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代文学理论语境中，“诗学”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文学理论概念，一般指的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用法，意谓“论诗的技艺”，也泛指对文学艺术的研究，如法国让·贝西埃等主编的《诗学史》所使用的“诗学”概念，涉及到的实际上是西方的文学理论。霍克海默曾说，“概念的变化是反映现实的运动的”。也就是说，每个概念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就已有的材料而言，汉语中的“诗学”一词则源自唐宋，指的是“作诗的技艺”，或曰“作诗之学”，如蔡梦弼称杜甫“自唐迄今，余五百年，为诗学宗师，家传而人诵之”，而非西方文论的总名，或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文学理论”、“诗歌学说”。
中国的“诗学”观念实际上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形成。翼奉所谓“诗之为学，情性而已”，可能是比较早的中国诗学观念的表达，只不过翼奉的诗学观念受到汉代经学的制约，难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诗学学科。本文所谓的“诗学”，指的是“诗歌的学问”，即关于诗歌的知识、技艺和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诗学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先秦的“诗文之学”到汉代的“《诗经》之学”再到魏晋之后的“诗歌之学”，中国诗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多元一统的理论形态到回归诗歌情性本位，或者说经历7科书、礼乐志和法律文书，到将诗歌作为文人自我生存修养和人生旨趣寄托的过程。我们通过《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中的诗学文献可以看到这种转化过程的历史痕迹。二
《世说》叙事简约，语言精炼，其中所载“才性四本”“《易》以感为体”“《五经》鼓吹”“风骨清举”“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形似”“神似”等清谈轶事对魏晋南北朝诗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在《世说》和刘孝标注所引用的典籍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涉及诗学文献有91条，这些诗学文献是我们了解魏晋诗学发展的重要材料。
征引诗作以刻画人物个性，是《世说》诗学文献的第一个特征。如《德行》篇吴隐之所赋《贪泉诗》“石门有贪泉，一歃重(《晋书》卷九十《吴隐之传》作“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突出了广州刺史吴隐之革除政弊的勇气和“不见可欲”的品行。《雅量》第六记桓温“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之时，谢安讽咏嵇康《赠秀才入军》“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诗，因其“洛生咏”之重浊洪亮，更显其器宇轩昂，凌然正气，遂使桓温趋解兵甲，使王、谢大家转危为安，晋阼之运，得以延续。
《豪爽》篇载王敦咏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桓玄咏阮籍“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实则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一以曹操自喻，一以“梁王”双关———“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为阮籍《咏怀诗》之三十一的诗句，阮籍诗中的“梁王”指的是西汉的梁孝王刘武，桓玄借指东晋梁王司马珍之。王敦、桓玄的问鼎之心，于所咏之诗昭然若揭。而简文帝诵庾阐《从征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则道出被彊臣桓温所压的忧愤之情。
但《世说》引用得更多的是《诗经》。据张喜贵研究，《世说》有四十多则故事与《诗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有的直接引用《诗经》的题目，有的用《诗经》的诗句来表达与原意并不相同的思想内涵，还有的将《诗经》中的诗句化为生活中的语言加以运用。我们这里仅就直接引用《诗经》原文的条目作一分析。
