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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文事·文学史——中古文体学研究
胡大雷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胡大雷先生在中古文体学领域探索多年的成果结集,全书共六章,主题分别是文体学关涉的“文”的含义,“言笔之辨”和“文笔之辨”,文体学视角的史学和玄学,小说、乐府的文体演变,诗歌的文体功能、诗歌与其他文体的互融,辞赋的文体学来源与演变。
六章基于统一的观察视角,即文体如何从形式相近的内容中抽绎成型、定名成体,如何保有自身的规范、如何与其他文体互动而演变。每章之内选取三四种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各角度互为补充。作者的撰写惯例是在每篇文章起首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回答的问题,随后分几个层次罗列材料、陈述观点,逻辑清晰,架构壮健。
对于中古文体学对应的一些基本史实——魏晋到南朝间文体范畴开始被世人留意,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萧统《文选》的纂集,南朝文学创作繁盛,一人兼作数体而将创作手法泛化推广,使得铺陈、用韵等文体特征在不同文体间流动,造成诗、赋、应用文等文体的新面貌等等——作者的探讨方式是循名责实地落实到文体命名的层面,通过比较文体概念所指的同异,见出文体的定型和变化。因为材料扎实,论述明晰,本书通过分类汇总二十六篇文章形成的架构体系,仍然是今日文体学研究可以时时参照的坚实地基。
作者简介:
胡大雷,男,年生,浙江宁海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选学、桂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文选〉诗研究》《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诗品〉编纂研究》《粤西士人研究》等专著。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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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文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
第一章中古文体的命名与类别
第一节“文”辨
第二节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
第三节中古文体的扩张、互动及非常态化
第四节从“诗笔之辨”到文体三分
——论赋在南北朝的再发现与其文体学意义
第五节《诗品》:目录文体还是总集文体
第二章“言笔之辨”与“文笔之辨”
第一节“言笔之辨”与古代文体学
第二节“文笔之辨”原始
第三节“文笔之辨”与中古政治、文化
——中古“文”“笔”地位升降起伏论
第四节“文笔之辨”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文话”出现于隋唐考辨
第三章史学、玄学与文体
第一节“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与文体生成
——关于叙事诸文体录入总集的讨论
第二节史学文献编纂与文章总集生成
——史书“载文”论
第三节史书书、志体例的生成
——“文胜质则史”辨
第四节玄学与文体学
第四章小说、乐府文体论
第一节小说的文体特点
第二节说体考辨
——兼论《文选》不录说体
第三节中古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
第四节吟唱体的非常态化与超常效应
第五章诗歌文体论
第一节诗歌文体功能与“诗言志”
第二节从抒情诉求到诗体探索
——从汉赋“乱曰”的改革谈起
第三节中古“学人之诗”的类型与诗体革新
第四节论“宫体”在南朝各体文字的蔓延
——“宫体之文”考述
第五节“以赋为诗”考辨
第六章辞赋文体论
第一节赋与《尚书》的渊源关系
第二节赋的文体象征
——“客主以首引”辨
第三节赋的纪实性
第四节“连珠”与“对问”
——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
“言”“笔”语言体制追求统一的趋向
(摘自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当“言”“笔”并立且日益以后者为重时,人们开始思考,“笔”体作为书面语与“言”作为口头语是否应该有所不同?或者说,“笔”作为书面语应该是怎么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尝试着或以语言表达最初的形式“言”的特点为准,或以“笔”体提升“言”体的表达方式。“言笔之辨”的进程告诉我们,文体学发展的现实有着“言”“笔”语言体制追求统一目标的趋向,这是中古时期文体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第一阶段,以“易晓”要求“笔”向“言”的回归。“口出以为言”的口耳相传特性使语言表达随时而变,“笔书以为文”以物质的形式流传而呈凝固化形态,现今看到的还是原有形态,与现今社会的口语表达有不一致之处,即王充《论衡·自纪》解释“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的问题,称其撰写之时,“非务难知”,并不是故弄玄虚让人读不懂,只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
因此,王充得出结论说:“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而这个结论的基础就是:其“口出以为言”者与“笔书以为文”者相同,即口头语与书面语相同,不应该人为造成差异;其论证指向是书面语也应该“易晓”,所谓“文由语也”“文字与言同趋”;他认为文章就要写得与口头语一样明白易懂,所谓“以分明为公”“以荴露(笔者按:敷陈表露)为通”“以昭察为良”。
