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以记录历史为职业的史官往往是诸多乱臣贼子的噩梦。他们多由一个家族来担任，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地位异常尊崇。秉笔直书，不畏权贵，将历史的真相看得比生命还重，宁可被杀也不违背职业道德，流传下来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崔杼杀史与董狐直笔话说，春秋时期的齐国有一位叫做崔杼的权贵，他娶了一个继室叫做东郭姜。东郭姜本来是齐国棠邑大夫的妻子，所以又称为“棠姜”，女子被冠以“姜”姓在春秋时期的齐国了不得，它是皇族的姓氏。所以，东郭姜的身份很明确，她属于齐国皇室的一员。崔杼也是皇室成员，他是齐丁公的后代，按照道理来说“同姓不婚”，但崔杼看中了东郭姜的美貌，色迷心窍。而有意思的是，齐国皇室之间关系非常混乱，男女私通的特别多，齐国国君齐庄公就和东郭姜私通了。并且齐庄公极为猖狂，根本不隐瞒这件事情，还把从东郭姜处拿走的帽子故意送给了别人，而这个帽子的原主人正是崔杼。所以，崔杼非常恼火，想要杀掉齐庄公。本来崔杼计划得不错，齐庄公趁着晋国内乱出兵攻打，按理来说事后会遭到晋国的报复，崔杼原想借此机会争取到晋国这一外援，杀掉齐庄公，但迟迟没得到动静。于是不得不铤而走险，在自己家中谋划了一场杀局。崔杼联合着曾经被齐庄公鞭笞的内宦贾举，在莒国前来朝见的时候计划动手。崔杼先是装病在家，实际上就是提醒齐庄公崔杼和东郭姜的关系。果然，齐庄公在接待过莒国之后，借着去崔杼家探病的名义前来和东郭姜私会，而贾举等齐庄公进入宅院，就遣散了侍卫，并封死了大门。齐庄公在厅堂里哼着歌等东郭姜出来，没想到等来的是崔杼的一群家臣。齐庄公再傻都知道情况不对，于是立刻求饶。他先请求双方和解，没有成功；再次用签订盟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诚意，还是没有成功。于是就欺骗众人说允许自己回宗庙当中自杀，结果一众家臣告诉他，他们是奉崔杼的命令来杀掉私通者的，不会听从别人的指令。齐庄公想要翻墙逃跑，却被拉了下来，最终被众人打死。以臣弑君，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仅其他诸侯国会兴兵讨伐，崔杼的行为也会被史官如实记录，遗臭万年。所以，崔杼就威逼利诱齐国“太史”一族，想要他们隐瞒这段历史。他先找到太史伯，告诉他齐庄公是因为疾病而死，史书应该这么记载。没想到太史伯直接提笔，在史书上记载：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处死了太史伯，让其弟太史仲更改史书，太史仲不答应，于是也被处死；召来太史叔也没有达到目的，于是一连杀害了太史家族的三位兄弟。太史季来到崔杼面前，一样坚决不修改历史记录。无奈之下，崔杼只能放弃了这一举措。而另一个史官家族是“南史”家族，在听说了太史氏因为如实记录历史快被崔杼杀光了的时候，就抱着史书来到了门外等候，准备在太史季被处死之后，由自己家族继续捍卫史官的尊严。后来见到太史季也没让崔杼的计划得逞，这才回去了。其实并不是只有齐国“太史”、“南史”两个家族如此，晋国的董狐同样也有这样的行为。话说，晋灵公昏庸无道，引起了全国百姓和权贵们的反感，正卿赵盾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对其进行规劝。但这样的行为非但没有令晋灵公悔过，反而使他对赵盾心生不满，多次暗中刺杀他。赵盾不得已，只能逃走。可还没等他逃出国界，就得到了其族弟赵穿杀掉晋灵公的消息。这样一来，赵盾就没必要逃走了，于是返回国都继续当权。史官董狐在记录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感觉很冤枉，辩解称是赵穿杀了晋灵公，和自己没有关系，是董狐写错了。结果，董狐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解释：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是说，你赵盾身为晋国正卿，如果逃走也就罢了，可是晋灵公被杀的时候你并没有离开晋国国境；而你返回国都之后，也没有对杀死国君的赵穿等人进行讨伐，那说你弑君还冤枉吗？这就是“诛心”，董狐认为，赵穿杀掉晋灵公只是行为的执行者，而赵盾身为正卿的一系列举措，本身就对主君晋灵公有杀心，甚至晋灵公被杀就是他刻意纵容的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齐国的太史、南史还是晋国的董狐等人，面对权贵的威逼利诱都坚持对历史原貌的真实描绘。而这样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太史氏近乎被灭族。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史官宁可冒着这样大的风险，也不改初衷呢？春秋史官：既典史策，又充秘书春秋时期的史官和后世的史官不太一样。从修撰内容和目的来说，后世史官修的多为前代史，所以和其所处时代的人和事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其所处时代提供借鉴意义。而春秋时期的史官修撰的是当代史，这一部分内容和后来时代里“起居注”的撰写比较像，都是由专门人士来秘密记录，除了他们之外不给同时代其他人浏览，就是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性。所以，春秋时期的史官几乎都是世袭的，当然不包括孔子撰写《春秋》这种私下撰史行为。这些人将记录历史作为自己家族最根本的工作内容，而这一权限是公认的，并不受君主、权臣的制约。所以就会出现崔杼一连杀掉多为太史家族的史官，同样也没有办法修改历史的现象，只有这些家族所修的史书才能被人信服。或许有人会问，如果这些修史的家族乱写怎么办？这里面也有制衡关系，因为是世袭修史，所以这些家族的“名声”就非常重要。同时代里不仅仅有一个修史家族，比如前面提到的“太史”、“南史”就是不同的家族，他们之间也形成了制约。除此之外，民间私修史书也是对这些家族的监督，比如孔子撰写《春秋》，只不过是修史人员的不同，但同时代里发生的事情还是基本一致的。而这些家族的工作除了治史之外，还有治政。也就是说，这些史官并不是天天没事就记录历史，他们也有非常繁重的其他事务，需要对国家治理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是保证历史真实、公正必不可少的一环。真正的历史修撰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评价某些事件，而是亲身参与进去，亲自体验之后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具体内容，才能得出更公正的判断。从这样的治史方略就能看出，古人对于历史的评判要更重于历史记录本身，也就是说记录历史是为了评价历史，而不单纯地强调真实。如果将历史只看做没有偏向性的客观记录，那么杀死晋灵公的就是赵穿；但是经过史官董狐的论证，他就认为杀死晋灵公的实际上就是赵盾。诚然，赵穿杀死晋灵公的事情对于赵盾来说可能是一场意外，但并不能否认赵盾的行为对晋灵公之死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这个时候将“弑君”的罪行放在赵盾身上要比赵穿更为合适。所以，春秋时期的史官对历史客观、如实的评价并取得他人信任，是这些家族的社会价值。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也为了完成家族一代又一代修史的梦想，他们将家族的名声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就不足为奇了。在初唐四杰的排名上，杨炯为何说自己“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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