《言语》第二“边文礼(让)见袁奉高(阆)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刘孝标注引《文士传》曰：“边让字文礼，陈留人。才儁辩逸，大将军何进闻其名，召署令史，以礼见之。让占对闲雅，声气如流，坐客皆慕之。让出就曹，时孔融、王朗等并前为掾，共书刺从让，让平衡与交接。后为九江太守，为魏武帝所杀。”边让为汉末“高才”，深得蔡邕敬重，称其为“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陈琳说他“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后汉书》卷八十《边让传》也称边让“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依陈琳和范晔之说，边让似乎不是那种一见上司就举止失措，“颠倒衣裳”之人。孰是孰非，这里不论，但边让以《诗·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回答袁阆，反倒使边让的形象更加真实。同篇又载：孙盛为庾公(亮)记事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齐庄”是孙盛第二子孙放字。《言语》篇“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条刘孝标注引《孙放别传》曰：“放字齐庄，监君(孙盛)次子也。年八岁，太尉庾公(亮)召见之。放清秀，欲观试，乃授纸笔令书。放便自疏名字。公题后问之曰：‘为欲慕庄周邪？’放书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谓宾客曰：‘王辅嗣应答，恐不能胜之。’卒长沙王相。’”于此看来，孙盛之子孙放早慧敏捷，处变不惊。庾亮为东晋明穆皇后长兄，权势倾天，年仅七岁的孙放竟然在如此校猎场面中将《诗·鲁颂·泮宫》“无小无大，从公于迈”脱口而出，不可不谓早熟的天才。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简文帝当年作抚军时曾与权臣桓温一同入朝，让桓温走在他前面，也曾引用这两句诗以表白自己的“谦恭”。《言语》第二曰：
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温)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桓温所引为《诗·卫风·伯兮》诗。虽然表面看来桓温为简文帝侍从，但其所引之诗却咄咄逼人。《说文》曰：“殳，以杖殊人也。《周礼》：‘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旅賁以先驱。’”段玉裁注曰：“《周礼·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盖亦执殳矣。”简文帝司马昱此时为抚军将军，对桓温的“谦恭”，实际上是他内心胆怯的表现。简文即位后，“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是时(桓)温威势翕赫”已在此显露端倪。较之于孙放对庾亮的回答，简文可谓颜面扫地。所以后来王世懋说：“(孙放)小儿语，乃胜简文。”一个是不惊不诧，无所畏惧；一个是小心翼翼，惴惴不安，年龄和权位的双重反差，凸显了人物的鲜活和生气。
值得注意的是，孙放年仅七岁，就已经能够将《诗经》烂熟于心，这与郑玄的婢女对《诗经》的信手拈来如出一辙。《文学》第四曰：“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郑玄为大儒，其婢女以《诗·邶风·式微》和《柏舟》中的两句诗一问一答，设身处地，恰如其分。尤其是发问的女仆，将本为卫国邑名的“泥中”转化为指称地上的具体情境，机敏神奇，令人称赞。郑玄婢女巧用《诗经》到极点，以致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的真伪。除此以外，《世说》引用《诗经》比较突出的还有《排调》第二十五：
习凿齿、孙兴公(绰)未相识，同在桓公(温)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荆蛮，敢与大邦为雠。”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注：“《小雅》诗也。《毛诗》注曰：‘蠢，动也。荆蛮，荆之蛮也。猃狁，北夷也。’习凿齿，襄阳人。孙兴公，太原人，故因诗以相戏也。”王文度(坦之)、范荣期(启)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砾在后。”在这种对话式的叙事结构中，引用或化用《诗经》的警句，能够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含蓄地表现出来，使故事结构显得更为紧凑。更为重要的是，《世说》对《诗经》的引用，折射出《诗经》地位的变化。东汉末年，随着朝纲解散，礼乐失序，“以《诗》断狱”一变而为世俗生活话语，为诗学从“《诗经》之学”转型为“诗歌之学”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边让、孙放、习凿齿、孙绰、王坦之、范启等人和郑玄婢女对《诗经》的引用便是这种转型的显著例证。
从《世说》引《诗经》还可以看到，永嘉南渡以后，《诗经》古乐虽然大都亡佚，但《诗经》的词句却依然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成了文人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隋书·儒林传叙》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毛公。”陆德明也说：“《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继王肃撰《毛诗》二十卷后，魏司空王基又撰《毛诗驳》一卷、《毛诗答问》和《驳谱》共八卷，晋长沙太守孙毓撰《毛诗异同评》十卷，晋徐州刺史陈统撰《难孙氏毛诗评》四卷。刘宋一朝，《毛诗》更为盛行。贺革治《毛诗》，裴松之年八岁，通《论语》《毛诗》；周续之通《毛诗》六义，雷次宗明《毛诗》，有《毛诗序义》二卷，阮宗之撰《毛诗序注》一卷，徐广有《毛诗背隐义》二卷，孙畅之撰《毛诗引辨》一卷、《毛诗序义》七卷，何堰撰《毛诗释》一卷，《毛诗》的注解撰述人之多，恐为六朝之冠。
据此可知，《世说》所引《诗经》，当为南北共同遵奉的《毛诗》及郑《笺》。
