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该书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全书五百卷，引书四百余种，汇集了近个故事，为宋前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太平广记》的编纂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因素。北宋初期，大业既成，海内始治，武功歇而文治兴。自唐末之后，五代纷争，政权迭起，长期的战乱使书籍文献大部损毁散亡，宋太宗初年即开始下诏大修类书，有史实、典故一千卷名《太平御览》；野史小说五百卷名《太平广记》；诗文一千卷名《文苑英华》等。《太平广记》引书众多、内容丰赡，分92个大类，多个小目，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世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保存了十分丰富的材料。
《太平广记》中出现为数不少的涉蕃小说，这些小说几乎涉及到了唐蕃交往的各个时期，唐蕃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可以在这些小说中找到踪迹。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诸多的社会文化因素。
一、唐代文士的史学意识的深刻影响
唐代文士具有强烈的史学意识，这是唐五代小说和历史发生密切联系的心理因素。唐代是一个史学高度发达的时代，自唐高祖起官方修史就成为制度，《晋书》、《梁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都是由官方修纂的，包括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五代沿袭唐代的修史风气也修纂了《旧唐书》。这些史学成就是史学高度发达的明证。另外，唐代文士都非常看重修史，把修史看作是一项神圣而荣耀的事业，也是唐五代文士的人生追求之一。
在这种重史的氛围下，唐五代小说家也有意识的把自己的创作向史学看齐，在自己的作品中尽可能的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故事取材的内容。这一点我们从唐五代小说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唐五代小说很多是以“传”、“记”、“纪”、“志”、“录”命名的，如《柳氏传》、《古镜记》、《纪闻》、《宣室志》、《玄怪录》等。
唐代文士对小说作品有一套自己的评价标准，即以“史才”、“实录”为标准。这种评价标准强化了小说家在小说创作中史学意识，使得大量的历史事实进入小说创作中去。
另外，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很多作品都是作者抱着“补史之阙”的态度创作的，他们在作品中公开声称其创作的主旨在于补正史之不足。尤其在唐中后期，笔记小说数量大增。
中唐以后，由于时局的动荡，史籍亡散，史书的编修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种情况更激发了一部分人的补史意识。
所以，小说家创作笔记小说意在作为正史的补充。而这些笔记小说相当大一部分都收录到《太平广记》中去。唐中后期，随着国势的衰落，吐蕃对唐朝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补史笔记小说中与吐蕃有关的事也在增多。这些与吐蕃有关的笔记小说也随之被《太平广记》收录进去。
在涉蕃小说中，小说家的史学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部分的涉蕃小说都是有史实根据的，在不同程度上与正史史料的记载保持着一致性。特别是一些涉及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故事，诸如有关员半千、哥舒翰、李泌、郭子仪、李光弼等在唐蕃交往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在小说中的记载大都与史料的记载相一致。
二、唐小说的发展和猎奇特性
小说发展到了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创造了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次辉煌。唐小说在创作手法和艺术特色方面比魏晋六朝志怪小说都有质的飞跃，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唐小说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
唐代拥有一支可观小说创作队伍。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小说创作者。唐代小说著述在数量上也是相当可观的，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统计，唐五代单篇传奇与小说集达二百二三十种，共有五千余篇（条）。
唐代小说的繁荣发展，为后人留下了相当多的小说书籍。以至于宋初李昉等人整理书籍文献时，无法忽略这些书籍的存在，也是宋初《太平广记》编纂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小说内容方面，唐代小说的描写题材得到了很大的扩展。魏晋南北朝以鬼神为主要题材的小说逐步让位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上自皇帝官僚，下至市井小民，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都成了小说的描写对象，纷纷出现在小说作品中。
这种在题材上的开放，使得小说家可以放开手脚，写自己想写的故事，写自己感兴趣的事。而在唐代，吐蕃一直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也是文士们关心的话题。如《太平广记》卷一五○《李揆》条中就记载了一次朝廷在选拔人才时以《答吐蕃书》为考试题目。
因此，当时士人在准备考试时也会把社会热点的吐蕃问题大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