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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背文书是我国现存的一种珍贵的古代文书，其内容涵盖范围较广，原始性较高，价值多样，是我国的一种亟待开发的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种宝贵的档案资料。当前对于纸背文书的研究已经进入到全新的阶段。从档案学的角度研究纸背文书，主要侧重于对其内容的研究及文书的整理编纂，从而扩大其利用范围，以发挥其最大价值，为中国古文书学、中国档案史研究提供最新的、极具代表性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本文主要对纸背文书及其编纂等相关的内容进行探讨，以供借鉴。
一、引言
为了便于对纸背文书的研究与利用，首先应对纸背文书定义，产生背景与发展历程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1.纸背文书的定义
纸背文书是指具有双面史料价值的古籍的纸张背面的古代文书，包括古代官府在处理政务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公牍类文书（如：公文、公告、呈状、档册等），也包括私人书信、手札、契约等，内容丰富多样，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今人对于纸背文书的发现纯属偶然，即对散页的《王文公文集》进行整理时发现了纸张背面的文字，由此发现了这批珍贵的史料，便用“纸背文书”一词进行称谓。
2.纸背文书的产生背景及发展历程
纸背文书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纸张的稀缺。在纸张形成的初期，由于资源的匮乏，人们为了节省书写材料，会在已经利用过的纸张的背面继续书写文字。据历史考证，东汉时就已有纸背文书的记载了。《后汉书》卷94《延笃传》中注引《先贤行状》曰:“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唐溪典以废笺记与之。”[1]由此可见，纸背文书在东汉时就已产生。
到了唐代，产生的纸背文书也较多，其中的敦煌石室部分写经纸张背后的文字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纸背文书。《南齐书》卷54《高逸传·沈马粦士》曰:“马粦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2]，“今按：近年敦煌发现之北朝及唐代写经，往往利用旧文书及户籍册之反面以书佛经，即所谓‘反故’也”[2]。
宋代的公文纸张质量极好，为了避免纸张的浪费，在废旧公文纸背面印刷或抄写书籍，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公牍类纸背文书。周广学先生言：“宋代以用过的纸张背面抄写或印刷文献的现象最为兴盛”[3]。目前系统整理公布的《宋人佚简》和《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就是宋代纸背文书的编纂成果。
受宋代的影响，元明时期也产生了大量的纸背文书，其中流传下来的纸背文书以明代居多。清代纸背文书的数量极少，原因有二：一是纸张丰富，不再为书写材料发愁；二是纸张质量不好，不足以承载双面使用。清末民初学者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言:“大抵明以前官文书纸皆坚好，反复可用。”[4]，“近代官物滥恶，部院公文，率以毛太纸书之，军机处奉旨字寄督府，其纸满方尺者绝少，字迹尤劣”[4]—。可见，清代公文纸的质量极为普通，不能与以往相提并论，这从侧面说明了清代纸背文书极少的原因。
现存的纸背文书多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一些重要的省市级和高校的图书馆也保存有少量的纸背文书，还有一些留存于海外。由于极其珍贵，纸背文书的流传范围极小。对于纸背文书的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如日本学者杉村勇造20世纪30年代发表《元代公牍零拾》一文，对4件公文纸背元代文献进行了释录说明”[5]14。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竺沙雅章的《汉籍纸背文书の研究》一文，对我国纸背文书的数目和保存地址进行了系统整理，使纸背文书正式进入到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中。但是，我国对于纸背文书的研究是随着《宋人佚简》和《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公布而正式开始的。从年到年，关于纸背文书研究的项目已有6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会的批准。由此可见，人们愈发重视对纸背文书的研究了。随着人们对纸背文书的不断发现、收集与整理，纸背文书将更多地被应用到相关研究领域中去，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二、纸背文书的内容及价值
从档案学的角度研究纸背文书，只有准确把握好纸背文书的内容，才能将其准确地应用到相应的档案学研究领域，继而准确地发挥其档案价值。
1.纸背文书的内容
我们将其分为以下四类内容进行解说。
（1）文书类纸背文书
此类文书是指古代官府、宗教、书院及其他社会机构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包括呈状、公文、公告、契约、字据等，其内容多为官府在处理公务活动中产生的公务类信息。此类内容的纸背文书数量最多。如宋代夏竦的《集古文韵》5卷就是用“开禧元年黄州诸官致黄州教授书状纸背印”[6]，现存于国家图书馆；明佚名辑《明文记类》2册“此本用纸为明代嘉靖九年、十年浙江海盐县官府之公文纸，记载有关海盐粮仓一类史料”[7]62—63，现存于哈佛燕京。
