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回顾了鸦片战争至民国期间中国人传统的“天下”体系和“夷夏之辨”认同理念随着西方侵略和中西交流的逐步深入而被转换为“民族国家”体系的历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于本文中指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自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和话语体系进入中国，中国原有基于“天下”体系和“夷夏之辨”群体分野的政治、文化秩序已不复存在。中国人只能在列强主宰的“新天下”秩序和洋人主宰的新语境下学习如何理解外来西方话语（如“民族”）甚至如何界定自己原有话语（如“夷”）的定义，与此同时，在极为屈辱的氛围下努力探索如何在新的国际规则（实质是列强制定并强力推行的“丛林法则”）中“救亡图存”，探讨如何“保国保种”，如何在勉强保存下来的国土上重新构建自己的国家。马戎教授认为，我们今天需要对近百年来中国人接受的所有源自西方并已在国内广泛应用的政治、文化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中认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寻找可能的共性，分析差异的由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比较中真正认识西方世界，并因此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国家与社会。”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年第1期，澎湃新闻获得授权转载，分上下两部分刊出。以下是下半部分。
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五、“种族”、“民族”等词汇的引入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在论及民族主义时指出：“当西方核心社会（它们将自己界定为民族）的影响范围扩大时，属于或寻求进入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超社会体系的社会实际上除了成为民族之外别无选择。”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国家建构，不可能离开“民族”这个概念。在今天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民族”已经成为常用的核心词汇，进入立法和司法体系。但是就该词汇的现代涵义而言，它并非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而是直至晚清才从外部引进，其内涵及应用也始终处于争议之中。可以说对这一词汇及其意涵的讨论，贯穿了晚清、民国乃至今天的人民共和国时期，也成为理解近代中国人如何重新确立认同意识及构建现代中国思想脉络的核心。
（一）汉文历史文献中的“民族”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的牙含章先生（—）在其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对“民族”的解释是：“汉语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有些学者认为，“民族”一词在中国古代社会已被使用，举例之一是《南齐书》卷五四“顾欢传”中的“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似乎在南齐时期（公元—年），人们已使用“民族”一词。该卷“校勘记”中，对“民族弗革”的校勘是：“‘民’南监本及《南史》、《元龟》八百三十作‘氏’”。《南齐书》的中华书局版经王仲荦点校，宋云彬编辑整理，参校了明朝南监本、北监本、《南史》、《册府元龟》等历代文献，采用周星诒、张元济、张森楷的三种《南齐书校勘记》，校勘工作十分仔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李大龙认为，“据此，‘民族’则可能是‘氏族’传抄之误所致”。
不论此处的“民族”二字是否“氏族”传抄之误，我们
很难以此认定在中国古代即有一个指向清晰、内涵稳定、持续应用的“民族”概念，更难以与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民族”（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56个“民族”）的内涵相联系
，它们属于源头不同的知识体系。年初版后不断续编修订的《词源》，在“民”字下的45个词汇中始终没有“民族”一词，可见这一词汇进入社会公认用语的时间较晚。
（二）19世纪汉文文献中的“民族”、“种族”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思想体系逐步全面进入中国，受到外来思想及译文话语的影响，晚清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在思考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使用“种族”、“民族”、“宗教”、“政权”、“国民”这些全新的外来概念。
“民族”概念不仅被用来理解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内部的群体关系，而且这些词汇也被应用于描述和分析历史上的中国社会
。
据学者考证，具有一定现代意涵的中文“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年普鲁士人郭士立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申谕中外诸民族，悔罪伏奉耶稣救世者之教也。”。另一处常被引用的是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九月刊“乔舒亚降迦南国”，该文写道：“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编者也是郭士立。欧洲人把“nation”译为中文的“民族”，这一译法对中国学者无疑具有影响。
西方人首先发明了“种族”（race）概念并将其介绍进中国。年，一篇探讨如何根据肤色来区别人类的文章最终由西方人用中文发表出来。严复在年发表于《直报》的文章中介绍了西方的种族观念及体质特征：“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已。”荷兰学者冯客（FrankDiktter）指出，当达尔文学说被严复在19世纪后期系统介绍进中国之后，中国传统的群体划分体系中作为最重要标准的“文化”被抛弃了，种族成为确定集团成员身份的标准。这是中国传统群体意识和政治认同体系的重大历史转折。
年王韬（—）应英国传教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服务，参与翻译《圣经》等书，遍访多国并广泛接触海外读物，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年，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论及“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发奋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这可能是中国人首次把“民族”这一汉文词汇应用于中国，但这里的“民族”一词似仍为“族类”的泛指，而且当时未被中国知识界普遍沿用。
梁启超先生（—）是晚清民国时期著述颇丰并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他在用词方面的变化可以大致反映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演变进程。在至年期间，梁先生使用的群体称谓是“种族”，这无疑受到严复著述的影响。年他在“变法通论”中论述“种族之争”，主张“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年，他在“春秋中国夷狄辨序”中提到“后世之号彝狄，谓其地与其种族”。年，他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论及“西戎莱戎陆浑戎羌戎淮夷赤狄白狄长狄等，各各种族，杂处于内地”，在称呼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类群体时，他使用的也是“种族”一词。
（三）作为族类的“民族”和作为国族的“民族”
学者王柯认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家们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几乎无一例外都诞生于日本”。他认为，
晚清中国人接受的“民族”概念，是“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
。在日本，英文的“nation”最初被译为日文的“国民”，“明治前期还没有形成今天的日本人日常使用的‘民族’的概念”。年，地理学家志贺重昂（—）在《日本人》发刊词中提出“大和民族”，而“‘民族’一词之所以能够在日本这样一个民族成分单纯的国家里产生并流行之，就是因为它可以强化日本国民中‘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
换言之，作为一个新的群体认同意识，“大和民族”论的提出为日本现代“国族”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年，中文《时务报》专门登载日文报刊译文的《东方报译》一栏中开始出现“民族”一词，很快就受到中国知识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