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宋徽宗，就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了靖康耻、亡国恨。
可如果撇开政治因素，那他又是一大堆美的代名词：
天青釉汝窑、瘦金体、工笔小品、点茶工艺、极简主义……
蒋勋说，“故宫第一任院长是宋徽宗”，他以他的高级审美，在千年以前就做起了文物收藏的专业。
在他的引领下，宋朝美学，领先了世界一千年。
一、印象·宋朝
对于宋朝的覆灭，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和王夫之异口同声地认为，不能和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
黄宗羲说：
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
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王夫之也说：
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
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说的就是，宋朝的覆灭，不止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变故——也就是所谓的“亡天下”。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文明的中断”。
对此，国学大师陈寅恪也深以为然：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华夏文化，发展到宋朝登峰造极；宋朝以后，便是文化的断层。
在我们的一般印象里，宋朝一直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就如宋史专家邓小南所描述的“生于忧患，长与忧患”那样。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水浒传》给我们造成的刻板印象。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史学界一直有着“盛唐富宋”的说法，纵观历代王朝，没有一个朝代可以和宋朝比民富，比民乐。
宋真宗朝宰相王旦就曾骄傲地指出：“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一些在唐朝还是富贵象征的华丽器物，在宋朝却已成为百姓家中的寻常物件。
如沉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
唐人做富贵诗，多记其奉养器服之盛，内贫眼所惊耳。
如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
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在？
宋人嘲笑唐人“贫眼”没见过世面，足见宋朝民间之殷实，百姓之富庶。
这从唐宋的铸币量对比也能看出：唐朝极盛的玄宗时期全国年铸币32万贯，而宋神宗时期，年铸币万贯。
除了在经济方面的长足进步外，文化方面也不遑多让。
如宋朝一代宗师米芾，竟对唐朝的“颠张醉素”——张旭和怀素，也敢“出言不敬”。
米芾在《论草书帖》中写道：
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
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
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
米芾《论草书贴》意思是，草书若没有晋人风骨，就是下品。像张旭那俗人，变乱了古人法度，也就唬唬凡夫；到了怀素这里，才趋于平淡，臻于天然，然而终究超越不了时代，做不到格调高古，清新自然。
宋人如此评判唐人，到底是不自量力地胡诌呢，还是居高临下地点评？
二、宋瓷
都说，平庸的设计师，开创的是明年的春夏款；高超的设计师，开创的是十年的经典款。
而宋徽宗这样的设计师，已经不能用词汇来形容了，因为他开创了千年的典藏款。
唐朝素以繁复为美，以奢华为尊，大气磅礴，五色斑驳。
而宋徽宗呢，一反其道，摘掉所有无用的繁复，大道至简，造就了简约到极致的雅。
汝窑，便是其经典。
汝窑·粉青釉莲花式碗瓷器是宋朝辉煌美术工艺的一张名片，为历朝所不及。
宋朝有五大名窑，按照名贵程度，分别是：汝、官、哥、钧、定。
也就是说，“宋窑有五，汝窑为魁”。
明清时期，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窑一片”。