（2）册籍类纸背文书
此类文书是指书籍、文册、账册、档册、户口册子、粮册、官册等这些册籍类文书，其内容多为古人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一系列流水账式记录性信息。“这类文献的数量也相对较多”[3]。如宋代朱熹的《中庸或问》2卷是用“元泰定间江浙行省各路户口钱粮册等公牍纸印”[6]，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宋代毛晃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5卷是用“元初的户口册子的纸背印”[6]，现藏于上海市图书馆。
（3）书翰类纸背文书
此类文书是指古人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书信、手札、简帖等，其内容多为古人在交往活动中产生的情感类和礼仪类信息。此类内容的纸背文书数量较少。如元代郑元佑的《侨吴集》12卷就是用“明人笺翰简帖”[6]的纸背印刷而成，现存于国家图书馆；汉代扬雄的《扬子方言》13卷是用“南宋枢府诸公交承启札”[6]的纸背印刷而成，现藏地不明。
（4）其他
此类文书则是包括上述三类中所不包含的文书，其内容为诗稿、图纸、试卷、小说等，这类纸背文书的数量极少。如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14卷就是“用广东海阳县试卷纸反面印刷，正面有试士制艺及海阳县印，曾藏于浙江王氏治庄楼，现藏地不明”[6]；宋代陆游的《放翁先生剑南诗稿》85卷“用宋人诗稿背面印，现藏地不明”[6]。
纸背文书的内容基本包括上述四大类，其内容多为公务类信息。对于公牍类文书，我们应多从档案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以发挥其在中国档案史研究和中国古代档案管理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2.纸背文书的价值
无论在实体上，还是在内容上，纸背文书的价值都是多样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丰富充实了历史档案大家族
随着《宋人佚简》和《俄藏黑水城文献》（涉及纸背文书的为第6册，主要为宋西北边境军事文书）的发现及整理出版，大批的宋代文书涌入人们的视野当中，大大丰富历史档案的内容、种类及数量，这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国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的空白，除了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唐六件”之外，国内档案馆保存时间最早的历史档案就是元代的历史档案，在国内外，现存的宋代文书或宋代历史档案极为稀少，现存宋代文书除了新发现的《南宋武义徐谓文书》，基本上就以宋代纸背文书最具代表性。同时，有些文书堪称为历史档案的精品，鉴赏性极高。随着对纸背文书的不断挖掘和发现，将会有更多的纸背文书加入历史档案这个大家族中，其家族也会不断壮大。
（2）切实考察古代公文写作制度
公牍类文书是严格按照公文的用纸、用字及写作格式等要求形成的，它是研究古代公文写作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宋元明时期，对于公文的撰写均具有严格的规定。以元代为例，“元代的公文用蒙文、回回文、汉文等多种文字拟制、颁发”[8]，“对公文中的时间、错字、数字和官员、署名都有明确的要求与规定”[9]59，存在严格的文书缮写制度，研究元代的公牍类纸背文书可以切实考察元代公文写作制度。
（3）为考订古籍版本提供依据
纸背文书是依附于古籍纸张的背面而存在的。利用公牍类文书，可以考订古籍版本信息。如宋代文书“诸架阁公案非应长留者，留拾年，每叁年壹检简，申监司差官覆迄，除之（充官用，有余者出卖）。”[10]，利用流入民间的公文纸张背面制成的古籍，其成书时间至少是在该公文形成后的十年。考究文书内容，确定文书形成时间，可以进一步确定或缩小该古籍的形成时间或时间范围，即纸背文书为考订古籍版本提供参考性和凭证性信息。
（4）提供补史类和证史类资料
纸背文书被称之为“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11]1，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宝贵的档案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与凭证作用。同时，纸背文书的“数量有待新的发现与补充，其赖以存世的档案管理制度值得推究与讨论，其蕴含的多方面价值亟需肯定与揭示，其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总结与推广”[12]2。如《宋人佚简》里的公牍类文书为研究宋代的行政管理、官府设置、财政政策等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大大填补上宋代史料界的空白，同时也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佐证类资料。
除了上述四点价值之外，纸背文书还具有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纸背文书大多由具有一定书法功底的文人书写，其中不乏有字体优秀的文书，这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同时，纸背文书的纸张还是研究当时朝代造纸水平的最佳素材。由此可见，纸背文书的价值是极为丰富的。
三、纸背文书的编纂
纸背文书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保持着内容的原始性，受到学术界的青睐。为了扩大其使用范围，首先应对纸背文书进行编纂，尤其是对于公牍类文书的编纂。同时，纸背文书多为孤本，急需快速整理编纂，以防万一。
