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条重要批评原则——“知人论世”的原则为历代文学评论家自觉或不自觉的遵守着，同样，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史学批评领域，尤其适用于对史家和史学著作的把握。
“知其人，论其世”这一原则，成为全面、客观掌握一个史家的必要前提。而要想“知其人，论其世”，则必须从当时社会环境的转变和演化的趋势入手，故本章先述晚明史学思潮的转变和考据史风的兴起，再在此基础上对朱明镐及其《史纠》作一粗浅论述，以达到更好地认识朱明镐及其《史纠》一书的目的。
晚明史学思潮的转变和考据史风的兴起
一晚明史学思潮的转变和考据史风的兴起
自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明朝到年清顺治帝入关，在长达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在朱明王朝的统治下蹒跚前行。
从整体来看，明代史学的发展呈现出特色鲜明、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时段：一是从洪武元年到正德年间；一是自嘉靖以后。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段下透漏着不同的信息，也体现了史学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轨迹。
1发展措施
明朝建立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为恢复元末以来被广泛破坏的封建政治、经济秩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封建国家机器。
政治上：废除丞相制度，施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制度，并设立三司，逐步将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推进到一个新高峰；经济上：朱元璋采取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使社会秩序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较好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局面。
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史学上的体现则是这一时期官修史籍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明代前期史学在发展中呈现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即明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史学的“空疏化”、“泛谈化”现象。
2统治风尚
明朝建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以及人们生活的相对稳定，又加之明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所采取的“力重时文，大兴科举”的统治风尚，致使相当一部分史家在修史、撰史的过程中随性恣意更改内容，大体道听途书即已浅尝辄止，在史书撰写上颇不严肃、客观，致使在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一股以“空疏”、“泛谈”等为标志的风气。这一风气在史坛上颇为流行。
自嘉靖朝开始，在经济上：随着商品贸易的不断扩大，商品流通范围的逐步深入，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东南沿海一带产生，出现了以“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等为标志的早期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在政治上：自明代万历朝开始，朱明王朝政局日渐黑暗，如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却三十多年不理朝政，明思宗在位十七年，但却因其生性多疑。
二朱明镐生平及著述
1家世
朱明镐，明末清初之际太仓（今属江苏）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年），卒于清顺治九年（年）。对朱明镐之世系传承、家族谱系，在其好友吴梅村的书中有明确记载。
朱明镐与其妻曹氏可谓琴瑟相合、伉俪情深。朱氏一生共养育四子一女，四子分别为朱谠、朱诩、朱诏、朱诒，一女姓名则未可查考。
除学问做得好，被“推服为第一”外，朱氏为人强直，不慕金钱、不羡权贵，生活清苦、刚正不阿，以致在朱氏去世时，连丧葬费都是靠友人募集的。对朱氏为人强直这一点。
明朝灭亡后，在看到国破都亡、科举无望的情况下，朱明镐虽未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但在一些诗歌中也流露出了对于故明的深厚思念和对朱明王朝以因外族入侵而导致亡国的伤痛，如《甲申悲愤诗》。
2《甲申悲愤诗》
两首同题却内容不同的《甲申悲愤诗》，在充分表达了朱氏对明王朝覆灭的悲愤之情的同时，也从中暗含了朱氏对南明朝廷所给予的深切期望。但期望仅仅是期望，朱氏并没有因这一期望而像明末其他士子一样转变为抗清斗争的实际行动，而是坚守自己的节操，以明遗民身份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