带有冰裂纹的汝窑天青是汝窑最为醉人的颜色。
传说宋徽宗午憩做了这样一个梦：雨后天晴，玄光未现，天青色显，美得心惊。
他醒来便写下了“雨过天青云破处”，并下令工匠们烧制如此瓷器，“这般颜色做将来”。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没错，这一句，方文山曾表示，原本就是为汝窑而作的。
面对汝窑，蒋勋感叹：
水仙盆，做到那么素，雾面、亮都不亮，却很美，没有一点花边，没一点火气，完全不表现。
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是的，不表现就是徽宗的要旨。
宋瓷成器之后，浑然天成、毫无人工雕琢之感，呈现的是一种自然天成的美学。
它静谧含蓄的天青色，平淡素雅的造型，以及温润细腻的质感，将鉴赏者带进了道家“归真返璞”“道法自然”的哲学境界。
《道德经》有云：“五色令人目盲。”
《庄子》亦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
徽宗吸取道家精华，摒弃唐朝器物繁复的色彩及纹饰，回归“清水芙蓉”般的自然纯粹。
古瓷之美，至此为最。
此后，虽然元青花、明清瓷器，在技术上更上层楼，但艺术审美的巅峰，却留在了宋朝。
无论是“浓妆重彩”的唐瓷，还是“错采镂金”的明清瓷，都难敌“初发芙蓉”的宋瓷的自然雅致。
《胤禛妃行乐图》背景橱柜中的汝窑而宋瓷能有如此水平，得益于宋徽宗的严苛审美。
据说，当时烧制的瓷器都要给徽宗过目，如果质量不过关，便当场摔碎，重新烧制。
正因为宋徽宗毫不让步的审美坚持，使得工匠们精益求精，将宋朝瓷器提升到了“千古绝唱”的高度。
也正因为宋徽宗如此严苛的态度，使得现存的传世北宋汝瓷，才不过区区89件。
三、宋书
对于全才，宋代文人们总有一种天然的向往。表现在艺术上，就是诗书画三绝。
自唐以来，精通其中两项的大有人在，如唐代的王维，宋代的苏轼、黄庭坚以及米芾。
不过，同时精通三种艺术的，并不多见。
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这样一个为数不多的例子。另一个，便是宋徽宗。
李煜，是宋徽宗的偶像。
因他俩极度相似的艺术造诣、人生命运，以及徽宗降生前父亲宋神宗的梦境，民间一度有传徽宗是李煜转世之说。
李煜曾自创一种名为“金错刀”的颤笔书法，“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如穷谷道人、酸寒书生”。
李煜“金错刀”书法《入国知教帖》局部徽宗本人多才多艺，他能用绝大部分字体书写，存世作品中有草书、行书和楷书，有十几种字体誊写的经文。
然而，如李煜一样，真正让徽宗成为书法大家的，不是他的多才多艺，而是他的创新。
21岁那年，宋徽宗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字体，人称“瘦金体”。
瘦金体，与宋瓷的含蓄不同，它大开大合，它美得露骨。
宋徽宗《瑞鹤图》（局部）东汉时期书法家蔡邕曾在《九势》提到，书法，要“藏头护尾，力在字中”。
意思是说，书法需要藏锋，笔力内敛，因为锋芒毕露就易折。
瘦金体却不要藏，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锋芒毕露地刺出去，美得誓不罢休。
笔画横斜之间的空间，也被他架构成了三角形，稳固而锐利；有如“钻石的切割面”，折射出自宋朝穿越而来的璀璨。
宋徽宗《二诗帖》（局部）在宋朝那样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宋徽宗写出了完全释放自我的书法。
它和传统中庸之道背道而驰，用蒋勋的话说，这是很西方美学的一种做法。
总有人说，瘦金体，过于精致了。只适合做小篇幅题词，不适合大篇幅欣赏。
千年以后，汪曾祺笔下的栀子花，对着这些人说了这样一句：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
栀子花说：去**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中庸惯了的人，连惊艳都成了一种罪过。
四、宋画
宋徽宗极少非议先帝，却唯独对他们的审美颇有微词。
登基后不到六周，徽宗就对臣子抱怨，皇宫修建得太奢华了，“禁中修造，华饰太过”。
不久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征募画师，为一座新建宫观作壁画。但画完后的成果，让徽宗很是失望。
这件事，让他下了决心要改革画师的培养制度。
崇宁三年（），他设立了画学，并将其正式纳入科举范畴。
他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为皇家画院注入“文人画”气质。
如“竹锁桥边卖酒家”一题，夺魁的画师没有直接画出小酒馆，而是画了溪水竹林好风光，然后从竹林里隐约斜出一根竹梢，上面挑着一幅酒帘。
