，既非百结回环，亦非感慨深沉，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豪。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zhěn)不变。
此诗为小谢赴宣城守时离京所作。
行至三山，回首瞻望京邑，触动起何日归来的思绪。王粲“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潘岳“引领望京室，南路在伐柯”的情思忽然来到心中，生出一种伤感，未离去而已生乡愁。
此际当是百感交集之时，但他在诗里展现的却是一望中的明丽景色和面对这景色的一片眷恋情思。一望京华，笼罩在绚烂的晚霞之中，江水静静流过，江中洲渚，花草缤纷，归鸟喧闹，使人想起“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来，神韵完全相同。这一片美好的景色，是如此地使人留恋难舍，由离去而生出的愁思只是这眷恋的一声轻轻的叹息，虽诗语谓泪下如流霰，读来却并无凄凉之感。表现出小谢诗情思的明净清新。
小谢诗意象创造也清新明丽，大多落尽华饰，有一种天然韵味。
尤其在山水描画方面，大谢在意象创造上颇多着意，较多客观刻画。而小谢诗中的意象，则带着更多心象的性质。他带着自己明净潇散而且充满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景物，把景物提纯得与他心一致起来，他把自己融入到物色中，他要表现的，是自己的心境，又是自然的物色。因之，他创造的意象十分省净明快，如《之宣城出新浦向板桥》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嚣尘自兹隔，賞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全诗12句，唯有2句写景。然只此两句，意蕴无穷。
赴宣城任走水路，舟摇摇以前行，而未达目的地，先想归期。何处是归期，但见天边水云相接处的一片帆影，和烟霭中的两岸树林。那天际中的一片帆影，或是他日之归舟。意象纯净极了。
此种省净之意象的创造，乃是去掉繁枝赘叶，删汰繁冗之后的产物。唯有为此，才能使意象明快，形象轮廓完整，亦易于传神。
王夫之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古诗评选》卷五)说的正是这意象的传神之处。
李白《新林阻风寄友人》：“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朓诗。”也是对此诗意象的赞美与敬佩。
另外，小谢诗的意象色彩趋向于浅色调与暖色调，意象内涵多琴、鸿、竹、荷、月色、归舟等雅文化因素，也有助于清新明丽之构成。
小谢诗语言流畅明白，去除任何晦涩的文字与赘典，有的甚至完全接近口语，如“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后斋迥望》)，“前窗一丛竹，青翠独言奇，南条交北叶，新笋杂故枝。月光疏已密，风来起复垂”(《咏竹》)。
但此种明白流畅，并非脱口而出，而是艺术上着意追求的结果，诚如刘克庄所言：“以谢宣城诗考之，如锦工机锦，玉人琢玉，极天下巧妙。穷极巧妙，然后能流转圆美。”(《江西诗派小序》)
小谢也努力吸收南朝民歌的优长，一些五言四句的小诗也是明白如话，如“绿草蔓为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王孙游》)。在声韵方面，小谢是新体诗的提倡者，其诗韵律和谐，自不待言。
谢朓的诗歌在齐梁诗坛首屈一指。他不但创造了一种明丽清新的诗歌格调，而且革除了以往山水诗中的玄思哲理，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因此他在当时就名满天下。
梁武帝萧衍说：“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本事诗》)
沈约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朓传》)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亦极为推崇小谢。李白说：“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杜甫说：“谢朓每诗堪讽诵。”(《寄岑嘉州》)说明谢朓诗对唐诗也有深远的影响。
与谢朓同时的沈约，历仕三朝，一代文宗。
其主要成就在诗歌声律方面的贡献，在创作方面成就不如小谢，但有些诗也写得“工丽”、“清怨＂(《诗品》卷中)。如《别范安城》：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语言明白浅显，感情深挚真切。
另诗人王融亦“词美英净”(《诗品》卷下)，如“花飞低不入，鸟散远时来”(《临京台》)，“坐销芳草气，空度明月辉”(《古意》)，也表现出永明诗歌追求浅显流丽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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