1.纸背文书的编纂成果
纸背文书保存于古籍纸张的夹缝中，由于古籍极其珍贵，不可轻易拆分，因此已明确其内容的纸背文书数量很少，继而导致其编纂成果较少。目前，仅有《宋人佚简》和《俄藏黑水城文献》这两种纸背文书编纂成果。
《宋人佚简》影印的是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的纸背文书，于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按原始文献原样大小彩色影印套色出版”[13]前言，11，共有5册，前4册为佚简类文书，包括宋人之间的往来书信，第5册为公牍类文书，包括绍兴末至隆兴初舒州官府的各种公文。《宋人佚简》为研究宋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珍贵的档案史料。从档案学的角度研究《宋人佚简》，应多对第5册公牍类文书进行探讨。《宋人佚简》第五册收集的为“绍兴末至隆兴初舒州官府公文，共五十余件（其中五件残页），一百一十七纸，涉及州院、签厅、判厅、司理院、使院、作院、兵马司、甲仗库、秤斗务、在城税务、在城酒务、天庆观、兴化禅院等官衙官务和寺院”[13]前言，2—3，其中与酒务内容相关的文书过半。这些公牍类文书是研究南宋时期的各种政务内容和在城酒务运行状况等的珍贵档案资料。
《俄藏黑水城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陆续出版，从年到现在已出版至第24册，计划出版共30册。该书“由汉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和西夏文佛教部分三部分构成”[14]前言，1。“文书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语言、宗教等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国古代唐至元代特别是西夏、宋、金（包括伪齐政权）时期历史的原始资料，价值极大。”[15]前言，1—2《俄藏黑水城文献⑥》（即《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影印了页汉文公牍类文书的图片，但是文书的件数尚未确定，孙继民先生在《俄藏黑水城所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前言中写到：“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认为这批宋代页文书分属于81件。而根据笔者的统计，文书的件数应该是74件，而非81件”[14]前言，4。但具体多少，还需要研究者细细考证。但这些文书可以明确分为两大类，即军务类文件和军人与家属的书信，但大多数内容为“北宋末南宋初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及下属延安府、保安军、金汤城、第七将、德靖寨等单位形成的文书”[14]前言，9，其文书大大丰富了宋代西北边境战争中的研究资料。
孙继民先生对《宋人佚简》第5册和《俄藏黑水城文献⑥》进行了错简复原与录文整理，并研究了部分文书内容，其研究成果汇集在《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和《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这两本书中，为中国古文书学、中国档案史研究提供了价值较高的文献资料。
2.纸背文书的编纂方法
对于纸背文书的编纂，既要遵守一般的编纂原则，也要参考前人的编纂思想及方法，尽可能完善其编纂成果。其编纂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文书的件数与页数
对于纸背文书的编纂，首先要确定文书的件数与页数。这里的件数与页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页数是指纸背文书共有多少页，而件数则是指纸背文书共有多少份，一件完整的纸背文书至少是一页。对于页数和件数的确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对于件数的确定。因为有的一件文书可能有很多页，且排列多为无序的，这就需对每页文书的内容及形式进行考订，确定每件文书具体包括哪几页，才能科学宏观的把握每件文书的内容，进而对每件文书拟定标题。如《俄藏黑水城文献⑥》中的文书共页，但文书的件数还未确定，可能是81份、74份或者其他，这就需要编纂者对文书的件数继续考订。
（2）对文书标题的拟定
纸背文书的内容是多样的，这需要对每件文书拟定标题以方便查找利用。“档案文献的标题，是对一件或一组档案史料的内容和组成成分的准确概括和揭示”[16]。拟定标题时，要用最客观凝练的文字概述最完整的内容，准确揭示文书中的作者、受文者、内容、时间、地点、文种等。这些因素并不要求标题中完全涉及，但拟制的标题一定要客观简练，使人一目了然。除此之外，对内容的揭示不可有思想上的偏颇，一定要客观公正。
（3）对错简进行缀合和复原
有些纸背文书并不是完整的，有的可能由于自然的风化碎成多个小碎片，有的则由于人为的裁剪成若干页而分散排列，这就需要对这些文书进行缀合和复原。
①对于文书的缀合，编纂者可以以纸张、笔迹、内容、格式、时间、形成机等为依据，以确保文书缀合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对于能够明确缀合顺序的文书，要严格按照内容的先后顺序依次拼接，争取还原到文书的原样，即在同一标题下，“根据缀合后的顺序标注一、二、三、四等序号”[14]凡例，2，同时在题解中注明各页文书原先的位置及缀合的依据；对于不能明确缀合顺序的文书，则按照统一的整理编纂方法，“在同一标题下每页分标（一）（二）（三）……，这个标号一般只表明是同一文书的之一、之二、之三等，并不一定表明先后顺序”[14]凡例，1，同时在题解中注明各页文书原先的位置，并标以问号以示疑惑；对于“不能缀合的单页文书只录标题”[14]凡例，2，并在题解中注明其位置及原因。