如此一来，意境更胜。
宋朝的画家，知道“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腿”；知道竹子是如何抽枝生叶的；知道各种鸟类的羽毛有何异同……
他们必须知道这些，因为宋徽宗是一位近乎挑剔的把控者。
宋徽宗的“天下一人”花押有一次，徽宗到龙德官视察画师们创作。结果，整场创作中只有一幅月季让徽宗感到满意。
他后来跟侍从解释：
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
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
因为细致入微，画师才能把月季在春天正午时的花叶花蕊状态，画得分毫不差。
细致入微，也是徽宗对画、对画师最基本的要求。
这一时期，相继诞生了李唐《万壑松风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李唐《万壑松风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时年仅18岁，而此前一年，他还是宫廷画院的学生，徽宗发现了他的天赋非凡，决定亲自指点其笔墨技法，使得作画技艺突飞猛进。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史书称，“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北宋绘画理论素以气韵为高，但自宋徽宗起，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他严格要求形神并举，创始了工笔小品。
从此，宋朝的绘画风格，从北宋壮观的山水画、大型立幅或横幅花鸟画，向南宋的表现私人情感的小景绘画和抒情图册过渡。
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花鸟画本不是一个专门的类别，是宋徽宗的偏爱，让微不足道的花鸟草虫，也能跃然于宫廷的纸绢之上。
徽宗爱花鸟，他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花鸟画家。
宋徽宗《桃鸠图》在他这里，国画中另一大审美情趣——留白，也开启了先河。
这个做法更是直接启发了南宋的马远和夏圭，创造了“马一角”和“夏半边”的构图格局。
马远《寒山子像图》夏圭《松溪泛月图》除了画家，徽宗也是一名收藏大家。用蒋勋的话说，他是故宫第一任院长，一千年前他就进行文物收藏工作了。
宋徽宗下令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以及《宣和博古图》，将宫廷所藏的历代书画与青铜器作品目录编撰成了册。
在《宣和画谱》里，强调了李煜书法与绘画的联系：“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道劲如寒松霜竹……画亦清爽不凡，别为一格。”
在宋徽宗画作里，也可见到他“瘦金体”的痕迹，那片片竹叶、簇簇枝条，不正是徽宗书法里的撇捺横折吗？
宋徽宗《碧玉双栖图》五、宋词
《全宋诗》共收录了首宋徽宗的诗词。
徽宗的诗词主要为四类：宫词、道教诗、题画诗和亡国诗。
其中尤以题画诗和亡国诗写得最好、成就最高。
不过，徽宗书画声名太盛，经常掩盖了他的诗词造诣。
正如《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所说：“赵佶的诗才，为他的书画所掩，不以诗名世。”
然而，从徽宗的题画诗中，不论五绝或七律，都流丽清新，格律谨严，显示了宋诗本色。
“他诗、书、画可称‘三绝’，非附庸风雅者可比。”
古人在编《徽宗诗集》时，说：“无论诗文词赋，为艺苑英才所不及。”
南宋文学奖洪迈在《容斋随笔》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大观初年，元宵灯节，宋徽宗夜宴群臣，席上他口占一联让臣子接：“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结果那些应和的诗句在洪迈看来都不及。
抛开书画家的身份，光做个诗人，赵佶也可以是独当一面的存在。
如《腊梅山禽图》里的题画诗：
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
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最后两句一语双关，既在描绘所画白头翁，又在宣示白首不变的誓言。
宋徽宗《腊梅山禽图》以及他那幅诗书画的集大成者——《二诗帖》。
秾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
零露沾如醉，残霞照似融。
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
