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在承袭两汉制度的基础上，主要围绕郑玄与王肃的经学思想，展开的“六天说”和“一天说”的宇宙观讨论，这既是对宇宙思维模式的探讨，也是对于哲学理论的深度思辨，对于魏晋时期的祭天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王肃理解的“一天说”较为客观，但是郑玄的“六天说”是站在阴阳五行谶纬的基础上，他采用儒学与宗教为表里，宇宙观与伦理观相结合的思维模式，使“六天说”充满神秘主义色彩，这就在理论上有力地宣传了天命神授或天命所归的王朝正统性，从而解决了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最终使皇帝掌握国家的最高行政权。
所以如果从政治实用性和现实主义出发，统治者更愿意接受郑玄的六天说。因此在魏晋时期郑玄的祭天思想作为儒家教化理念，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天”的抽象认识居于主导地位。这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与“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和晋元帝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前者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比如是否“解履”进入宗庙就是典型事例；后者从“私”的视点寻求“孝”，比如是否亲自“执觞”敬奉非直系祖先神主。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却提出了重要的伦理价值观，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性问题，对于儒家教化乃至建构良好的乡土民风，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魏晋时期对于自然界神灵的精神崇拜，没有两汉时期兴旺繁盛。由于战乱频繁造成经济凋敝国贫民穷，这就必然导致祭祀呈现弱化趋势。高敏先生认为：“战争必然造成人力、物力的消耗，也直接影响社会安定和生产交换的正常运行，因而必然破坏当时现存的生产力。”
特别是曹操、曹丕、司马炎等严令禁止淫祀，所以地方上的传统祭祀并没有明显增加。当佛道两教逐渐流布推广以后，新的神灵崇拜开始在民间形成。而且避世修道解脱超俗，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术非常盛行。
东晋政权建立以后增加一些江南的自然界神灵，这是为了遵从当地庶民的文化风俗，出现新的地域文化特色，也是宗教信仰方面较为务实的政治态度。从而这时期的祭祀礼制，整体上呈现衰弱的历史特点，这是长期战乱社会动荡导致的不良后果。
丧礼与教化。丧礼属于中国古代五礼之中的凶礼范畴，它是亲属或者生前好友等，为死者举行的殓葬祭奠的礼仪。《周礼》卷十八《春官·大宗伯》记载：“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所以丧礼是生者对死者表达的哀思之情，统治者还通过丧礼表达政治理念和精神诉求，甚至还成为向民间社会宣传教化思想的重要形式。
此外，《礼记》卷四《曲礼下》记载：“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所以丧礼与祭礼有很大差异，只有谨慎地为逝者举办好相关礼仪，才能最大程度地凝聚民风彰显社会的和谐理念与儒家教化精神。
魏晋时期是中国社会进入到战争与和平前后交替的重要历史阶段，丧葬礼制在这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既有对秦汉文化的继承也有新时代的政治诉求。建安二十五年（年）曹操在弥留之际，提出无须按古礼举办自己丧礼的政治遗令，他提出“葬毕除服”等极为俭朴的丧葬仪式。
尽管当时尚处在社会动荡时期，丧礼简朴不仅有助于战争取胜和未来国家建设，还有助于推动庶民阶层的崇尚丧葬节俭风气。
但是这样的嘱托并不符合曹操显赫高贵的政治身份，他作为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应该从更深层的角度思考自己的丧礼问题，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崇尚节俭一个目的，那么他究竟基于什么原因拟定的这份遗令呢？
此外，两晋时期还实行九品中正制与中正清议，统治阶级对于不孝之子或不孝行为有很强的打击力度，史书记载有些大臣就遭到清议处罚。
那么如果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对于不孝者的严重处罚不仅仅是为了净化官员队伍，以及维护儒家思想的法统地位，甚至还有安抚社会教化庶民的重要政治考虑。实际上妥善处理丧礼对于加强皇权统治，维持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建构淳朴乡里风气教化百姓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丧礼对于魏晋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不论是曹魏还是两晋都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崇尚简约的曹魏政权与喜好奢靡的西晋政权，在丧礼方面表现一致，这对于庶民的丧礼教化必然影响深远。
主要围绕“曹魏的‘葬毕除服’制度”、“两晋的‘三年之丧’制度”和“两晋丧礼实践、中正清议与社会教化”等三个问题，尝试从一个侧面考察魏晋时期的丧礼与教化问题。