②对于错简的复原，首选原则是按时间的顺序进行排列。即先排列年月日明确的文书，再排列年月日不明确的文书。对于“年月日均不明但可以判断在某年号时期者，排列于该年号之后；年号也不明者，排列于朝代之后”[14]凡例，2。同时，也可按照公文的写作格式进行复原，如：“对《宋人佚简》第一册向汮书简中的第六、七、八通进行了错简复原。其复原的主要方法是宋启四六文的写作体式，然后再结合其他方面，使书简缀合有章可循”[17]21。除此之外，也可以按照主题内容进行复原，即将反应同一历史主题的各份文书集中，然后再按时间顺序排列，但按主题内容排列文书不易使利用者了解该批文书的原始状态，一般不建议按照主题内容复原。
（4）对文书的加工
对于文书的加工，要尤为注意对内容的转录，文字的校勘和标点的添加这三个小点。
①对于纸背文书内容的转录要严格按照编纂原则进行。现已公布的《宋人佚简》和《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这两种纸背文书编纂成果中收录了大量的影印图片，对该文书进行转录时，要以图片为依据，将繁体字转录成简体字，并严格按照原文书的格式进行转录。《俄藏黑水城所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凡例中写到：“原件中有倒字符号者，径改；有废字符号者，不录；有重叠符号者，直接补足重叠文字；有涂改、修改符号者，只录修改后的文字；不能确定哪几个字是修改后应保留的两存之。有涂改符号者，能确定确为作废者，不录；不能确定已涂抹的文字，则照录。原写于行外的补字，径行补入行内；不能确定补于何处者，仍照原样录于夹行中。以上情况均酌情出校”[14]凡例，2。
②对于文字的校勘，纸背文书中一定有错讹、脱漏、重出、颠倒的文字存在。为了保证阅读的畅通无误，编纂者需要对这些文字进行考订和校勘。对于文字的校勘，《俄藏黑水城文献》在叙录[18]附录，1中写到：叙录本文内高度、宽度单位均为厘米。每行字数或以刻本行规范字数计，或以写本行所存最多字数计。录文中“／”表示原文转行另起，“□”表示所缺字，“〔〕”表示推补字，“〈〉”表示拟补字，“？”表示未能识别字，“”“”“（或“……”）”表示上缺、下缺、中缺多个字，“（）”表示改正字，“（？）”表示对前一字未能确认。除有特殊意义者，俗字一般不予保留，径改为正字，也不加“（）”。
③对于标点的添加，在对文书正文内容加标点时，首先要反复的阅读全文，掌握全文的大致含义，结合文字的前后意思添加标点。同时，“要掌握文言文讲究对仗工整的特点”[16]，不要轻易破坏文书的原始结构。在加标点时，要明白文书术语，理清各级衙署之间文书的层层照转关系，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添加标点的无误性。
（5）撰写辅文及插图
对于辅文的撰写，主要是对注释、序言、编辑说明以及目录进行撰写，它是编纂中的重要部分。例如《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就由汉文版序言、导言、黑城汉文遗书叙录、附录和译者后记这五个部分组成，其中的辅文部分对该书的编纂情况及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略得当的阐述，很好的辅助了读者对本书的认识。同时，在对汇编内的文书进行介绍时，一定要插入必要的图片以帮助读者对文书的理解。《宋人佚简》和《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就包括了汇编内文书的所有图片。
对于纸背文书的编纂，编纂者一定要严格遵守编纂原则，并结合纸背文书的实际情况进行编纂。对于不能确定的文字，一定要原文照搬，不可轻易更改，要始终报着宁缺毋滥的态度进行这项工作，以求质量，而非数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进而科学的促进中国档案史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纸背文书“即是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也是已经跻身中国古文书领域庞大家族的一员和新丁”[5]15—16。纸背文书为中国档案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我们应加大对纸背文书的整理与编纂，以发挥纸背文书在中国档案史研究中的价值。但是，在对纸背文书进行研究及整理编纂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装帧隐蔽性强，阅读相对不易”[3]；内容零散，不完整而又不系统；“资料量少难得”[3]，再比如，纸背文书的形成是废旧的纸张再次加工而成的，其成书与用专用纸张制作的书籍在某些方面是不一致的，这主要反映在规格体例上。在制书的过程中，由于纸张的大小或内容的需要会纸张进行适当的裁剪或粘贴，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书籍的规格发生变化。再加上各个朝代对于公文用纸的体例要求不同，这就造成了朝代与朝代之间制作的纸背文书规格体例上产生差异。由此可见，纸背文书的规格体例是不尽相同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来解决。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9]册1，1。因此，我们要勇于克服一切困难，争做学术最前沿，为中国古文书学、中国档案史研究添砖加瓦。无论未来的研究方向有多难，只要努力，终会克服。同时也相信未来对于纸背文书研究将取得更加丰富的成果，甚至会得到意料不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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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台世界》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