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
这是一幅涉及多种艺术的作品：它即是诗作，又是书法，同时第二首绝句还涉及了绘画，并对艺术家的创造力进行了评点。
宋徽宗《腊梅山禽图》宋徽宗《二诗帖》（局部）
该作品每个字高约12厘米，每列有两字，整张横幅长厘米
徽宗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靖康之变”以前，大多是诗，说着生活快乐；“靖康之变”以后，大量写词，诸多哀叹。
许是“文章憎命达”，落魄后的徽宗，其词作水平大涨，直击人心，真真“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看他《眼儿媚》一词：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这也就是，“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
苏轼也是如此，在“乌台诗案”之前，他极少写词，但在那之后，词作量猛增。
他一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宋神宗在读完后，发出了“苏轼终是爱君”的感叹。
但徽宗，一辈子也没能原谅苏轼。这也是做皇帝的无奈啊。
宋徽宗《腊梅山禽图》“天下第三行书”——苏轼《寒食帖》
人生大起落，形式已不拘，这是一幅人生经历越多越觉得美的作品
徽宗曾写过三首咏慧持法师的诗，南怀瑾对此大加赞赏，甚至都能不计较他的亡国之罪：
看了宋徽宗的这三首诗，对他的亡国，一个君主亡国的罪过都把他免了，太高明了。
六、“宋化”
都说，“没有一个朝代比宋人更懂得美，正如没有一个人比宋人更懂得生活”。
宋人有四艺：烧香、点茶、挂画、插花。
这在如今依然盛行，也依然是生活清雅有品的象征。
宋人爱品茶，尤重“点茶”工艺。
宋徽宗《文会图》（局部），和大臣分茶宋徽宗便点得一手好茶，还将自己的见解写成了一部《大观茶论》。
一指甲盖的茶叶末，经过反复冲泡搅拌鼓捣，直至泛起白沫“奶盖”，而后描一叶竹、一枝花，茶中有画，有如现在的咖啡拉花。
好茶配好瓷，茶器叫建盏，盏上的细纹，与茶面带画的雪花辉映，有着“疏星淡月”之美，宋人尤爱。
其实，瓷器上的细纹，叫冰裂纹，原本是烧制坏了，但宋人觉得，这样更有一种沧桑美。
汝窑上的冰裂纹就好比宋人爱画枯木、折枝，一丝不苟地描摹折枝的断面。因为在他们看来，缺憾也是一种美。
蒋勋如此赞美宋人：“本来是败笔、损坏却变成美，这是很特别的宋代美学。”
宋朝的这种美学、人生哲学、茶艺、瓷器以及禅宗传到了日本，经过日本的吸收发扬，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道，融入了其后的剑道、武士道，乃至物哀审美。
日本园林艺术中的“枯山水”理念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唐朝看日本，宋朝看韩国（越南）”。
其实，唐朝对日本的影响，多在外在。
当初，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的学问、律法、艺术、宗教，像奈良和京都的许多建筑都有着唐朝遗韵，日本女子的传统妆容与服饰，也有着唐朝女子装束的身影。
但是日本的内在，其文化底蕴，更多的还是受宋朝影响。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日本文化，说它有着一种陌生的亲切感。这其实就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宋朝审美的依恋。
很多人说，日本文化厚重，韩国文化单薄。
这也并非无稽之谈。
两者都从中国文化出发，日本是借鉴与结合，韩国却被诟病为照搬与套用。
北宋初年，高丽作为北宋的附属国存在，后来因辽威胁，一度摇摆于宋辽之间。
但自宋神宗起，两国关系逐渐回温，甚至进入了鼎盛期。
宋徽宗时期，宋对高丽的外交待遇达到最高级别，双方往来频繁，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
也就在这一时期，韩国有了国内第一座道馆。
那一时期，韩国的木构建筑，如极乐殿、无量寿殿、修德寺大雄殿等，都是参照徽宗下令修订的《营造法式》而建筑的。
中日韩千年文化，皆逃不出宋朝美学。
元朝的《宋史》编撰者脱脱如此评价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
清代诗人郭麟也写诗赞叹：“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
美国历史学家伊沛霞曾特为宋徽宗立传，赞美他是个“艺术家皇帝”。
宋徽宗，输了帝国，却赢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