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唯守正治学务专精赵逵夫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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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逵夫,年生于甘肃西和。现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华夏文明传承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平台主任。著有《屈原与他的时代》、《古典文献论丛》、《屈骚探幽》、《读赋献芹》等,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先秦文论全编要诠》、《历代赋评注》等专书和《诗赋研究丛书》、《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等丛书。本刊特委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晓满讲师采访赵教授,现整理出此文以飨读者。

一、成长经历

刘晓满:赵老师好!我受《文艺研究》委托,对您进行采访,想请您谈谈治学方面的心得。我们就先从您早年的家庭熏习和教育背景谈起吧。您的父亲赵子贤先生是陇南著名学者,国学基础深厚,又接受过新学影响。您对文史感兴趣,是否与家庭影响有关?

赵逵夫:是有关系的。从我记事起,家里靠墙放满了书,有线装的,也有洋装的,以文史典籍为主,还有英文书。我父亲的英文不错,能读英文原著。

刘晓满:令尊有没有给您系统讲授过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

赵逵夫:没有。主要是从小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上中学时,我自己读了《楚辞选》、《诗经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特别是从小学到中学读了大量的明清白话小说,除“四大名著”外,还有《说岳全传》、《水浒后传》、《万花楼》、《济公全传》、《今古奇观》等。上小学时买了一部《封神演义》,感到没意思,只看完了上册。那时真是痴迷于读书,在支农、校办工厂劳动和给家里打面、磨面时都带着书。这个嗜好一直延续到现在。

刘晓满:“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除了阅读,您那时有没有尝试着写点什么?

赵逵夫:我特别喜欢写诗。年我正上初中,到青羊峡大炼钢铁,有两首诗被收上去写在墙上。初中时还先后主编过《火花》、《百花园》等油印小报,搜集整理了当地的民间传说《牛郎织女》。高中时我们有八个同学在两位老师的支持下成立了《海涛》诗刊编辑部,我被推为主编。

刘晓满:据您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宁世忠先生说,高考时,您俄语不错,按您的成绩,考入北大是没有问题的。但学校为了照顾大多数俄语学得不好的同学,以没有专门的俄语教师为由申请免试。这样一来,大家就都不能报考重点大学了。为此,您考到了西北师大。宁老师很为您惋惜。不过,西北师大的中文系历来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这所学校是北师大抗战西迁时筹建的,后来北师大复校,一部分教授留在了兰州。20世纪50年代又有一些北京的著名教授下放到西北。由于这两个原因,在您上大学的60年代,西北师大中文系聚集了不少名师,如音韵学家赵荫堂、训诂学家彭铎、古代文学专家郭晋稀、文艺理论家陈涌、外国文学专家尤炳圻等等。您能简单回忆一下大学四年的读书、学习经历吗?

赵逵夫:你说的那些老师确实都是功底深厚的大家。再如李鼎文先生,他的祖父、父亲是陇上著名学者。他写的东西不多,但学问相当好,杜诗整个能背。他曾就《胡笳十八拍》和郭沫若先生商榷。他在课堂上鼓励、指导我们动手找文章谈谈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同学们把文章贴在教室后面给大家看,我们级两个班的同学还一起开过一次关于《胡笳十八拍》的讨论会。陈涌先生常来听课,课间与同学们讨论问题。尤炳圻先生给我们讲外国文学,“文革”后我还在他那里学过日语。

刘晓满您大学毕业时,恰逢“文革”开始不久,据说您分配到武都一中工作了十多年。在全民“破四旧”、大批判运动一浪接着一浪的时候,您对文史典籍的研读是否受到干扰?这段经历对您以后的学术成长有什么影响?

赵逵夫我尽量找些当时允许的书来读,比如戏曲、民歌、人民性比较强的作家、作品等。后来借着“评法批儒”,又找了一些史书和诸子著作读。读书有了感想,也试着写些文章。唐晓文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出版后,我写了一篇《关于跖起义几个问题的探讨》,认为孔子与跖不同时,寄给复刊不久的《甘肃师大学报》,没有用。负责学报的支克坚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与上面精神相背,不要自惹麻烦。后稍作修改,十多年前刊于《甘肃社会科学》。对《天问》的校读、关于《公莫舞》的研究等,都是在那时完成初稿的。

刘晓满看来,这十年的沉潜不仅为您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而且让您增长了人生智慧,悟到“飘风不终朝”的道理。“文革”结束不久,年您即考上郭晋稀先生的研究生。郭先生是文史大家杨树达、曾运乾、钱基博等前辈的弟子,精通文字、音韵、训诂,在《文心雕龙》、《诗经》等研究领域造诣精深。您曾用“一粒抛在干土地上十多年的种子发芽了”来形容再次深造的喜悦心情,能回忆下这段岁月吗?

赵逵夫郭先生学问好,对文史典籍非常熟悉,屋子里堆满了线装书,想找什么材料随手一翻就能找到。他上大学时,正值抗战,学校迁到了蓝田,他的几位老师一方面忧虑国家民族前途,一方面于颠沛流离之中仍然认真治学,传承文化命脉。曾运乾先生去世时,郭先生在兵荒马乱之中徒步数百里奔丧。提及恩师,他总是动情地说:“教我治学,教我做人。”郭先生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风范,对我们亦有陶冶喣育。他对我学术方面的影响,主要在理念和方法上。郭先生眼识很高,要求我们多读些根柢书,要求读原著,读全书,重视一些大家通才的论说。我写学位论文《屈原生平考辨》时,他要求先读历代重要的《楚辞》注本和相关历史著作。我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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