三《世说》中的诗学文献在中国诗学史上具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檀道鸞关于谢混变革晋宋诗风的论述。《文学》篇第四“简文称许掾曰：‘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条注引《续晋阳秋》曰：(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犹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从文笔来看，这段话有可能是檀道鸞《续晋阳秋》的《许询传》里的“史论”，与《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史笔相似。檀道鸞的《续晋阳秋》今已不存，但其史料价值却很高。刘知几很看重檀道鸞的《续晋阳秋》，认为唐修《晋书》遗略了很多《续晋阳秋》中的“美事”，比如，将原本载于檀道鸞《续晋阳秋》的《刘遗民传》《曹缵传》删去。周一良在评论魏收的《魏书》时说：“六朝修史最喜载文，《魏书》亦然，然所载诏令奏议皆关系政治，当时形势往往藉之始显。虽云载文，实同纪事。诏令奏议之外，载诗文者犹有二十六传。”檀道鸞《续晋阳秋》的这一段史评，也印证了周一良“六朝修史最喜载文”的评价。
檀道鸞，金乡(今山东省济宁市)人，宋尚书金部郎、永嘉太守。《续晋阳秋》，《隋志》著录，题“《续晋阳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姚振宗据《宋书·长沙景王刘道憐传》《南齐书·王僧虔传》所载高平檀珪《与王僧虔书》等考证说，刘义庆本生母长沙檀太妃与“(檀)道济兄弟行也”。檀氏一族，似亦因此贵显当世。檀道鸞的《续晋阳秋》于南朝诗学到底有多大的贡献，因《续晋阳秋》亡佚，今难以置评。不过，如果我们将《晋书·文苑传序》：
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综採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与檀道鸞《续晋阳秋》的这一段论述相比较，则不难看出，《晋书·文苑传序》在历叙诗歌发展，特别是晋宋之际的诗歌发展时，仅列举张载、陆机、潘岳、夏侯湛、应贞、曹毗、庾阐等人，不及孙绰、许询，割掉了从玄言诗向山水诗转折的关键诗人，其诗学文献价值亦因此大打折扣。也可能正是因为檀道鸞的论述比较符合晋宋之际诗歌发展的历史状况，沈约、刘勰、钟嵘、萧子显等人才秉承其旨而踵武增华，发表了与檀道鸞《续晋阳秋》大同小异的诗史评论。《宋书·谢灵运传》所谓“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殷)仲文始革孙(绰)、许(询)之风，叔源(谢混)大变太元之气”明显是檀道鸞观点的再版。钟嵘《诗品序》“先是郭景纯用雋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谢混小字益寿)斐然继作”的观点，几乎对檀道鸞的说法照章全收。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淑)孙(绰)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与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殷)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的评价依然未出檀道鸞《续晋阳秋》之藩篱。
换句话说，《世说》刘孝标注所保存下来的这一段檀道鸞《续晋阳秋》关于诗歌发展的文献弥足珍贵，是我们了解晋宋之际诗歌演变历史的重要文献。四《世说》和刘孝标的注释中还保存了不少魏晋时期的歌谣谚语。唐修《晋书》将其中的歌谣谚语采进史传，故清人杜文澜《古谣谚》辑录时依《晋书》而不从《世说》。未入《晋书》者，杜文澜仅辑录《赏誉》篇中的“洛中雅雅有三嘏”“洛中铮铮冯惠卿”“冯才清，李才明，纯粹邢”三条。实际上，《世说》和刘孝标注释中的歌谣谚语远远不止《晋书》所采。今刘义庆所辑有6条，7刘孝标注引有10条，涉及到虞预《晋书》、《魏略》、《中兴书》、邓粲《晋纪》、檀道鸞《续晋阳秋》、《汉南纪》和《灵鬼志》。以下仅就《汉南纪》和《灵鬼志》言之。
《言语》第二“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条注引《汉南纪》：谞(刘孝标注曰：“荀爽一名谞”)文章典籍无不涉，时人谚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方正》第五“苏子高事平”条注引《灵鬼志·谣徴》：
明帝初，有谣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硕，峻弟也。后诸公诛峻，硕犹据石头，溃散而逃，追斩之。
《伤逝》第十七“庾文康亡”条注引《灵鬼志·谣徴》：
文康(亮)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看者于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旐车。”后连徵不入，寻薨，下都葬焉。
《忿狷》第三十一“王大(忱)、王恭尝俱在何仆射(澄)坐”条注引《灵鬼志·谣徴》：初，桓石民为荆州，镇上(时)〔明〕，民忽歌《黄昙曲》曰：“黄昙英，扬州大佛来上(朋)〔明〕。”
刘孝标又注曰：“少时，石民死，王忱为荆州。佛大，(王)忱小字也。”
刘孝标注引歌谣谚语的典籍，除虞预《晋书》、邓粲《晋纪》等被唐修《晋书》采入外，《汉南纪》和《灵鬼志》今已不存。《汉南纪》，又名《后汉记》。《隋志》题“《后汉记》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薛莹撰”。薛莹字道言，沛郡竹邑(故城在今安徽宿县北二十里)人，薛综之子。薛莹的《汉南纪》被后世誉为“波属云委，灏瀚苍郁，洵良史手”，其书有清康熙年间钱塘人姚之骃辑本。
