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骏，为南朝宋太祖刘义隆第三子，在刘劭杀刘义隆夺得皇位后，他起兵讨伐刘劭并夺得皇位，为孝武帝。刘骏在位10年，年号为孝建、大明。在位期间，宋孝武帝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改革，试图继续维持宋武帝、宋文帝创造的盛世局面，并将皇权掌控在帝王手中。
沈约评价孝武帝：“役己以利天下，尧、舜之心也；利己以及万物，中主之志也；尽民命以自养，桀、纣之行也。观大明之世，其将尽民命乎！虽有周公之才之美，犹终之以乱，何益哉！”。其将孝武帝比作桀、纣，可见对于孝武帝的不认可。的确，孝武帝的每一项政治、经济政策，对后世都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是积极的，但多数是消极的。
一、孝武帝掌权
宋文帝时期，刘劭为太子，后因巫蛊之事，宋文帝欲废太子，刘劭听闻消息后，与其弟刘浚率兵夜闯皇宫，杀害宋文帝，并自立为皇帝，史称宋元帝。刘劭通过弑父获得皇位，为了巩固政权，排除异己，大肆诛杀臣下：“遣人于崇礼闼，杀吏部尚书江湛。文帝左细仗主卜天与攻劭于东堂，见杀。又使人入杀潘淑妃，剖其心观其邪正。”
“又杀文帝亲信左右数十人”。“长沙王瑾弟偕、临川王晔、桂阳侯觊、新渝侯玠，并以宿恨死。”“杀徐湛之、江湛亲党新除始兴内史荀赤松、新除尚书左丞臧凝之、山阴令傅僧祐、吴令江徽、前征北行参军诸葛诩、右卫司马江文纲”。
刘劭大肆诛杀王室成员以及臣下的行为导致人心惶惶，《宋书》评论为“贼劭乘藉冢嫡，夙蒙宠树，正位东朝，礼绝君后，凶慢之情，发于龆齓，猜忍之心，成于几立”。
刘劭因弑父篡位而导致众叛亲离，在位仅三月，即被率兵讨逆的刘骏所击溃，刘劭被俘后遭处斩，并被刘骏称为元凶。
据《宋书》记载，孝武帝初为武陵王，食邑二千户，后“都督湘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湘州刺史，领石头戍事”，“（元嘉）十七年，迁使持节、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将军如故，犹戍石头”。
“（元嘉）二十一年，加督秦州，进号抚军将军。”“明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元嘉）二十五年，改授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持节如故，北镇彭城。”
“（元嘉）二十七年，坐汝阳战败，降号镇军将军。又以索虏南侵，降为北中郎将。二十八年，进督南兗州、南兗州刺史，当镇山阳。寻迁都督江州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四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持节如故。时缘江蛮为寇，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伐之，使上总统众军。”
通过这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孝武帝在即位之前，履任诸州郡，已经具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其影响力和威信力自不待言，这在对抗外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夺位的过程中，刘骏得到了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随王刘诞、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等举兵响应。“己巳，即皇帝位”。其即位后“崇改太祖号谥。以大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州刺史”，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人员分封。
刘骏能够成功登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刘劭叛乱使刘骏具有可乘之机。作为太子，刘劭通过武装力量杀了父亲刘义隆。这种不正当获得皇位的方式违反了讲究“忠”“孝”的中国社会的普遍规则。在封建社会中，“弑君”“杀父”是十恶不赦的罪行，而刘劭同时具有了这两条罪恶，属于“乱臣贼子”的行列。在此情况下，刘骏起兵平叛，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其次，作为藩王的刘骏手中拥有优秀的人才与卓越的军事力量。在治理封地以及对抗北魏入侵的过程中，刘骏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且其麾下拥有沈庆之、柳元景、薛安都等能征善战的大将，如“沈庆之甚练军事，柳元景、宗悫屡尝立功。”“柳元景为谘议参军，配万人为前锋，宗悫、薛安都等十三军皆隶焉”。“旬日内外整办，时皆谓神兵”。刘骏集团具有战斗力超强的军队以及很强的军队凝聚力。
刘骏的义旗一举，其余州郡纷纷响应。随后，“世祖及南谯王义宣、随王诞诸方镇并举义兵”，随王刘诞也加入了讨逆行列，兖、冀二州刺史萧思话也自历城率部至彭城，举兵响应。与刘骏得到广泛支持相反，由于刘劭弑父即位，其军队凝聚力不足，“南谯王义宣及臧质皆不受劭命，与司州刺史鲁爽同举兵以应骏”。刘劭集团陷入孤立的境地，其失败的厄运在所难免。
最后，是其他宗亲以及大势力的支持。刘劭叛乱后，对于刘义隆的近臣以及刘氏宗亲进行了大量的屠杀，这引起这些势力的反弹。刘骏起兵后，在刘劭叛乱中受到打击的势力，如刘义恭等人纷纷投靠刘骏，元嘉三十年“二十五日，江夏王义恭单马南奔，劭遣濬杀义恭诸子”刘义恭作为身处权力中枢的宗王，是最具实力的权臣之一。
元嘉三十年，丁卯，“大将军江夏王义恭来奔，奉表上尊号”。义恭历任录尚书事，太尉，司空，司徒，大司马，大将军等中央要职，他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刘骏称帝的支持度，同时也增强了其战败刘劭的信心。
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刘骏最终打败刘劭等人，登基称帝。其登基后，首先就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自身地位。
二、削弱东宫势力，削减朝臣权力
作为皇储，历代太子势力较大，且与文武百官建立必然的联系，以便在即位后获得众多朝臣的支持，并能够对宗王加以限制。宋武帝时期，增加东宫守卫数量，确立了皇太子拥有超出其他众多皇子的势力的局面。永初元年九月，设置东宫殿中将军十人，员外将军二十人。二年五月，设置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官各七人。宋武帝还设置了“太子冗从仆射，七人”和“太子旅贲中郎将，十人”。