曹魏的“葬毕除服”制度。丧礼是国家的重要礼仪制度，自先秦以来就有严格规定，虽然历代政权都有一定的差别，但大体遵循“三年之丧”。然而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或者在连年战争的背景下，举办丧礼就要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了。
曹操在临终之时，对于自己的葬礼留下了重要遗令。他要求“葬毕除服”，守边将士和有司不要擅离工作岗位，埋葬时无需更换衣服，更不要在棺椁里陪葬金玉珠宝。那么曹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遗令，是否只是囿于战争年代物质短缺国家整体经济低迷，故此才极力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浪费呢？
但是，另一方面，《全三国文》与《三国志》记载的曹操遗令有一定的文字差别，而且
《全三国文》毕竟是清代辑录的内容，它不应该是三国时期的历史原貌。比如“（曹操语）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这里面提到埋葬的具体方位，以及这个位置与历史上的西门豹祠相近之类的描述，这应该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思考“曹操墓”与“西门豹祠”之间的方位关系。
而且此时天下尚未平定，指出临近坟冢的具体方位没有任何益处，特别是对于盗墓成风的汉魏之际，则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再如《全三国文》写作“葬毕便除服”，《三国志》写作“葬毕，皆除服”，很显然二者意思完全相同，但是在字句斟酌上和语气运用上，却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别。
实际上《全三国文》与《宋书》记载“葬毕便除服”完全相同，或许在这方面《全三国文》受到《宋书》的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三国志》的“皆”和《全三国文》的“便”在含义上有很大区别，“皆”为“全部”或“都”的意思，命令的语气比较强烈，符合曹操的王者身份和刚毅性格；
“便”为“于是”的含义，语气顺接较为柔和，有间接叙述问题的史家文风。因此通过上述几点比较，《三国志》记载的内容更为可信。此外，鉴于《全三国文》主要参照《魏志·武帝纪》、《宋书·礼志二》、《世说新语·言语篇》注、《文选》陆机《吊魏武文序》、《通典》卷八十、《书钞》卷一百三十二、《太平御览》诸卷。
因此本文主要基于《三国志》，探讨曹操的丧礼遗令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和时代背景。下面分别从四个方面分析曹操遗令的内在含义。
首先，“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这点确实符合社会现实，由于当时天下尚未安定，地方割据政权相互攻伐战争不断，最大的政治集团刘备与孙权虎视眈眈伺机而动，辽东公孙氏割据一方。
如果曹氏军事集团长时间陷入到丧礼的悲哀之中，必然会影响到辛苦打下的江山社稷，甚至遭到地方偷袭会酿成巨大的政治后果，因此长时间守孝对于国家安全确实存在不利因素。特别是关于“丧礼”有严格的礼制规定。这说明“丧礼”在病人弥留之际，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而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礼仪规范。
所以要想“遵古”实施完整的丧葬礼制，确实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以及精力、物力和人力。曹操对于自己的丧礼主张“未得遵古”，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客观现实。
再进而论之，曹操对于生死观问题应该看得非常透彻，这是他强调不要厚葬的原因之一。而且在东汉末年经济萧条的前提下，曹操强调“不得尊古”是非常睿智的政治选择。
其次，“葬毕，皆除服”。这里曹操主张丧葬仪式结束以后便除去丧服。关于“丧服”在古代社会里，根据级别高低也有显著差别。可以看出丧服有等级森严制度，只有丧礼结束以后才能除去丧服。
但是如果长期服丧其它军事集团前来进攻，必然不适合随时进入战争状态，所以采用“葬毕除服”，对于战争时期具有重要的客观现实意义。再次，“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
曹操的遗令考虑的非常详细，这符合战略家的思维逻辑。他要求守边将士不得因自己的丧礼放松警备，更不可以擅自离开部队。其他官员也要坚守工作岗位。实际上这是担心国家大丧敌军会借机前来偷袭，避免辛苦打下的江山毁于一旦。
而且在战争中，主要将帅突然病逝时，往往采用秘不发丧的方法，这是为了达到稳定军心和迷惑敌人的双重目的。即使是和平年代对于丧事也非常谨慎。最后，“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敛以时服”是指曹操入殓时，就据当时他穿的衣服，无需更换特别准备的丧服。更不要“藏金玉珍宝”，也就是不需要这些宝物陪葬。
结语
尽管表面上说明曹操崇尚节俭不喜奢华，但是更应该从深层看待曹操的想法。特别是陪葬品过多对于死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然而这些仅仅是表面问题，如果透过现象看事物的本质，实际上曹操最担心被盗掘坟墓。由于汉末之际盗墓成风，曹操本人顾虑此事并非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