明朝灭亡后，朱明镐转而“发愤攻古学”，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就，曾与张溥的弟子周肇齐名，世以“朱、周”并称。
也让我们在数百年后得以从《史纠》中窥见朱明镐考历代正史的特色。朱氏一生勤于治学，除上述《分类史》13种外，还先后撰成《书史异同》3卷，《新旧唐书异同》2卷，及《小山杂著》等著作。
朱明镐《史纠》考正史得失
按大时段先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辽金时期”两节在前，又依地域分北朝四史、南朝五史列之于后，第二节大体以朝代为序，以图表述清晰，以对朱明镐《史纠》考历代正史作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一魏晋南北朝正史的考论
朱明镐考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正史，主要考证《三国志》、《北魏书》、《齐书》、《北周书》、《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等合计十部史书。“其书《三国志》以及八史，多论书法之误，而兼核事实”，现逐部论述，以见朱明镐考此时段正史特色。
1考《三国志》
作为一部记载东汉末年到晋统一，魏、吴、蜀三国分治天下的纪传体断分国史，《三国志》一经问世，便受到时人及后世的推崇和重视。陈寿也因其而为后世史家所推重，《三国志》一书也因之被列为“四史”中之一种，考十六部历代正史著作而以《三国志》置其所考诸史之首，足可见朱氏对《三国志》一书的青睐和喜爱。
朱明镐认为，陈寿《三国志》最大的优点是叙事简要，于评论也颇具见地，较为客观、中肯地肯定了陈寿所撰《三国志》“有良史风”。但在指出《三国志》优点的同时，朱明镐认为“其阙有四”。在接下去的一段中，他细致地论述了这四个方面为什么是《三国志》一书的缺失。
对陈寿“曲笔回护”的作史手法予以痛揭。提倡直书，反对曲笔，向来是史家的追求，也是中国史学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对这一点，刘知幾在《史通》中曾撰《直书》、《曲笔》两篇，对这一传统作出过系统地论述。
2、考《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北史》
《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同记魏晋南北朝时北方三朝事迹，而李延寿《北史》通三史为一，成一“通史”著作，与三朝史有诸多联系，故聚北朝四史于一处，加以论述。
北齐魏收撰《北魏书》，记上起道武帝、下迄东西魏灭亡百七十年事，向称“秽史”，为史家所鄙，但不容否认的是，《北魏书》在保存北魏一代史料方面实属可佳，且作为“诏付秘阁”之作，《北魏书》亦必有他史所未备者。
朱明镐《史纠》考《北魏书》，合计条目二十有六，不袭前人既定成说，于《北魏书》多有中肯考评。其间大体涉及对《北魏书》之总评、《北魏书》之“笔误不实”、《北魏书》之曲笔及传记之失，及魏收置个人情感于修史中等四方面，现以此序，递相论述。
是对《北魏书》“秽史”之说，朱氏有替魏收的辩解，也有指明《北魏书》优点所在的论述。魏收《北魏书》撰成后，即在北魏统治集团内引起争论。
朱明镐考《北魏书》，以其严密的考证，对《北魏书》提出了诸多有见地的看法和认识，表现出了高于其他史家的史学素养，其考《北魏书》之论，也成为《史纠》考历代正史中较为重要的一部。
二隋唐宋辽金正史的考论
继魏晋南北朝而下，隋唐宋辽金勃兴，在长达近七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封建王朝不论于经济，抑或文化等诸多方面均达致顶峰。史学尤其正史编纂在这一时段也由私修走向官修。于此时段成书的《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等正史，集中反映了这一趋势。
1考《隋书》
对作为记载有隋一代史事的《隋书》，朱明镐考之较简，只于《史纠》卷三在《北周书》后列条目三条，稍加考辩。这三个条目，分别为《诸志》、《韦世康传》、《房彦谦传》，现逐条浅析，以得朱氏考《隋书》之见识。
在前一小节对《宋书》的议论中，笔者已简单涉及到朱明镐对《宋书》诸志在撰述过程中“断限”无据的不满和批评，考辩《隋书》时，朱明镐则将《宋书》诸志及《隋书》诸志置于一处，两相比对，以见优劣。
朱明镐分析认为，像《宋书》这种并蜀、魏、吴、晋四国之志而入《宋书》，以及《隋书》并梁、陈、后齐、后周四国之志而入《隋书》的情况，作为断代史的体例来讲，这种不遵“断限”之法，叙述直追前代的做法都是不宜取的。
总体来看，朱明镐在对《隋书》一书的考论上，略显薄弱，只三个条目便匆匆而过，而因年代和资料等方面的原因，我们也已无法再深入地推究朱明镐为何未对《隋书》作出细致考辩的原因，但这却是一个遗憾。
2、考《新唐书》（兼考《旧唐书》）
于宋仁宗嘉佑五年（年）修撰而成的《新唐书》，因欧阳修、宋祁等人的增删修饰之功，成为保存唐代历史的又一重要文献，与刘昫《旧唐书》并行至今。朱明镐对两《唐书》颇多研习，于《史纠》卷四及卷六中，对两《唐书》进行了细致的考辩和议论，也足见朱氏对新、旧《唐书》的重视。
朱明镐考两《唐书》，以《新唐书》为主要考论对象，其间从书法义例到史事误等诸多涉及，且在考《新唐书》之间多有《旧唐书》之语，或引而证《新唐书》之谬，或援而指《新唐书》之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对《新唐书》、《旧唐书》两部正史的考证，是朱明镐着力进行的一项工作内容。这一部分的考证，不论是从篇幅上，亦或是从质量上，都在《史纠》一书中占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朱明镐也以其耐心、细致的考证和梳理，为我们更好地认识《新唐书》及《旧唐书》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