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敏，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史》《北史》为初唐史家李延寿所修前朝正史。它们综合已往史书材料，书写了南北朝行人入南入北的经历，多角度反映了南北文化文学的碰撞交流过程，暗含了文学发展的推动力。史家在书写中展现出初唐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两部史书书写的南北互聘更多表现为展示才华、宣扬声威，文学的价值获得肯定。书中所记南北互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确实承担了具体的外交任务。如北周外交家杜杲曾经奉命出使南陈，送归在梁为人质的陈安成王顼，与陈建立了良好关系。后在华皎投周，双方关系紧张、东南骚动之时，他再次入陈，与徐陵展开激辩，劝陈宣帝保境息人，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局势，得到陈宣帝的敬识。二是展示才华、宣扬声威。正如黄宝实在《中国历代行人考》一书中所认为的，此时行人之使命较少有直接的政治军事上的目标，展示才华的情况占互聘的大多数。如北魏孝文帝的宠臣李彪，曾先后六次奉命出使齐，显示了很高的个人才华，深受齐主萧赜的器重，“遂亲至琅琊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北史·李彪传》)。《北史·李谐传》同《魏书·李谐传》相比，一方面在篇幅、文字表达上更为精简，另一方面又加入了魏、梁之间的频繁交往。虽然删去了《述身赋》全文，删去了对李谐出使之辩的具体记载，但是李延寿增加了颇具画面感的材料：梁武帝萧衍听闻东魏使臣李谐之才，亲自会见。完毕，他目送李谐离开，对左右臣子感叹道：“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充分表现了对李谐文才的喜爱与肯定。两部史书在书写南北互聘时，突出使者与接待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形式为辞辩。李延寿多次完整细致地保留双方的辞辩过程亦反映出他对辞章机变的认同，对南北文学交流的认同。从辞辩的主体看，主客双方能代表各自的政权坐下来交流本身是需要博学有才辩的，如刘绘、王融均是因为有才辩而担任主客郎，负责接待使臣的任务。萧琛因为机智地引《诗经》作答而使得李彪接受劝酒。付縡奉命出使北方，接待者为薛道衡。他赋诗五十韵，薛道衡和之，一时传为南北美谈，充分展示了二人的文才。再结合《南史》本传，可见付縡“幼聪敏，七岁诵古诗赋至十余万言。长好学，能属文”，且“为文典丽，性又敏速，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沉思者亦无以加，甚为后主所重”。可以说，文采风流正是他能够活跃在互聘舞台上的重要条件。《北史·李谐传》甚至在书写南北交融盛况的时候暗暗说明了东魏与萧梁之间交往的原则：南北通好，务以当世之俊才承担交流之责。凡此种种，一方面说明了那个时代对辞辩之才的重视，另一方面亦可看出李延寿对辞辩主体文学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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