葛洪继承了王充的观点,其《抱朴子·喻蔽》称“书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书事”,认为口头语与书面语应该一致。他认为写书应该像说话一样,就是要让人们懂,“书犹言也,若入谈语,故为知有”;葛洪实际上是看到了口头表达的“言”与书面语的“笔”的差异,他的立场即是“言以易晓为辨,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
王充、葛洪观点的出发点是语言表达的“易晓”,那么要求“文由语也”“文字与言同趋”及“书犹言也”就是正常的;但他们忽略了从“口出以为言”到“笔书以为文”是语言表达的不同形式,虽理应有所同,但在进化中又理应有所异,文体的语言体制发展到第二阶段,即在某个类似于“易晓”口号下的“言”“笔”语言体制各自的追求。
中国古代有“吟诵”传统,这个共同的口号就是“易读诵”。表面上看,“言”“笔”都要遵循读诵传统,但“口出以为言”与“笔书以为文”二者的“易读诵”路径不同;而总的原则即黄侃“论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所称“文以载言,故文中句读,亦有时据词气之便而为节奏,不尽关于文义”。中古“言”与“笔”的“易读诵”追求就是在兼顾这两方面关系的视野下进行的。
先就“口出以为言”的“诗”来说,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是口语化的,胡应麟称其“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尤其是《孤儿行》《妇病行》,宋长白《柳亭诗话》谓其“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谢榛《四溟诗话》称《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
自曹植始,诗歌进入典雅、华丽的文人化表达阶段,至西晋陆机更变本加厉,刘勰称陆机“缀辞尤繁”,南朝宋时颜延之诗“铺锦列绣”“雕缋满眼”,谢灵运诗“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南朝提出“易读诵”因此而起。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文人诗歌的改革要求,其中最应该注意的是“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及“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这是一种新的诗歌理想。
沈约提出的“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之“文章当从三易”,这是新的诗歌理想的表现方式之一。“三易”的核心是“易读诵”;“易识字”自不待言,难字僻字而不相识,哪里谈得上“易读诵”;而“易见事”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讲诗歌用典的明白晓畅,即《颜氏家训·文章》所载邢子才常说的:“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忆语也。”
永明新体是以严格的规则来实现“易读诵”,锺嵘《诗品序》批评这种规则的“擗绩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但也认为“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
只不过社会的潮流是要以人工化达到“易读诵”的目的。这是“口出以为言”的“易读诵”,也是艺术追求下的“易读诵”。诗歌语言要经过提炼已是社会共识,“易读诵”并非纯粹的口头语甚或俗语,如果这样做的话是要受到嘲笑的,会引起人们对诗人才能的鄙视,如《魏书·崔辩传》载口头语作诗:“葛荣闻其才名,欲用为黄门侍郎。巨伦心恶之。至五月五日,会集官僚,令巨伦赋诗,巨伦乃曰:‘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以此自晦,获免。”
再就“笔书以为文”来说,与诗歌从脱离口语化又回归人工化的“易读诵”的历程不同,散文经过了从口语化到骈化——“笔书以为文”的“易读诵”的历程。
我们先来看曹操《掩获宋金生表》:“臣前遣讨河内、获嘉诸屯,获生口,辞云:‘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言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臣辄部武猛都尉吕纳,将兵掩捉得生口,辄行军法。”
从此文可见《文心雕龙·章表》称“魏初章表,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符合事实。但魏代散文又渐渐崇尚起对偶、藻绘、用典等,至西晋陆机之文,骈体初成;宋齐之时,骈体正式成立;徐庾时,骈体成熟。
骈文最重要的规则之一是声律,讲求声律,一部分目的是为了讽诵朗读时的口吻流利,也可以说是“易读诵”。从这一点讲,骈体的要求偶句、隶事,也与“易读诵”有相当的关系。
先说偶句。骈,两马并驾,骈文的要求就是以偶句为主,而偶句“因为两句结构相同,并且,这种结构相同的句式反复不断展开,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流畅快适的韵律节奏”。
再说隶事,孙德谦《六朝丽指》称:“文章运典,于骈体为尤要。考之六朝,则有区别焉。梁简文《叙南康简王薨上东宫启》:‘伏惟殿下,爱睦恩深,常棣天笃。北海云亡,骑传余稿;东平告尽,驿问留书,呜呼此恨,复在兹日。’此陈古况今,并以足其文气也。倘无北海两人故事,文至‘爱睦’二语,不将穷于辞乎?故古典不可不谙习也。有此古典,借以收束,而文气亦充满矣。”故刘永济称“切意之典,约有三美”,其三即“气畅而凝”。因此,骈文的形成也是统辖在“易读诵”的方向下的。
这样,无论是“口出以为言”还是“笔书以为文”,其语言运用都统一在古代“易读诵”的传统之下,只是实现的路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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