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气节彪炳千秋的文天祥如是说。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不是一个好的国君，不懂得好好管理国家，做了很多虐民乱政的事情。
晋国正卿赵盾为了国家社稷着想，几次三番的出言劝谏，却被晋灵公厌恶，反而对赵盾起了杀心，并付诸行动。
赵盾避过几次暗杀后想要逃出晋国，这时候他的堂弟加亲信赵穿杀死了晋灵公，从晋国边境迎回了赵盾，赵盾回来扶持新君，继续执掌晋国国政。
太史董狐记载这件事说：“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弒，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
太史董狐认为赵盾虽然逃跑本身没有过错，但在没有逃出国境的时候，国君被赵盾的堂弟赵穿杀死，赵穿迎回赵盾，赵盾也有意包庇，并不惩处有弑君之罪的赵穿，故书之曰：“晋赵盾弒其君夷皋”。
董狐秉笔直书记载下这件事，不因为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是个好的士大夫，也不因为赵盾的权势大，就替赵盾说好话要遮挡他的过错，这是一个史家秉笔直书的气节。
同样是春秋时期，齐国的齐后庄公在位时，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不堪其辱，伺机杀死了齐后庄公。
崔杼不想留下弑君的罪名，就持剑闯入逼迫齐国太史说：“我要你写齐侯是因为得了疾病才突然死亡的。”
结果齐国太史却不受威胁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于是崔杼就一剑刺死了这个太史，太史的弟弟闻讯而来，也据实写到：“崔杼弑庄公”，气急败坏的崔杼又把他杀了。然后太史的小弟弟也据实而书，崔杼才知道杀人也阻止不了史家的秉笔直书，也就无可奈何，不在阻止了。
“赵盾弑君”与“崔杼弑庄公”的故事，反应了早期史家的气节，与秉笔直书的勇气，正是这种气节和勇气，才为我们留下了那些真实又精彩绝伦的历史。
正是有了前人秉笔直书的榜样，留存了丰富且真实可靠的史料，才有了后来司马迁融汇广通，采集众长，写下《史记》这样的让人高山仰止的史学巨著。
渐渐的史学家用曲笔逢迎代替了秉笔直书，用阿谀的言辞取悦君王及当权者，为尊者讳，隐去了多少真实发生的历史。
陈寿“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给我米就在史书中给你立传颂德。
陈寿尚且为斗米折腰，西晋的王沈弃曹髦投西晋，卖主求荣，后编撰《魏书》，多为当权者讳，甚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再往后，唐太宗李世民篡改历史的行为，历来为后人所诟病。
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囚父，踩着鲜血与亲情上位，内心的罪恶感使得这件事成为他不能触碰的逆鳞。
继位后的唐太宗，极力的想要为自己辩驳，所以他勤政爱民，创造了“贞观之治”，他开疆拓土，奠定了盛世的基础，以期用出色的政绩去堵住悠悠众口。
当几乎所有的努力都试过了，内心不得安宁的他转而又惦记上了“秉笔直书”的史家，
《起居注》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是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一般史家是不会给当朝帝王看的。
在唐太宗屡次三番的试探下，终于如愿以偿看到了被房玄龄提前删减过的《起居注》，当他翻阅后没有看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还要说一句，杀死建成元吉的事情，不用避讳，直书就行。
是的，“直书”就行，不能什么都不记载，那样就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大家心照不宣就好。
而宋太宗阴狠毒辣，亏心事做的多，又没有李世民的才干，就只想着封住史家的嘴，他干脆改了皇帝不干涉《起居注》的规定，把帝王阅读《起居注》当做自己的权利，命令参知政事记下的《起居注》必须先送皇帝审阅。
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后世史学家突然就变得贪生怕死了。
这或许就是时代进步所产生的糟粕吧。
正是因为后世史学家的屈从权贵，低头折节，才使得《史记》这样的史学巨著变成“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