文帝进一步增强东宫力量，把本来“为台职”的左右积弩将军改属东宫，其中“太子左积弩将军，十人。太子右积弩将军，二人”。特别是他“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宫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
文帝不仅防范异姓文武大臣，而且还猜忌宗室子弟，所以才让东宫拥有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规模空前的东宫卫队强化了皇权，但也带来严重弊端。文帝在元嘉三十年自食其果，太子刘劭正是依靠文帝加强的东宫卫队力量，发动政变，杀死文帝，获取皇位。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孝武帝登基后，“乃定非临军毋得专杀，非受诏毋得兴军之制”。大肆裁减东宫卫队数量，同时减少太子周围从属官员，限制太子的势力。“以将置东宫，省太子率更令、步兵、诩军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从仆射、左右积弩将军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马，各减旧员之半”。
在减少太子卫队及属官的同时，孝武帝增加皇城以及宫殿中守卫的数量，“卫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复置。旧一丞，世祖增置一丞”。重新整合禁卫军，使发生于皇城内部的叛乱能够被及时有效地镇压下去。大明元年三月，“制大臣加班剑者，不得人宫城门”。二年九月，“置武卫将军、武骑常侍官”。
六年正月，“置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官”。“宋世祖大明中，复置（武卫将军），代殿中将军之任”。官品由第六升至第五。而武骑常侍官“朝会宴飨，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武骑常侍“车驾游猎，常射猛兽”。
孝武帝削减太子属官，遏制了太子在京城中的势力，虽杜绝了太子篡权夺位的可能，但太子势力减弱，其兄弟出镇为藩王，出镇宗王在以权势收买了地方势力及典签后，军事力量极易膨胀，从而挑战皇权。
孝武帝限制东宫权力的行为，直接导致前废帝即位后，很快被刘彧夺取，“孝武忌同姓亦至矣，子业虐诸父亦酷矣，至于明帝而抑甚焉。”其子孙尽被明帝屠戮，其原本出于巩固皇权的初衷，反而使皇权没有了任何保障。
孝武帝登基后，不仅起用寒人，使其担任朝廷以及军中要职，同时还削减原有官员的权利，增设新的官职，进行官职的调整。
首先，废除录尚书事。元嘉朝时，刘义康独自以司徒领录尚书事，称“宰辅”，又称“相王”。《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载“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令义康选用，生杀大事，或以录命断之”。胡三省注曰：“义康录尚书，故谓其命为录命。”这可以说是录尚书事权力发展的顶峰。这必然对君权构成挑战，君主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威，因而会设法限制其权力，甚至会直接废除这一官职。
孝武帝即位之初，为了笼络宗室，稳定政局，以刘义恭和刘义宣作为录尚书六条事。刘义宣叛乱后，“世祖以义宣乱逆，由于强盛，至是欲削弱王侯”。主要是这一职位的权力过大，已经严重影响到皇权。
“录尚书职无不总……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节”。地位低的朝臣有了录尚书事的头衔，其权力则在公卿之上；而地位高的官员一旦拥有这一头衔，其权力会极度膨胀，他们往往借此掌控朝政，录尚书事的权力往往过大，必然会引起皇帝的恐慌和不安。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四》“徐傅两人官名连书互异”条中提到：“录尚书事者，宰相之职任，六朝人以此为权要之极品，犹唐之尚书令，故每称录公也”。“戊子，省录尚书事。上恶宗室强盛，不欲权在臣下；太傅义恭知其指，故请省之”。
不想让自己的臣属们把持着大权。太傅刘义恭看准了他的心思，所以请求撤掉。《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上》提及，“省录”的原因在于“不欲威权外假”。另外，孝武帝对于宗室的猜疑以及对于权力的看重也是其废除录尚书事的原因。
其次，置吏部尚书二人，省五兵尚书。“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书，而省五兵尚书，后还置一吏部尚书”。故“上时亲览朝政，常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详细说明了孝武帝置吏部尚书二人的缘由，其载“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胡三省注解曰“吏部尚书掌铨选，以其权重，江左谓之大尚书，言其位任与诸曹殊绝也。今置二人以分其权”。
对于吏部这个关键部门，孝武帝设两个尚书，分别向皇帝负责，以避免一人独揽大权，从而集权于自身。裴子野对此评论曰“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另外，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宋孝建二年制，（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余内外众官，皆受停驻”。御史中丞专道而行，除皇太子，尚书令外，其余百官必须停住避让，这种威仪在两晋时尚不曾有过的。刘宋时，御史中丞具体工作是“掌奏劾不法”，其监察权力颇大。宋，齐时御史中丞已职无不察。孝武帝此举，有利于加强御史中丞的地位，易于对百官进行监督与控制。
总结
刘骏时期御史中丞的地位比较高，被御史弹劾的人一般罪名也比较重。“（刘瑀）迁御史中丞。瑀使气尚人，为宪司甚得志。弹王僧达云：‘廕籍高华，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笔端”。
东扬州刺史颜竣，“颇怀怨愤，又言朝事违谬，人主得失。……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前文已提到颜竣随后被免官，并在庾徽之的再次弹劾后被赐死。除了分离、削减朝臣权力，孝武帝还同时限制宗亲王权力，并实行典签监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