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侄子、临川王、江州刺史刘义庆率领一班幕府文士编成的，原名《世说》。所谓“世说”，就是世间各种道理的解说，通过讲故事而说道理称为“说”，这样的“说”，又通常包括言与行两方面。《世说》分为36门，多条，大约8万字，所记主要是东汉晚期、三国、两晋时期贵族名士、雅道风流的特言独行、逸闻趣事。
古往今来，《世说新语》获得的评价极高。明朝的王世贞推崇：“正史之外……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几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冯友兰先生认为：《世说新语》堪称“中国的风流宝鉴”；鲁迅先生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就连当代历史学者葛剑雄先生为《南京传世名著》中的《世说新语》写推荐词，他写到：“论文辞优美，简朴隽永，此书可谓篇篇珠玑，是文学中之极品……妙语玄谈，虚实僧俗，寓意深刻，境界无穷。”某种意义上说，《世说新语》可谓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与思想风貌的百科全书。
《世说新语》节选以王子猷为例，看《世说新语》对名士言行的影响
虽然中国的文人，有正有邪，有雅有俗，有清流有迂腐有酸臭，但主动或被动之间，还是习惯自视为名士或愿意被视为名士的。那么，如果您也想做名士，不妨对照对照《世说》里记载的名士，照着他学，起码在形式上就可以了。
我们以《世说》里一位大名士王子猷为例，他是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王徽之字子猷。他出生于年，逝世于，我们看看这位东晋大名士的言行做派。
比如做官，《世说》记载：“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处，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做官而不管事，竟至于此！
王子猷种竹图比如任性，《世说》记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想见朋友了，就赶一宿的水路，不想见朋友了，就造门而返，率性以致任性如此！
比如喜好，《世说》记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原来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诗意出自王徽之的这类雅事。
王弼魏晋名士三类名士与《世说新语》
当然，《世说新语》之所以被推为“名士的教科书”，还在于书中记载的众多名士，言行做派各具风格，比如按照传统的说法，魏晋名士可分三类：
第一类名士是正始名士，他们的显著特征是服散第一类名士以活跃于曹魏正始年间（-年）的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为代表，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服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嗑药。
《世说》记载何晏之语：“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这五石散又名“寒食散”，是由白石英、紫石英、石钟乳、赤石脂、石硫黄五种矿物质调配而成的，据说服五石散，既能长寿，还能锻炼减肥，使得身材如玉树临风，双目则清澈明亮，这又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真是何乐而不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当昂贵的五石散，归根结底是种毒药，久服或过量就会引起中毒，导致死亡。悲剧的是，按照当时道家与医家的理论与实践，这些矿物质都被列为上品之药，所以服散致死者，可以理解为服法不当，而公认最会服散的何晏又是被杀的。于是这场服散嗑药运动，伴随着魏晋南北朝，持续了多年，多少的名士因此残废甚至丧生！
同样悲剧的是，服散以后种种有异常人的举动，又被视为名士风度，为世人与后人仰慕。比如服散以后，周身发热，导致皮肤敏感，容易磨破，所以不能穿新衣服或洗后浆过的衣服，而服散以后的快速散步，又会出汗，两相叠加，于是尽管熏香、仍然充满汗渍的宽大的旧衣服里，便会长出虱子，这样就有了“扪虱而谈”即一边捺着虱子、一边挥麈清谈的名士奇观。
竹林七贤第二类名士是竹林名士，他们的显著特征是喝酒第二类名士里最典型的就是“竹林七贤”，即以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位为代表的一派名士。曹魏正始、嘉平之间，他们经常相聚于竹林之下，相聚后的主要事情就是清谈喝酒，除了嵇康以外的六位也都非常能喝。其实能喝酒、酒量大，与是不是名士没有必然关系，那么竹林名士是如何喝酒的呢？
以刘伶为例，《世说》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反击讥笑他的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屋室是我的裤子，你们诸位干嘛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呀？”
意思就是说，我喝我的酒，你们管我那么多干嘛！
《世说》又记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这是说，夫人劝他戒酒，刘伶要夫人准备酒肉，他要敬祝鬼神，发誓戒酒，刘伶发的誓言却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就又喝酒吃肉，酩酊大醉。如此喝酒，才当得上名士吧，而在竹林七贤之后，酒才成为中国文学“永恒的主题”、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标志。
第三类名士是中朝名士，他们的显著特征是不务正业“中朝”本来指西晋，其实中朝名士可以包括两晋南朝的大多数名士。《世说》记载东晋名士王恭“不打自招”的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也就是说，这些名士的外在表现是，无所事事或者不务正业，酣畅饮酒，又“为赋新词强说愁”或“吾将上下而求索”地清谈着人生的困惑、生死与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妙追求。
刘伶醉酒图魏晋三类名士现象背后的实质
《世说新语》记载的这三类名士，您倾向哪一类？其实，您要想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士，关键还在于透过上述的现象，理解名士的本质。
从本质上说，第一类正始名士处身宗室曹爽与重臣司马懿的争斗漩涡之中，纠结于到底选择哪个主子、上哪条船？一旦选错主子、上错船，就有可能身首异处乃至夷灭三族，所以他们感慨人生无常、悲伤性命短促，反过来，这又促使他们执着于服散嗑药，以追求生命的长度。
至于第二类竹林名士的肆意畅饮，看似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其实，他们喝的大多是闷酒、苦酒、含泪带血的酒，当其时也，司马师、司马昭阴谋篡窃之势已成，并且残酷地剪除异己，于是竹林名士借酒浇愁、借酒远祸、借酒装糊涂，毕竟喝酒有助于进入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酒后说错话、做错事可以有回旋的余地，久醉不醒也是逃避政治斗争、远离人事纠纷的有效手段。
而相对于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大部分的第三类中朝名士，位居显要，锦衣玉食，他们的服散纵酒，既没有痛苦的思索，也缺乏光明的追求，他们少了正始与竹林的精神，有的只是空虚的、病态的乃至变态的形迹。
陶渊明总结：
当然真正的名士不局限于《世说新语》里面记载的这三类名士，还有《世说新语》里没有记载的陶渊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命为“五柳先生。他好读书，不求甚解，著《归去来兮辞》，写《桃花源记》，他的诗中篇篇有酒，这样的陶渊明，堪称六朝名士最后一抹灿烂的晚霞。
如今，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知世论人，知人论书，才能读懂《世说新语》，才能亲近《世说新语》里面的名士，与他们对话，从而成为当世真正的名士。