《灵鬼志》，《隋志》《唐书·经籍志》题为“三卷，荀氏撰”。《新唐书·艺文志》题为二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荀氏不详何人”。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谣徴”为《灵鬼志》“分篇”之名，叶德辉也疑“谣徴”为篇目。《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引《灵鬼志》曰：“河间王颙，既败于关中，有给使陈安者，常乘一赤马，俊快非常，双持二刀，皆长七尺，驰马运刀，所向披靡。关西为之歌曰：‘陇上健儿字陈安，头细面狭肠中宽，丈八大槊左右盤。’”由此可知，《灵鬼志》恐成书于西晋初年，至梁时犹存。
歌谣谚语，于史有补，观风察气，功莫大焉。郭店楚简“有物有鲧而后谚生”“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之说，道出了歌谣对社会发展、陶铸情性所起到的作用。《汉书·艺文志》著录“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中也有《吴楚汝南歌》《周谣歌诗》七十五篇一类，说明史家很看重民间歌谣的作用。《世说》中的这些歌谣谚语，大都是百姓对循吏良相、桢干之臣的赞誉，也有对世事变化的担忧和猜测。无论是刘义庆辑录的还是刘孝标引用的歌谣谚语，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魏晋名士的风流轶事和当时的社会变革，甚至还有道德评判，它们实际上也起到了“兴、观、群、怨”的作用，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世说》中的“诗叙”也具有重要的诗学文献价值。如石崇的《金谷诗叙》和王羲之的《临河叙》(《兰亭诗集序》)，再现了那个以自然天性为第一追求的时代的文人生活情景和审美情趣。而《言语》第二“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条注王珣《游严陵濑诗叙》：“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条注王珣《游严陵瀬诗叙》：
“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门题目》曰：“道壹文锋富赡。孙绰为之赞曰：‘驰骋游说，言固不虚。唯兹壹公，绰然有余。譬若春圃，载芬载敷。条柯猗蔚，枝幹扶踈。’”
和《轻诋》第二十六“褚太傅初渡江”条注所载谢歆的《金昌亭诗叙》：谢歆《金昌亭诗叙》曰：“余寻师，来入经吴，行达昌门，忽睹斯亭，傍川带河，其榜题曰‘金昌’。访之耆老，曰：‘昔朱买臣仕汉，还为会稽内史，逢其迎吏，游旅北舍，与买臣争席。买臣出其印绶，群吏惭服自裁。因事建亭，号曰“金伤”，失其字义耳。’”则为我们了解六朝僧诗和诗人轶事等，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五现在的问题是，《世说》何以能保存下来这些诗学文献？其原因何在？我们只要看看同时期葛洪的《西京杂记》、干宝的《搜神记》、刘敬叔的《异苑》、殷芸的《殷芸小说》等，就不难看出《世说》征引诗学文献的独特性。桓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如果说《世说》所引歌谣谚语属于“丛残小语”，那么所引《诗经》则不可视作“短书”。刘义庆在《世说》中引用《诗经》的动机，有人说，是他的儒家世界观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刘义庆身上有儒家仁爱思想，而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诗经》自然会在他编撰《世说》时得到引用。除此以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避乱江左的中原世家大族和过江武力强宗经过百余年的较量，终于在东晋末年有了结果。出身门阀世家的司马氏让位于“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凡鄙无识知”，但却以铁马金戈横扫大江南北的彭城刘氏。也可能是因为出于军功而无世家大族的文化优势，“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这两种变化明显体现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交替更迭”。刘宋一朝，特别是宋武帝与宋文帝甚为重文。武帝戎马倥偬，却也横槊赋诗，大有一洗“伧楚”之耻，由赳赳武夫摇身而变为文学世家的浩然之气。傅亮、谢晦多从武帝北征赋诗。《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曰：“行至彭城，高祖大会戏马台，豫坐者皆赋诗，(王)昙首文先成，高祖览读，因问(王)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门户何寄。’高祖大笑。”文帝将文学与史学、儒学、玄学并列，抬升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因此时的文史分类界限还比较模糊，史书编撰依然掺杂着诗文成分，如周一良所说，“最喜载文”。今沈约《宋书》中，纪、传、志、论均有诗文载录其中。如卷二《宋武帝纪中》所载“《诗》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卷二十七《符瑞志上》载“孔子《河雒谶》曰：‘二口建戈不能方，两金相刻发神锋，空穴无主奇入中，女子独立又为双。’二口建戈，‘刘’字也。晋氏金行，刘姓又有金，故曰两金相刻。空穴无主奇入中，为‘寄’字。女子独立又为双，‘奴’字”，卷二十九《符瑞志下》“史臣按：《诗》云：‘先集为霰。’《韩诗》曰：‘霰，英也。’花叶谓之英。《离骚》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飘颻’是也。然则霰为花雪矣。草木花多五出，花雪独六出”，卷五十一《长沙景王道怜传》附子《刘义宗传》“谢方明为郡，方明子惠连爱幸之，为之赋诗十余首，《乘流遵归渚》篇是也”，同卷《刘义綦传》“(始兴王)濬兄尝谓义綦曰：‘陆士衡诗云“营道无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等等。但沈约所修《宋书》，多取宋朝之国史。《南史》卷七十七《徐爰传》：“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使(徐)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49王鸣盛考证，沈约“仅续成永光至禅让十余年事”。他说：“沈约《自序》，称‘于齐武帝永明五年春，被敕撰《宋书》，至六年二月，《纪》《传》毕功，表上之’。约卒于天监十二年，年七十三。永明五年，年四十七。约自言百日数旬，革带移孔，精神素非强健。四十七八，已值衰暮。其书一年便就，何速如此？盖《宋书》自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递加撰述。起义熙讫大明，已自成书。约仅续成永光至禅让十余年事，删去桓玄、谯纵、卢循、马鲁、吴隐、谢混、郗僧施、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十三传而已。”也就是说，作为国史的《宋书》的编撰时间与刘义庆编撰《世说》的时间非常接近。文帝之时，文学独立一馆，为“爱好文义，为宗室之表”的刘义庆编撰《世说》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其书征引诗学文献，犹如何承天诸人编撰国史“最喜载文”一样，都是时代风气使然。第二个原因是，刘义庆身边的诗人骚客对编撰《世说》的影响。《宋书》说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鲍照“贡诗言志”于刘义庆，“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擢为国侍郎，甚见知赏”，刘义庆薨后，鲍照甚至为其服衰三月，从中可见刘义庆与诗人的交往深得诗人之心，而这些诗人也为刘义庆撰写《世说》立下汗马功劳。又《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曰：“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何)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勗，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诣第叙哀，何勗谓袁淑曰：‘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便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都是参与《世说》撰写的重要文人。袁淑喜好俳谐文，作有《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等类似《世说新语·排调》“头责子羽”一类的文章；陆展，陆徽弟，为臧质车骑长史、寻阳太守，臧质谋反兵败，陆展因“尽质复灼然”被诛；何长瑜为“当今仲宣”、谢惠连之师，深受谢灵运知赏。《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说，谢灵运从谢方明会稽郡府上将何长瑜车载而还。日本学者川胜义雄根据《谢灵运传》的这一记载，认为何长瑜是刘义庆编撰《世说》的主要成员。何长瑜与刘义庆因此“韵语”的恩怨这里不论，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些喜好歌诗韵语的文人在编撰《世说》时，恐自然留意诗学文献，因而在其书中保留了许多关于诗歌创作、鉴赏的理论和诗人的逸闻趣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魏晋南北朝诗学的发展历史。总之，随着诗歌在晋宋之际的发展，特别是宋武帝和宋文帝的倡导，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编撰《世说》时，为了突出人物形象的个性和语言的精炼隽永，在书中引用了不少包括市井歌谣谚语在内的诗学文献。这些诗学文献受到同时代诗论家的赞同和引用，不仅是我们研究《世说》的重要材料，而且也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诗学的重要材料。中国自上古起，诗史难分。实际上，《世说》及其注释之所以受到后世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的历史真实性，而刘义庆、刘孝标所引载的诗学文献，或曰“以诗证史”，同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所载录的诗学文献一样，突出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这是《世说》诗学文献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往期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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